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长在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中国家庭。我母亲虽如刘胡兰一样未成年即被发展成为女共产党员，年纪轻轻即当上县城里唯一一家百货公司的头儿，但“万恶”的旧社会把她耽误了，她确实没读过多少书。至于我父亲，他幼小丧父，在乡间边玩耍边拖拖拉拉读了高小。解放后，我爷爷那位十几岁就出去跟党闹革命的弟弟在南京军区当了官，接我父亲到南京跟着他读中学。我父亲捱了一年多，但因为老师们大部分都用南京话讲课，他实在听得烦，就偷偷跑回家乡了，死活不愿再回南京。他那位叔父没法，只好给他在县城安排了一个工作。五十年代末，我这位二爷爷英年早逝，我父亲也因此彻底失去了当“高干子弟”的希望。
　　 就这样，这二位都没能读完中学。但这两个不怎么爱读书、完全谈不上博学多闻的人士，这两个从未沾过洋墨水的小人物，竟创建了一个民主式的家庭，这家庭中弥漫的自由氛围使它迥异于我成长中所接触的其他家庭。
　　 我们家中的人直接以名字相称。自我记事以来，家中小一些的孩子对兄姊直呼姓名，这不会被视为无礼的冒犯。外人觉得不礼貌，但我们觉得这样感觉更自然，也很亲昵，还有种朋友间的平等。有时，我们在亲密、完全开放的氛围中甚至会以名字称呼父母，譬如，我们会开玩笑地夸奖母亲说：“爱莲（或爱莲同志），你烫了头发很漂亮嘛。”他们不仅不生气，还露出和我们一伙儿的戏谑表情。我觉得这样一个称呼并不仅仅是个称呼，它其实有更深的内在影响，就我自己的感觉来讲，我觉得在他们的名字自然亲切地、破除陈规地冲出口的那个瞬间，仿佛一切代沟、上下之间的隔阂都消失了。小时候，我一直以为这是我们家的独创。
　　 我们家不仅称呼随意，动作也自由。我们有时会和父亲像哥们一样勾肩搭背，会和母亲嬉笑打闹，他们并不因此就认为做父母的“威严”受到侵犯。但最奇特的是，从对思想言论严酷钳制时代过来的父母亲，竟允许我们在观念上以下犯上，在家中完全实践言论自由。
　　 我们家常因观点不同而爆发辩论，一方是我和哥哥，另一方是父母。我们年少气盛，“当仁不让”，势必要给陈腐的观点以迎头痛击。父母也不示弱，他们拿出老革命的气魄，畅谈经验，暗示我们幼稚的理想主义。而我那些只关心美丽事业的姐姐们，看父母处于劣势，就弱弱地替他们说几句。我马上攻击她们缺乏依据，对历史和政治只是充满“低能的热情”。她们就激动了，也卷进论战中。她们的参战正中我的下怀，因为她们虽站在父母一边，却基本上添乱多于帮忙。
　　 这种辩论通常发生在餐桌上，有时因为辩论，饭后一两个小时大家还围坐在那儿滔滔发表着自己的看法，屋顶聚集着强音的云层，其激烈程度会令旁观者误以为亲情即将破裂。但很快，我们辩论累了，握手休战，又亲密无间了。这就是活生生的“和而不同”的例子。但有次我父亲在饭前辩论中真的生气了，他没有滥用父权斥骂我们，而是自己气得不吃饭，躲到房间里去了。过一会儿，我们没心没肝地吃得正欢，他从自己房里抽着烟出来了，似乎琢磨出了我们观点的漏洞，喜形于色地说：“你们有一点说得不对……”
　　 言论自由是一方面，但我们这些孩子的观点不只停留在言论的层面上，我们还参与家中一些重要事情的决策。每逢遇到一些事关所有人的事，譬如新房子盖一层还是两层、小孩儿可以保管多少压岁钱、那盒从北京带回来的奶糖应如何分配，我们就会召开家庭会议。而每当父母决定召开家庭会议，我就异常兴奋，不只因为可以发表意见，更因为我的意见不仅仅是空话，还能对事情的结果有那么一些影响，而且，我喜欢那种自由参与的氛围。家庭会议上，我们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决定，我虽是最小的小孩，也有我那一票的权利。
　　 除了决策性的家庭会议，我们也有批评性的家庭会议，我记忆中这样的家庭会议主要是针对我父亲。他喜欢喝酒，年轻时不限量，常常喝醉。有一次喝醉了躺在家门口外面睡着了，下着大雪，我姐姐下晚自习回家，差点被绊倒，以为是根木桩子，还踢了两脚，仔细一看却是老爸。还有一次，他喝完酒自己唱着歌回家来，自行车不知丢到哪里了，问他他还硬说自己没骑车子。为此，我们召开家庭会议。老爸在家庭会议上念了道歉信，并当场立下军令状，声称以后如果自己再喝醉，家里每个人都可以打他一巴掌。很多年里，那份军令状就贴在我家客厅正对着门的那面墙上。
　　 我父母还是自由恋爱的提倡者，常自豪地对朋友说：“我们不干涉小孩儿恋爱，他们的对象都是自己选的。”他们真的是从不干涉，更不会势利地去判断未来女婿。他们不看重对方的钱财或家世，却注重对方的人品性格，从这一点上给女儿们提建议，但是否采纳，这全由我们自己来决定。
　　 两位老人没什么出众的才华智慧，他们自己的一些看法毫不特别甚至有些迂腐，但他们却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孩子。我们家没有清规戒律，这反而时刻提醒我们要对得起这信任，要自尊自重。我们也没有礼节的约束，但这丝毫无损孩子们之间的亲密团结，更无损我们对父母的尊敬，只是这尊敬并非缘于畏惧，而是缘于爱、恩情和赞赏。
　　 有时候，我偷偷观察二老，越看越纳闷，我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他们那一堆“先进”的管理方法到底是哪里来的？这两个人从未读过伏尔泰，他们何以连我们这些小孩子的发言权也能予以尊重？我渐渐认识到，民主的制度、程序也许可以从别处借鉴，但自由这个东西却不是学来的，它乃是人天性中就需要并向往的。我的父母亲之所以给我们创造了这个民主之家，这不是他们在模仿谁，而是因为他们自己也喜爱自由。更可贵的是，他们有很强的commonsense，还有个幽默、宽容的性格，在这种常识感和开明性格的结合中，自由的喜好就不受压制地释放出来，成了我成长中的自由空气。
　　 我也渐渐认识到，一个人不需要多么高超多么智慧才配拥有自由，他只需要是个正常人。何谓正常人？一个未被改造变异的人，一个具有常识、能分辨是非黑白的人；一个具有基本道德感的人、明白自己应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的人。可是，我越长大，越发现具有常识且能坚持这简单真实的常识是一种罕见的品质。正如我在奥威尔的《1984》中读到的，在某些社会中，“常识是异端中的异端”。奥威尔说，所谓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但当更权威的人告诉你二加二不等于四的时候，就像当年有人说鹿就是马、说亩产不是几百斤而是数万斤时，有几个人还敢坚守他的常识？我越长大，越发现做一个正常人很难。譬如，正常人应该说真话，但从我小学开始，从我的老师和校长开始，有几个坐在台子上对我们讲话的人在说真话？他们不是不了解，他们对一切都了解，他们一边了解一切一边说着和真实相去甚远的话。对需要帮助的人施以帮助，这再正常不过吧？可我们看见老人跌倒不仅不敢扶助反而会吓跑。对其他人类的友爱、理解是正常的吧？可你稍微表现出对其他民族所遭不幸的关心，别人就笑你：关你什么事儿？显然，在这里，道德冷感反而是正常的。于是，说真话、帮助别人、关心人类都成了一种奢侈，还有正常可言吗？很多人写了改善社会的伟论，他们说制度如何如何，体制如何如何，管理如何如何，可很少说到人。而我始终认为，首先得从人开始、从越来越多的人变回正常人开始。
　　 一位小说家说，一个人如果领略了自由的魅力和美丽，就不会再去找老鸨和妓女。因此，对社会上那些伪装成干净的龌龊、伪装成正统的卑劣、伪装成正确的荒谬，我一早就失去了胃口。我不是个反叛者，但我至少还有一点判断力和洁癖。当我看到老鸨和妓女式的人和事，我会毫不掩饰地说：低劣的骗子！为了这一点判断力，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感谢我那个民主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