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由于商品大潮的冲击，物欲横流，人情冷漠，成了不可否认的现实。然而，人世间并不只剩下金钱与交换，时代的主旋律仍然是真善美压倒假恶丑，仍然还有正义与真诚。我说的是本人亲身经历的事，它是一曲真善美的赞歌。
　　 1995年11月23日，我收到了一封寄自东北长春的陌生朋友的信，信的落款是胡兆华。我们相隔万里，素不相识，他是从一张信息小报上得知我的家庭住址的，并知道我是一个民间诗人。他看到了一则我在信息小报上登的为人修改诗词的小广告，于是试探地给我寄来了一组三首小诗，总题目是《过客吟》，三首小诗的三个小标题分别是《寻路》、《征程》、《归途》。这几首诗原来是8个字一句，每首4句，是写他的人生经历的，他请我为他修改。
　　 我一贯为人老实，忠厚，对朋友以诚相待。收到他的诗稿后，我花了很多时间为他修改，从意境、结构、文字、格律等方面仔细推敲，反复修改。在改诗的过程中，我三番五次地向他征求意见，从此音书不断，书不尽言。为改诗，胡先生向我坦诚地公布了他的身世：他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离休干部，已年过六旬，原籍是安徽安庆。他在1949年参加人民解放军，不久入党，1952年转业到“一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被派到中国人民大学学经济管理。后来一直在“一汽”从事政治、经济管理工作。他担任过中层领导干部，现在离休在家，住长春。从信中得知，胡先生为人坦诚，正直，善待朋友。离休后，他总想为社会贡献余热，做点帮困扶贫工作。当他从信中粗略了解到本世纪末我的为人、经历、才华和困境后，特别是当他得知我是一个身处逆境、酷爱文学的乡村教师，经济上十分困难、含辛茹苦写了大量作品，因出书缺资金限入困境时，他立即毫不犹豫地慷概解囊。1996年1月18日，他第一次给我汇来500元作为资助。在他阅读了我的部分诗稿和散文后，感触良深。为资助我的创作，他鼎力相助，又于1996年5月20日第二次汇来700元资助。我作为一个贫穷的民间诗人，人穷志坚，受人之惠，忐忑不安。我在回信中一再对他表示感谢，并表示要涌泉相报。但他总劝我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成为精神负担。要振作精神，摆脱困境，苦心奋斗，争取事业成功。他表示付给我的这点钱微不足道，没有其他意思，只在于扶植正义，同情在困境中的创业者，为在艰难中挣扎的文学作者尽一点绵薄之力。
　　 由于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纯文学在这年头被各种其他的文化品种所排挤，无奈地处于低谷。我是一个为文学奋斗痴情不改的人，又是一个生计贫困者，生活尚艰难维持，出书更是奢望。在出书难、出诗集难上加难的今天，有人相助当然是好事，但胡先生得知出一本诗集1000多元仍是杯水车薪时，他着急了。因为他毕竟是一位离休干部，只有那么一点有限的工资。为此，他寝食难安。从1996年10月份起，他开始为我向社会多方求助，经碾转奔波，却无一响应。他又为我写文章向社会呼吁。他曾经写了一篇《让苦瓜香飘四方》（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苦瓜香》），投寄《中国经济时报》，想请他曾有过联系的一位编辑帮忙推荐。不料，他第一次寄稿，这位编辑却没有收到，他又第二次重寄，这位编辑却调离了报社，文章石沉大海。但他仍不灰心，他于1997年1月13日冒着零下20度的严寒，踏着一尺深的冰雪，寻访座落在长春斯大林大街的《青春诗歌》编辑部，想请他们出点主意。这天，他先乘公共汽车到斯大林大街，由于编辑部处在一个副街，他遍寻不着，头昏眼花，在凛冽的寒风中徘徊。他毕竟人老体弱，在冰天雪地里，一不小心就在街上狠狠摔了一跤，将左手挽摔成粉碎性骨折，左手指挫伤三个，左脸摔得鼻青眼肿，颧骨擦伤，并将一副价值200元的三用眼镜摔碎。他的右手曾在“一汽”一次突击生产中受伤致残，他的左手又为我跌伤。当我得知时，悲痛万分，愧疚难言。世间最难是真情，人能得到一位为朋友舍己忘我的知己，是多么难得难得啊！
　　 我是在胡先生摔伤左臂十多天后才收到他的信的。1997年1月25日，我收到一封他在伤疼中寄来的挂号信。看到信封上那颤抖的文字，我预感到有急事，拆信一看，大为震惊。我一边看信，一边流泪。我的灵魂在发抖，心急如焚。胡兆华先生在为我摔伤左臂后，他依然无怨无悔，依然在沉甸甸地记着我。在他治伤急需大量医药费的情况下，他还在挂号信中给我寄来了200元，对我的事业予以支持。对于这样一位将自己的痛苦置之度外的真诚豪爽的挚友贤兄，我感动得无话可说。我觉得我是一个罪人，对胡兄我怀着深重的负罪感。我怎么能让一个真诚帮助我的朋友受这么大的痛苦呢？在一个星期内，我一连向他发了四封信，给他精神安慰，并四处寻访民间接骨秘方。我只感到自己太穷困了，我为什么不能摆脱穷困呢？对挚友贤兄，除了精神安慰，我无法用物质来回报。我的心在哭泣！贤兄，我好难过。贤兄，我对不起你！
　　 我已经度过了大半生风雨，经受了许许多多的痛苦与磨难。曲折坎坷的人生经历磨砺了我的一支笔，无数次感情的大起大落让我的诗文饱含血泪。我已为文学受够了苦，为什么还要让朋友为我受苦？我为什么还要让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为我受这么深重的肉体和精神的痛苦啊？我简直要疯了，我深刻地反省自己，无数个为什么却不能让我从文学这个“魔圈”中摆脱出来。为文学，为谬斯，我受困苦而不悔，屡遭挫折而不回。我的挚友，我的知己，我的贤兄，敬爱的胡兆华先生啊，你为我，为自己的知心朋友，痴迷相助而不悔，摔伤臂膀而不怨，在受伤之后，你的精神依然感到无限欣慰，你这又是为了什么？
　　 世路坎坷。为人难，为文更难，为什么正义总与痛苦紧紧相随？真善美实可贵，真善美付出的代价却总是太高太高。我希望世间有好人，我也希望世间永远充满着真善美。
　　 在我的文学创作道路上，还有一位积极支持我的人，她就是重庆的一位大姐叫邓玉凤，她是重庆万州区的一位退休老工人，这位老人70多岁了。因为她原在万县绢纺厂退休，1997年工厂被兼并，她目前连退休金也没有着落。她靠老伴仅有的几百元退休金生活。虽然她很艰难，但她活得很快活，精神很开朗。她乐于交友。在众多的朋友中，她结交了我这样一位文学作者，感到莫大的欣慰。后来她与我结为姐弟，我称她为大姐。她没有钱，但她精神富足。她懂文学，爱文学，对我的作品大加赞赏。她非常支持我将自己的作品结集出书，让更多的人来欣赏我的作品。她恨自己太穷，她想：她曾当过工厂的经理，上北京开过群英会，并出访过日本，当年飒爽英姿的她，到了晚年竟会落到如此寒酸穷魄。但她在不断地体谅国家，不断地安慰自己。她毕竟是一位老党员，有这种先忧天下后忧自己的伟大胸襟实在难得，她是共产党的优秀儿女，中国人民的好女儿啊。她无论如何艰难，她总是鼓励我要一切为人民着想，要与人民血肉相连，要不怕困难，勇往直前。她认为眼前的困难再多在大，都是暂时的，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有的。她用另一种形式支持我出书，她向自己的亲友、朋友不断地推荐我，她还写信鼓励一些陌生的朋友来预订我的诗集。当然，她的诚意也感动了少数的人，但效果不大。她曾为我发出过100多封信，只有少数几个人与我有过联系。可见，赤诚与真情在商品经济时代是没有份量的。人们被金钱挡住了眼睛，把社会看得太“世故”了。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不相信这世间除了金钱与物质之外，还有真善美存在。他们常常被一些打着“正义”旗号的骗子骗怕了，因此，真正的善意与赤诚却因为心理隔阂而被一些人拒绝接受，造成了令人可悲可叹的现实。
　　 邓大姐为了推荐我的诗文，她还专门为我写了一篇长文，题目是《为农民诗人的困惑呼吁》，这篇长达4000字的文章，高度评价了我的诗集和散文。她在文章中，谈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谈到了我国自《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直到今天的文学、新诗，我国一个五千年的泱泱诗国历来对诗词、文学的重视和对文化人的尊敬。她还在文章中谈到了农民的艰难，农民诗人的艰难，写农民的诗是多么珍贵等。她的文章是希望引起人们对一个无名农民诗人的注意，对处在逆境中奋斗的农民诗人予以真诚的援助。她的文章写得很感人，她是用自己一颗赤诚的心在倾诉啊。她把文章寄给了我，我一连看了好几遍，我也被她的恳切之词感动得流泪了。邓大姐也是一位诗人啊，如果不是年龄的关系，如果不是她身处逆境，如果她现在还是一位叱咤风云的经理，那该多好啊。可惜，她只能用自己一颗赤诚的心来支持我，用写文章、发信的形式来支持我。她已经尽力了，她只能如此啊，我已相当满意了。作为她的弟弟，我非常非常地感谢她，赤诚真是难得啊。
　　 世界上究竟什么是最宝贵的呢？很多人把金钱、财富、权势看成是宝贵的。然而，金钱、财富是身外之物，权势是一时之威。时代变迁，风云变化，一切财富都会化为烟云，一切权势都将成为腐朽。最可珍贵的依然是真善美，是人间的真情，是流传千古的文章、故事和诗歌。可不是么？中国几千年的帝王将相的名字谁能记得多少？而一首脍炙人口的唐诗可以代代相传，家喻户晓。历史总在重复着某些悲剧，不重视文化，不重视文学，不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为了经济而去损害文明，让文明倒退，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的。我能遇上胡兆华、邓玉凤这样的好人，是我的荣幸。我有了这样的好人的真诚帮助，我会更加执着地追求文学，热爱生活，矢志不渝地为祖国和人民的事业奋斗。更加热情地讴歌真情，赞颂真善美。但愿我的诗文能成为真善美的赞歌，但愿更多的人崇赏真善美，追求真善美，走向真善美。
　　 真善美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