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娘家也在碾儿庄。二姨把母亲叫姐，我就得把她叫姨。说叫姨，其实只大我三岁。在我的眼里，她却像个大人。我家院子后墙外有棵柿子树，柿子红了的时候，她就爬到树杈上。她并不摘柿子吃，而是坐在树杈上梳头，梳完了用一根红头绳把头发束起来。
　　 “手伸出来，姨给你摘个柿子！”二姨看着站在树下傻头傻脑的我喊着。她的手一扬，柿子就落下来。我仰着头，伸着手，就是接不到她扔下来的柿子。我身前身后的地面上，洒落着柿子破碎后红红的液汁。
　　 那年，我十岁，二姨十三岁。
　　 起风了。是秋天的风，裹挟着玉米的叶子在空中飘舞。二姨穿出街巷，在村边的小路上疯跑。那红头绳随风扬起，在我的心里荡起一阵温馨。二姨的红头绳是她娘用一个鸡蛋换的，村里其他的女孩儿都没有，二姨就显得张狂。我追着她跑，是想看清那红头绳是怎样把她的头发扎成马尾巴样的。跑近她，我想摸摸那根红头绳，二姨歪着头，就是不让我摸。她瞪着我说：“看你，像个女娃娃。”
　　 也许，我天生就带有一种女孩儿的性格。一根红头绳，竟让我魂不守舍，有时竟然会进入梦里。二姨越是不肯让我摸，我就越是向往。第二年夏天的一个中午，二姨在麦场睡着了。远远的，那红头绳像是一束火焰，燃烧着我的心。我悄悄地走近她，把那根红头绳解了下来，抚摸着它的柔软，闻着它的气味……二姨突然醒了，她一把夺过我手上的红头绳，“弄啥吗？你。”她呜呜地哭了。
　　 在岁月的俯视下，我和二姨都渐渐地长大了。女大十八变。上了中学，二姨不再那么张狂了，话也少得多了。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她总是一个人默默地行走。忧郁，忽然就降临在她身上。有时，我想陪她一起走？她总能想出法子不和我同行。远远的，我怅怅地尾随在她的身后。她头上的红头绳，已经有些褪色，但在火红的蘳光下，依然在我的眼里放射出绚烂的光芒。
　　 作为男孩儿，我自然要远离她——虽然说叫姨。但是，在我的少年岁月里，我是那样希望贴近兹。这时的我，不但受到那根红头绳的诱惑?而且，我还想走进二姨的埃灵。我想问她：你的心里装着什么巧伤？
　　 再后来，红头绳对村里的女孩儿已经没有了吸引力，她们的头上，戴上了红红绿绿的发卡或者蓝色的蝴蝶结，变换着头发的样式。唯有二姨，依然用红头绳扎着头发。好多次，我想问她为什么舍不得扔了那根红头绳。可是，我不敢问。我隐约感到，她心灵的一角，一定潜伏着某种悲伤的阴影。
　　 二姨读完了高中，就在生产队里挣工分。她的娘一年前去世了，两个哥哥也娶了媳妇分房另住。家里就只剩下她和爹。我还在读高中，有时星期天也去地里干活。在欢声笑语的场面下，二姨的脸色严峻得宛若一块冰。在她的阴影中，我也无法快乐。恍惚间，我忽然发觉，她头上的红头绳不见了。
　　 二姨二十岁了。她要出嫁了。这时，我才知道，二姨在十三岁时就由她的娘做主，许配给十里外蔡家坡一户人家。她娘在世时，二姨没说愿意，也没说不愿意，她用沉默留给了娘一个永远的谜。
　　 出嫁前的那天傍晚，二姨在我家的门外徘徊。我从地里回来，她把我引到后墙外，喘息着从衣袋里掏出那根久违的红头绳，迟疑着说：“你不是想摸么？给你。”我接过她手上的红头绳，黑暗中，虽然看不清它的颜色，但上面遗留着二姨的一丝体温，让我的心一阵哆嗦……二姨抽噎着，我的鼻子也酸了。
　　 夜色里，二姨飞快地跑了。她把那根陪伴了她十年的红头绳留给了我，作为永久的留念。
　　 黎明前，二姨上路了。我家的后墙外，已经新修了大道。蔡家坡迎亲的花车经过那儿时，那棵已经枯死的柿树不由自主地呻吟了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