唐代诗人白居易继承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写下了大量的新乐府诗歌，例如有名的《买谈翁》、《红线毯》、《观刈麦》等，都是对弱势者的痛苦和不幸表示同情的。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的《窦娥冤》，站在正义的立场上，对受冤枉的弱势女子窦娥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同时对制造冤案的坏人进行了严厉的谴责。清代小说家蒲松龄在其《聊斋志异》中写了大量处在弱势地位的女子，其中《竇氏》就很有代表性。这个女子受丈夫的迫害而死，死后化为厉鬼进行报复。现代文学中，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们写了大量表现弱势者和不幸者的小说，鲁迅的《祝福》、《故乡》等很有代表性。开放以来，一些正直的作家较为客观的描写了文革受害的弱势群体，像张贤亮的《绿化树》，写出了他们的痛苦和抗争。
　　
　　 外国小说家更是如此。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的《雾都孤儿》、《远大前程》、《大卫.科波菲尔》等都是以不幸的少年儿童为主人翁的。英国感伤主义作家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写了一个纯洁的女子因被迫犯法而被处死的悲剧，引起世界读者的同情。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写了一个痴情的女子被无辜处死的事件，震撼人的心灵。雨果的《笑面人》描写了一个不幸者关伯兰，写他被制造成畸形的笑面人之后的痛苦生涯，以及他的悲剧结局。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写的《被侮辱与损害的》表现了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少女的悲惨命运。
　　
　　 以上列举古今中外作家创作的例子，旨在说明：真正的作家应当是弱势者和不幸者的代言人。
　　
　　 这好像是一条永恒的规律。为什么正直的作家不为那些所谓强者歌功颂德却将同情心倾注到这些弱势者和不幸者身上呢？这就是区别于动物的人类的悲悯之心。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宣扬这种同情不幸的思想。产生于西方的人道主义也是如此。这似乎跟近几年经济学们大肆宣扬的所谓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观点相矛盾。但是也许就是因为人类有这个特点才成为人类。动物界是无意识的，更没有道德意识，没有什么同情心，他们为了生存可以相互杀戮相互吞食。但是人类却相反，他们可以相互同情，相互帮助。而真正的作家们往往是人道主义者，他们怀着一颗悲悯之心，关注那些弱势者和不幸者，写出他们的痛苦和要求，为他们鸣不平，或者给他们指出前进的道路，鼓励他们活下去。当然有的纯粹写了一个悲剧，但也以此启发人们在这世界上怎样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可以说同情弱势者和不幸者是正直作家的天性。
　　
　　 由于生存竞争的规律，任何社会都有一个弱智群体，开放以来也不例外。由于竞争的加剧，或者天灾人祸，一些人变成了弱势者和不幸者。其中下岗工人就是最大的弱智群体。作家决不能按照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来看问题，以为只要写这样的题材就会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就影响安定团结，破坏和谐。恰恰相反，写出这些弱势群体的痛苦生活和挣扎，正是为了引起当权者的注意，使他们产生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动机。这正是为了避免动乱，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
　　
　　 但是看一看文学界的现状则令人不满。一些人为了自己的私利将目光投向了那些强取豪夺的暴发户和贪官污吏之类的所谓强势者，真有阿谀献媚的嫌疑。电视屏幕上自然也有表现弱势者的故事，但更多的却是写强势者的文治武功和文韬武略。其中皇帝戏最典型，也最没有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还有大量小资的无病呻吟，无名的忧伤，浅薄的爱情。大量出版的小说，其作者背弃了自鲁迅以来文学为人生的传统，丧失了作为一个作家的起码的人道主义情怀，不去关注下层人民和弱势者的命运，而去写色情暴力，写违法乱纪的所谓强者。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在一些人的手里，文学已经不是伸张正义的事业，而是赚钱的行业。这些作家们已经没有什么人格，没有同情，没有悲悯，在他们脑子里只剩下赤裸裸的金钱二字。
　　
　　 但是文学也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当人们已经看够了那些宣扬声色暴力歌颂豪强的图书和影视之后，当人们已经看厌了那些描写虚假爱情的小说和影视之后，人们就会回过头思考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转而追求那些有思想有品位的文学作品的。
　　 2009-2-22莱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