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近期国际时事新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言行无疑成为举世关注的焦点。为100多名日本自民党议员参拜饱受非议的靖国神社辩护，又质疑日本是否在二战期间“侵略”过亚洲邻国，并且还部分否认了一位前任曾为日本的殖民征服行为所作的道歉，更是穿上迷彩作战服登上一辆战车炫耀武力，高呼“天皇万岁”，主张“修宪拥军”等，这一系列右倾化的行为在国际社会引起巨大争议。
　　 同是二战的罪魁祸首，同是二战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对二战的反省决然不同！
　　 1970年12月7日，正在波兰访问的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向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献上花圈后，突然间双腿下跪，并发出祈祷:“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勃兰特以此举向二战中无辜被纳粹党杀害的犹太人表示沉痛哀悼，并虔诚地为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勃兰特的下跪使全世界为之震惊，被称为“欧洲约一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表现”，许多波兰人感动得热泪盈眶。勃兰特青年时期就从事反纳粹斗争，并被迫流亡到国外，可以说他同纳粹德国没有任何瓜葛，但是他没有回避自己作为德国总理的历史责任，表现出卓越的政治家风度。勃兰特有一句名言：“谁忘记历史，谁就在灵魂上有病。”华沙之跪极大的提高了勃兰特和德国在外交方面的形象，华沙之跪也被标志为战后德国与东欧诸国改善关系（新东欧政策）的重要里程碑。1971年12月20日，勃兰特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德国民族从自身反省认罪。他们清楚的看到，这一切都是由于法西斯纳粹发动侵略战争引起的，法西斯的侵略战争为人类带来了空前无后的灾难。
　　 德国是世界上一个最诚实的民族！上至国家元首，下至普通百姓，对德国历史上曾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罪行都有深切认识，他们对受害国人民怀有一种深重的历史负罪感。德国的主流社会、朝野主要政党，特别是政府政要，在对待战争罪责的立场和态度上始终如一。他们敢于直面历史，勇于承担历史罪责，并以赔偿损失等实际行动清算过去，赢得了受害国政府和人民的谅解和信任。使其与这些国家得以尽释前嫌，和平相处。
　　 很多人产生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让日本人（尤其是右翼势力）认罪就这么难呢？
　　 这当然有历史的原因。德国二战后由苏、美、英、法四大盟国分区实行军事占领，盟国管制委员会行使德政府职能，纳粹制度彻底被铲除。战后德国历届政府都对当年希特勒的罪行表示忏悔，并且坚决禁止、取缔新法西斯主义活动。日本则相反，投降后的日本由美国实行单独占领，“冷战”开始后，美国在对日本的占领和管制过程中，采取两面政策，在打击限制的同时，又部分保护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为有朝一日日本成为美国的附庸工具埋下了“伏笔”。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可以说是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罪行的最轻微的部分清算，既不完全，又不彻底。对岸信介等一大批日本战犯进行赦免，他们重新走上政坛，窃据要职，为重演过去的历史埋下了祸根。这些人不仅自己坚持军国主义思想，而且还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
　　 除了历史的因素，从日本国民性角度分析，也能找到右翼势力不肯认罪的深刻原因。这是我读《菊与刀》得到的启示。
　　 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编著的《菊与刀》是一部通览日本文化、解读其矛盾性格的惊世之作，是全世界公认的现代“日本学”开山之源，是我们了解日本不得不读的经典著作。恬淡静美的“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凶狠决绝的“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本尼迪克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菊与刀》最初是本尼迪克特奉美国政府之命，为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所做的调查分析报告，旨在指导美国如何管制战败后的日本。1946年正式出版，1949年出版日文版，在美国、日本等引起强烈反响。
　　 我从这本书中找到两处诠释日本人不想为战争认罪的原因。
　　 其一，对等级制的信仰和信赖。这体现在日本对其发动战争的正义性进行辩护的看法上。日本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上的无政府状态就不会结束。日本必须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斗。当然，这一秩序的领导者只能是日本，因为只有日本是唯一的真心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国家。日本在国内实现了统一和和平，平定了叛乱，修筑了公路、电力、钢铁产业。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日本的青少年中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五都受到公共学校的教育。因此，它应该帮助落后的兄弟之帮——中国。“大东亚”诸国是同一人种，日本应当首先将美国，其次是英国、俄国，从世界的这一区域内驱逐出去。万国均应在国际等级结构中确定其位置，才能形成统一的世界。
　　 等级制是日本民族创造出来的、最符合其口味的幻想。虽然明治维新使日本西化，但日本依然是贵族社会。等级差别要经常以适当礼仪来确认。以性别、辈分以及长嗣继承等为基础的等级制，是家庭生活的核心。日本对秩序、等级制的信赖，与对自由平等的信仰有如南北两极。正如对国内问题的看法一样，日本人对国际关系的全部问题都是用等级制这种观念来看待。曾一度他们把自己描绘成已经高踞于国际等机制的金字塔的顶端。
　　 在日本人心中，对中国等亚洲国家的侵略，正式践行他们信奉的等级制，以要求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别的国家，他们认为能够如此。被侵略的国家应该对他们感恩戴德才对，即便出现了南京大屠杀、731部队拿中国人作活体实验这类事件，也不能否认他们的“好心”。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心甘情愿地满足于“各安其分”的等级制道德观是不能指望别的国家接受的。这是日本产品，其他国家没有这种道德观。
　　 对于日本来讲，最大的“不幸”在于那些被他们占领的国家，并没有用同样的观点来看待他们的等级制理想。尽管如此，即使在战败后，日本也还不认为应该从道德上排斥“大东亚”这一理想。在日本人的战俘中，连最不好战的人也很少指责日本对大陆和西南太平洋地区所怀抱的目的。在这样的心态之下，何谈真诚道歉呢？他们也在疑惑：我在帮助他们，他们怎么还不领情呢。“大东亚”使命的失败，许多日本人对受侵略国家的反应感到愤慨。
　　 其二，日本文化的特征可概括为“耻感文化”，有别于西方的“罪感文化”，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是人的内心。
　　 与其说他们重视罪，毋宁说他们更重视耻。
　　 在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文化中，对那些在我们看来应该是感到犯罪的行为，那里的人们则感到懊恼。这种懊恼可能非常强烈，以致不能象罪感那样，可以通过忏悔，赎罪而得到解脱。犯了罪的人可以通过坦白罪行而减轻内心重负。但在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地方，有错误的人即使当众认错、甚至向神父忏悔，也不会感到解脱。他反而感到，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在社会上，就不必懊丧，坦白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因此，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甚至对上帝忏悔的习惯也没有。他们有祈祷幸福的仪式，却没有祈祷赎罪的仪式。
　　 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耻辱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耻辱，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耻辱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日本人正是把羞耻感纳入道德体系的。耻感在日本伦理中的权威地位与西方伦理中的“纯洁良心”，“笃信上帝”、“回避罪恶”的地位相等。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则是，人死之后就不会受惩罚。日本人——读过印度经典的僧侣除外——对那种前世功德、今生受报的轮回报应观念是很陌生的。除了少数皈依基督教者外，他们不承认死后报应及天堂地狱之说。
　　 耻感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意义在于任何人都十分注意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当他们感到是履行日本的“使命”时，他们就会狂热地参加。比如侵略战争，他们认为参加了就不会被社会耻笑，就是光荣的事情。不去想战争性质是否正义，自己奔赴战场给家人带来什么影响。耻感文化能使日本军方很容易鼓动热血青年抛却亲人、恋人参军上前线。山口百惠与三浦友和演的几部电影如《绝唱》、《风雪黄昏》等都表现了男方参军导致夫妻、情人分离最终女方患病去世的内容。从某种程度上与其说他们参军是为了报效国家，不如说是为了不被他人讥笑。
　　 可见，耻感文化只注重外在的耻感，别人的评价，也许不关乎事件本身的性质。他们心中鲜有罪恶感，杀人放火、三光政策都是不需要坦白赎罪的罪行，死后也不会有轮回报应。
　　 他们只会因“好意”得不到承认而懊恼，不会像西方人如德国前总理勃兰特那样为本国的法西斯暴行谢罪。
　　 基于这一点，有些日本政客即便发表过反省历史的言论，也许是迫于外界压力，有时也会出尔反尔。比如安倍，第一次当选首相访华时曾有过反省历史的言论，第二次当选就自相矛盾，诠释了一个政客的两面性。
　　 广义上讲，日本右翼指的是日本政治势力中的鹰派，也就是日本保守政党中的强硬派。日本右翼势力在战后一直处于一种时起时伏的状态，最近几年因掌握了政权其势力突然变大。日本国民性的这两个特点在右翼势力身上得以充分的体现。
　　 从对华关系上看，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战争，美化侵略历史，把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说成是“为了解放白人殖民地”，鼓吹“自由主义史观”、“大东亚战争史观”，要求改变“自虐的东京审判史观”。在我国领土钓鱼岛上树立灯塔和神社，涂写反华标语，在大阪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会议。在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删除了有关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的史实。对照《菊与刀》中对日本国民性的分析，日本右翼势力的行为正是为本书的观点提供了论据。
　　 应该注意到，日本右翼势力与日本政界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有时日本的政客如果发现选票不够，就会用过激言论来获得右翼分子的支持，选票就上去了。96年以来的日本历届首相，无一不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小泉纯一郎也不例外，他是右翼势力的代言人，在任期已五次参拜靖国神社。
　　 安倍晋三更是与右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二战后还没有哪个日本首相像安倍这么活跃，他对外的挑衅性也是战后其他首相不曾有的，安倍个人的保守色彩非常浓厚。他的极端主张与其家庭渊源有一些关系，其外祖父岸信介曾是二战的甲级战犯，其外叔祖父佐藤荣作是参拜靖国神社次数最多的日本首相。有这样的家庭环境，拥有右翼主张不足为怪。
　　 安倍近期的言论代表他一贯的想法，他曾对自己首次担任首相时未参拜靖国神社很遗憾，还在修宪问题上越走越远，这并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他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思想。他第一次下台后经过一段时间思考，已经明确形成了自己的内政和外交的施政纲领，去年他二度当选首相，对未来的施政已“有备而来”。现在日本国内整体呈现右倾趋势，安倍这些极端思想恰好迎合了国内环境。
　　 日本在50多年中一直没有反省和清理对外侵略的历史。目前深受战争切身之痛的那代人正在渐渐离去，右翼分子正在挑动年轻一代的无知青年，来壮大他们的队伍。有些倾向于民族主义的，就比较容易受煽动，他们有可能动员80%以上的国民反华。所以，日本在军事上卷土重来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可以说，日本右翼势力正在抬头，军国主义已经基本复活。
　　 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金星焕说，如果日本像德国一样，就历史罪恶真心道歉，“我确信他们能得到邻国的尊重”。而《菊与刀》对日本国民性的剖析表明，要日本从内心深处真诚道歉，十分困难。
　　 法西斯是在极右翼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日本的邻国要清醒地看到极右翼势力与法西斯之间本质上的内在联系，更要警惕有人利用各种借口否认或掩饰这种内在联系，蓄意为新法西斯铺设温床。
　　 鉴于日本国民性的特点，邻国只能凭借自身强大的实力从外部抑制他的战争企图，不能指望他们因良心发现而主动放弃挑衅的图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