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自治区党委发出了《关于农村三大教育运动中几个政策问题的规定》（三大教育就是以阶级教育为中心的阶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决定对基层组织进行整顿。巴青县当时没有搞试点，但是强调各工作组要加强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准备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和基层领导班子的工作。前塔乡的工作一直是由区长扎西亲自在抓。现在他调到扎东特委武工队去之后，那里没有了组长，曹书记就决定派我去。
　　 从西藏的客观情况来看，那时候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刚刚过去两年多，国内外反华势力互相配合，采取种种手段进行复辟破坏活动。逃窜到尼泊尔木斯塘地区的叛乱分子在国外反动势力和达赖集团的指使下，更是加紧了破坏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巩固和保卫民主改革的胜利成果，彻底完成民主革命任务，注意抓好阶级斗争，对农奴主阶级的复辟破坏活动，就像在前塔乡对巴纳喇嘛次旺的活动，予以坚决打击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但当时有些人，包括一些领导同志，指导思想上对阶级斗争的形式估计得有点过了头。他们认为那时候农牧区的主要矛盾就是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甚至认为三分之二的乡、村基层政权都不在我们手里。加上当时相当一部分干部，存在着“宁左勿右”的思想，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一些人民内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扩大了打击面。（见西藏革命史207页）。
　　 要说这“宁左勿右”思想的根源，主要是当时有这样一种说法：你“左”了，即便是犯了错误，也只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但你若是“右”了，那可就是站到阶级敌人一边去了，也就是“阶级立场”的问题了。而对于我这个“另类人”来说，一旦“右”了，就更加是“坚持地主阶级反动立场”的敌我问题了。因此，说句老实话，我在工作中，就最害怕这个右字，对它一直是敬而远之。
　　 一次会议上，曹书记说，前塔乡已经被县委定为“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乡”，根据是：乡长过去是叛乱领主益西永中家的佣人；副乡长在民主改革前，就与土匪易荣家关系密切；而乡文书本人原本就是一个小土匪，只是因为能说会道，藏文也不错，才当上的乡文书。因此打算将他们三人“一锅端”，但又不希望伤害他们的感情，只能够通过改选的形式，全部予以撤换。
　　 在讨论新的乡干部人选时，因为区长扎西调走了，拉旺成了前塔工作组的元老。他提出由羊珠和东则担任正副乡长，达娃永忠当文书。曹书记未曾开口，就先伸出右手食指，朝着大家摇晃了两下。说到这里，还须要先交代一个情况：那时候按照上级的规定，在牧区不划分阶级，除三大领主和牧主外，所有人员一律称之为牧民。于是巴青就有人发明了用手指头划分阶级成分的土办法：大拇指代表——领主、牧主；食指——富牧、头人；中指——上中牧；无名指——下中牧；小指——贫苦牧民。
　　 看到曹书记的“手指提问”，区公安助理员索南平措立即伸出右手小指，晃了几下，然后不慌不忙，笑嘻嘻地说：“羊珠是乡治保委员索南班珍的弟弟，真正的贫苦牧民。东则单身一个，家里穷得连根羊毛都没有，平时就是靠给人家帮工，东家干两天，西家住两天，‘羊大巴’（真正）的无产阶级。” 我问：“东则三反两利时分到了牲畜吗？”索南平措说：“分是分到了，可是他不会管理，这几年又都折腾光了。”我说：“若是让他当了副乡长，他将一个乡都折腾光了怎么办？”书记看着我，问：“那你看还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这时，上次灭黑毛虫时，中牧次登说的那一句：“我真想多给乡里干点事”的话，又在我耳边响起来，一时间，我竟忘记了“宁左勿右”的戒律。我先是介绍了次登在灭虫工作中的表现，说书记和区长都不在时，县里派来个仁青临时负责，他带着另外几个乡的干部来前塔乡“取经”，他也认为次登这个人精明强干。书记又伸出了手指，问：“次登是——？”我伸出中指老实地答道：“是这个。”书记听后，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他最多只能算是个团结对象，我们若是让他当了乡干部，那可就是方向路线问题了。”
　　 这时候，扎西拉姆说：“东则从小就没有了爹妈，一个孤儿，不会过日子，才将分到的牛羊败光了。现在他到阿妈塔江家做了‘马巴’，家务事一点也不用他操心，加上人又年轻，正好到乡里工作。”书记将头一点，说：“那就这样定了。”一锤定了音。
　　 最后说到达娃永忠。他阿妈玉色是乡妇联主任，很能干泼辣的一个人，区里无人不晓。他本人又去拉萨师范培训过，是前塔乡唯一‘喝过墨水’的人，还是我来高口后的第一位藏语老师，当个乡文书很合适。
　　 这时候，我又一次想起了次登，我觉得他家里就只是牛羊多了一点，现在被定了个“中拇指”（中牧），就没有了当乡干部的条件，可他总还算是个团结对象呀。可是次登，你知道吗？我这个被你口口声声喊做“根拉”的人，哪一点赶得上你呀？想到这里，心里头酸溜溜的，顿时觉得天上的阳光都好像被无形的乌云遮住了，心里没有了一丝阳光……
　　 像次登这样的中牧，本来就是牧区的重要团结对象，可是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年代，一股看似无形却又能量巨大的左倾思潮，正在悄悄地将他们推向“对立面”。
　　 接着是曹书记要到县里去开会，刚好我也要去报帐领款，书记说：“我俩一起走，罗则就不用去了。”等他开完会，我俩回区的那一天，县某单位的某同志说是有某事要去索县，刚好跟我们同行。我们三人刚走了几里路，某同志轻轻勒住马，笑着示意我等他一下，让曹书记的马走到我俩前头。某同志对我说：某某是他的什么什么亲戚，听说这次可能要撤换，问我能不能想办法将他保下来。我说：我在区里就是个小文书，家庭成分又不好，这些大问题哪有发言权，你最好直接去跟书记说。听了我的回答，某同志脸上顿时“由晴转阴”，狠狠地横了我一眼，一勒马缰，向曹书记跑了过去。不知他俩讲了些什么，但好像话也不投机，他一勒马缰，加快步伐，一眨眼跑得没了踪影。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有听到过“跑官”这个词。但那却是我亲眼看到的一次“跑（保）官”。
　　 某同志走了，书记对我说：“某某说他的什么亲戚，这次改选时能不能放他一马。你觉得怎么样？”我对书记说：“这些原则性的大问题，您可千万别问我。我在区里，老老实实地给您当好翻译和文书，再将区里每个月那两千来块钱的花消管好就不错了。这些政治人事大问题，您和其他同志去商量吧。”书记笑着瞟了我一眼，说：“按说，这次前塔乡干部改选的工作，本应由扎西区长亲自去完成，可是他又调走了，这个任务就只好由你这个工作组长去完成了。”我说：“几个乡干部，虽说有这问题那问题，可他们起码也是个团结对象。您现在却要让我这个戴着地主加官僚家庭出身大帽子的人，在大会上去撤他们的职，别说他们心里不服气，群众知道了肯定也会笑掉大牙的。”书记说：“这次你是代表区委去执行任务，怎么把自己也牵扯进去了？”我说；“书记，我求求您了。我到现在，连个共青团员都不是，有什么资格去代表区委？您随便让哪个人去也比我强呀。”书记就说：“这可是这次县委扩大会上的决定，你就不要再推了。”
　　 我只好违心地又和通讯员罗则——我的老师，一起去前塔乡，执行这次“特殊任务”。群众大会召开之前，我绞尽脑汁，给会议拟定了一个言不由衷，且又自相矛盾的开场白。先是按照那个年代写工作报告时，一定要遵循的“成绩是主流；成绩与问题要七、三开”的“惯例”，我结结巴巴地说道：“前塔乡这几年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乡干部和全乡群众的努力下，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主流，是‘七个指头’。但是，但是……”我“但是”了半天，也没能“但是”出个所以然来，只好话锋一转，说：“这次根据上级的指示，前塔乡的主要干部要重新进行选举。”我自认为这样总算是给那几位老干部搭了个下台的“梯子”，留住了一点面子，让他们比较体面地走下台。
　　 接着就是选举。罗则早就安排好了，还办得十分聪明。他让原来的几个乡干部和这次推荐的几个新干部，背对群众坐成一排，每人背后再放上一只‘普巴’（小木碗）。参加会议的群众，人手三粒羊粪蛋，排成一行前去“投票”。新的候选人，事前已由区委讨论并上报了县委，选举前又在各个行政小组通好了气，结果可想而知——几位新人全部当选。接着就是由我这个连共青团员也不是的人“代表”区委、区政府，公布选举结果。接着又将几位原乡干部的腰刀和火药枪当场收了回来，转手就“授予”新当选的干部。这件事情，不但让我得罪了原来的那几个乡干部，还得罪了县里那位某同志。也给我自己埋下了一颗两年之后才爆炸的“定时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