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7年10月，报纸上公布了恢复高考制度的好消息。回乡知青张清柏想，凭着自己十多年的刻苦自学是完全可以考上重点大学的。于是他高高兴兴地去报名。
　　 报名点设在公社教育组，管报名登记的是教育组负责人古方。古方在“史无前例”中登台，是“教育革命”的得力干将。他头小脸长，单单瘦瘦，整天对人都是愁眉苦脸。他特别贪烟，吸烟大多是“伸手”牌，右手的食指和中指都被烟熏黄了。他坐在办公桌前，左手夹着考生递给他的高级“过滤咀”，右手执笔在登记，围着他里外已有两三层人，报名者好像是按规矩每人要递一支烟，桌子上的散烟已是一堆一堆。数一数，大概有一条烟了吧。轮到张清柏去登记时，他却没有递烟，古方把笔停下来，抬头一看，见是张清柏，射出两道妒忌的蓝光。心头突然想起：“这不就是曾经写过我的检举信的张栗红的儿子吗？对这个人，况且公社已打了招呼。”古方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想，就来个“顺水推舟”推出去了事。
　　 “古支书，我报名。”张清柏对古方这个称呼好像是从磨子里压出来的。
　　 “你报名？”古方极不耐烦地说，“昨天杨宣委打了招呼，你报名要先找公社，叫公社写条子来。”
　　 “为什么我特殊？”
　　 “你去找公社就知道了，问那么多做什么？去去去。”
　　 “你们欺负人，我为什么就不能报名？”张清柏恼怒了。
　　 争吵一起，本来挤满了一屋子的人就更多了，扒在窗口看热闹者有之，打抱不平而又敢怒不敢言者有之，给领导打圆场者有之，怪张清柏惹事生非者亦有之。
　　 “你去吧。公社会答复你的。你不要在这里闹事好不好？来，下一个登记。”古方极不耐烦，三言两语把张清柏打发走了。
　　 究竟是什么问题呢？张清柏带着狐疑，只好去公社大院找杨宣委。杨宣委正蹲在公社厨房的门槛上吃饭，见有人找他，却也热情，囫囵把饭扒进去，把碗筷往盆里一丢，抹了一把嘴，说：“跟我来！”张清柏随他走进了办公室，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十分尴尬。杨宣委往藤椅上一躺，口流酸水，手本能地往口袋里掏烟，张清柏立即把一支烟递了上去。杨宣委瞧了一下牌子“洞庭”，又把烟放在桌子上，从口袋里摸出自己的过滤咀“白沙”，一边打火一边说：“张清柏，你找我干吗？”
　　 “杨宣委，为高考报名的事。我刚才在教育组报名，古支书叫我来找你。”张清柏说这话十分勉强。
　　 “为这事找我，好。我先请你看一样东西。”于是，他打开文柜，在柜子里到处寻，寻了好久，终于从柜子的里层找出一个卷宗。他把卷宗摆在桌上，又从卷宗里抽出一大叠稿纸，稿纸的扉页第一行端端正正地写着《给敬爱的邓副主席的一封真情上诉书》！啊，三个月前发出的“万言书”怎么落到这里来了？这有多少说不清的原由啊！张清柏脑子里“嗡嗡”两声，眼冒黑花，教育组为什么不准他报名呢？不用解释，他什么都明白了。
　　 （二）
　　 “万言书”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这封信竟维系着张清柏的前途和命运？
　　 1977年7月，在家乡当了10年“知青”的张清柏在黄龙桥水利工地参加渠道垮方的抢修战斗。因为那时早稻、晚稻都在需水的“节骨眼”上，因此那场抢修不亚于艰苦的“上甘岭”战斗，民工们连续三天四夜没下火线，吃饭不知味，困极了靠在石头上打一会盹。抢修结束后，指挥部命令民工休息半天。张清柏疲乏过度，浑身骨头象散了架，又酸又痛。那天上午，他躺在房东家的楼板上睡觉，昏昏沉沉，眼睛又辣又痛，脑子里像飞机不住地“嗡嗡”直响。中午十二点，张清柏转了一下身，楼下房东家的收音机传来了慷慨激昂的震撼人心的新闻广播：《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从文化革命开始回乡十年来，张清柏对这种高声大调的新闻公报听得太多了，除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上天使他激动了好一阵外，其余的他都认为是“半空里吹喇叭”，响的高却动不了心。昏睡的张清柏一听又是新闻公报，只睁了一下眼又闭紧了。但是，收音机里接着传出了“恢复邓小平同志名誉，推倒加在他身上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的声音，这几句话被张清柏隐约听到时，开始以为是耳朵听错了，不相信这是真的，又竖起耳朵听，句句真切！这简直是平地惊雷、长空闪电、静江狂澜，他像触了电一样，立即翻身从楼板上坐了起来。啊！千真万确，字字情真！
　　 “太好了，太好了，中国有希望了！”他几乎抑制不了兴奋，情不自禁地拍着楼板喊出声来。这一喊不要紧，惊醒了楼板上其它昏睡的民工。他们有的开心，有的惊异，有的激动，有的冷静，几个“知青”民工也都坐了起来，竖起耳朵细细倾听。可当他们刚听了5分钟，楼下的收音机却“啪”的一声关了。“可恶!”正在专心听新闻广播的民工们无不感到这个关收音机的人讨厌。他们知道这收音机是房东的，房东是这个大队的民兵营长，在当时他是“群众专政”的头头。难怪！张清柏真想走下楼去，把收音机再打开，可是他又一想，随便动主人的东西是要讨嫌的。他只好强忍着“愤瞒”，脑子里却不住地在重复出现刚才听到的那几句话。他在认真地思考着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的伟大现实意义。他从文化革命想到现在，又从现在想到将来。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一个能人可以力挽狂澜，叱咤风云。邓小平同志“出山”不意味着中国的形势会来个天翻地覆么？忽然，蕴含在他心底多年的一团烈火燃烧了起来，到了不吐不快的地步！等了好多年，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火山口”！
　　 那天下午，张清柏就随民工们一起搬离了抢险工地。在路上，他反复酝酿着一封写给邓小平同志的上诉信。3个钟头的归程，他边走边想，一封信的腹稿已经打好了。
　　 当天晚上，张清柏激动得一夜没睡，他有满腹知心话向邓小平同志倾吐。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和邓小平同志的地位和身份是否相称，也没想到这封信是否能发出或中途遇到梗阻，更没有想到这封信会与自己的命运紧紧相连。只是想到要写、要吐、要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啊！那天晚上，他俯在桌前，认真地写着上诉信的草稿。带着一腔的恨，满腹的爱，字字句句都凝聚着对“四人帮”的深仇大恨，行间缝里跳动着一颗受迫害赤子的拳拳之心。他的血在蹦，他的泪在洒，他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半夜挑灯，俯听鸡鸣，月光偷窥他的手迹，清风拂着他的心，远处的小溪“哗哗”，在低低诉鸣，似乎领悟了他的心意，发出了愤激的不平之声！夜，静极了。他听得见自己的心在跳。笔在纸上“沙沙沙”，那是他在对不正之风和“四人帮”残渣余孽倒行逆施的强烈声讨，那是他对新时代的深情呼喊，那是他对“铁腕人物”寄予的希望之声，那是他一段宛然凄楚的心曲！在热气如汤的三伏天，他伏在案上，汗像虫子似的在身上爬，蚊子像马蜂似的在身上咬，他把双脚伸进盛冷水的桶里，没有蚊香，他在墙角用乙壳（用风车车谷剩下的庇谷）和辣蓼草熏了一堆烟火，这样就更增加了屋子里的热度。他似乎忘记了自己，忘记了身外的一切，任凭一腔爱憎像泉水似的在纸上奔涌。“愤怒出诗人”，此时此刻，张清柏写的信不就是一首满腹深情，浸透着血泪爱憎的诗么？
　　 熬了三个深夜，张清柏终于把这封“万言书”写成了。他长嘘了一口气，好像完稿了一篇几万字的中篇小说。信写好了，可是能不能发出去呢？小平同志能不能收到呢？张清柏不得不冷静地思考这个问题。他想起了父亲的遭遇，在文革时仅凭一首即兴小诗就打成了“三反分子”，被开除教籍开除回家“劳改”达十年之久！（当然问题还不是那么简单，他父亲因对公社教育组古方的贪污腐化，整人害人的行为不满，在“社教”时写了一封检举信，不料这封信最后又落到了古方本人的手里，因此他遭了罪。在“史无前例”中古方当了造反头头，他父亲受到迫害并连遭十年磨难，那首小诗不过是古方整人的口实）。如果这封倾诉真情，洋洋万言的“上诉书”，落到了“文革派”手里，那后果又将是如何呢？天真的小张毕竟涉世未深，头脑过于简单幼稚，他自以为看准了一九七七年的政治形势，为避免邮局怀凝，他把信作挂号稿件邮给了《人民日报》，请求《人民日报》转给邓副主席。不料这封信却层层下转，最后竟转到公社党委！这是多么可怕的处理啊。张清柏在当地党委眼里，好像成了一个在政治上被判了“无期徒刑”的人，没有叫他坐牢，是他们不敢公开下这个手，而断绝他的前途生路，乃是一个小小的报复！任凭你告到那里，“神仙下凡问土地”。天啊！小平同志您可知道这件事吗？
　　 （三）
　　 张清柏真的是什么“坏人”吗？为什么基层领导对他的信是如此恼火和痛恨？
　　 张清柏是一个不爱说话不爱巴结的老实人。他从小就爱死钻书本，不爱与人接近，不与他相干的事他从不过问，别人问他的事，不叫他的名字他也懒得答。性情古怪得很。因此从小就得了“书呆子”的浑名。“史无前例”一来，他便成了“黑七类”的“狗崽子”，高中没读完，就被迫离开了学校。他是含着眼泪离开学校的，当他迈出县一中铁门的时候，他还一步一回头，在铁门外菜地里被红卫兵用梭标押着在拔草的“牛鬼蛇神”（他的教课老师）看着平日的“爱门生”愤然离校，只好仰天长叹。恨己无能！可是，谁有办法挽留他呢？他走到学校的河边过渡。啊，滔滔的清江河，你年年北淌，代代奔流，你是否也有满腹悲诉？流到了那个年头，清江也不清了，就是这条清江淹没了县一中唯一的留英学生，张清柏最心爱的英语老师陈沛霞！陈先生早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专功英国文学，回国后因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被逼得精神恍惚，最后竟分到一所中学任教，张清柏有幸结识了这样一位好老师，他刚刚跟他学会了唱英文《国际歌》，想不到几天之后他就被红卫兵剃了光头，剥了西装。他不堪受辱，竟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跳河自杀！此刻呼啸的江风莫不是陈先生在哭？汹涌的涛声莫不是陈先生在喊？张清柏坐在颠簸的渡船上，他忽然感到这不就是他的命运之舟么？江风、江涛，你将把小舟推向何处？在河边，张清柏想到了自己的不幸：他在学校因为写了吹棒《燕山夜话》的短文而被打成“三家村的无名小卒”。被他同窗十一年的“老同学”赶出了学校（这个老同学可以写成另一篇小说），但是“东方不亮西方亮”，他想与其在学校受窝囊气，不如回家乡当农民，创大业。知识青年自觉回乡务农不是很吃香么，当年的董加耕回乡务农，因此还当上了团中央委员、县委书记；资本家出身的鱼娜玲下新疆建设兵团，还入了党，《人民日报》还发了社论《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因而他也想入非非了，他也想到农村去入党，再“曲线上调”。因此，他回家的第一天，就带着一捆《老三篇》去找家乡大队的党支书刘思海。刘思海毕竟是他母亲的远房堂兄，张清柏带着一颗受伤的心见到了刘思海，他多么希望刘思海是一个“大夫”，来平复和医治他的心灵创伤！他有满腹心事向刘思海倾吐！他认为共产党员最崇拜的应该是自己的信仰，最忠诚的应该是自己的事业，最信赖的应该是靠近党的同志。他多么想在农村这个新的天地抬头挺胸地做人，做一个真正的人。他这种愿望是多么纯洁可爱而又天真烂漫！他跨进刘思海的门，就如女儿回到了娘家，他亲切的叫了一声“舅舅”，然后恭恭敬敬地将一捆《老三篇》和一份入党申请书交给了他。当他把这自认为神圣的礼物，庄重的申请递上去的刹那间，他的心里还在微微颤抖，他满以为这些东西一定会点燃刘思海的心头之火，而刘思海也会把自己一颗燃烧的心贴近他的心灵。如果是这样，他就应该抓住有利时机进行感情交流，把知心话全倒出来。可是当刘思海接到这两件东西后，却一点也不动心，十分不以为然。他把一捆《老三篇》连本数也不清点，放在一张布满尘灰的破椅子上，扯一件棕皮蓑衣盖住了。接过那一张申请书，只看了一下标题，就将它裁成一条一条的卷烟纸，立即卷起“喇叭筒”旱烟抽起来。看着刘思海这样的举动，张清柏暗暗吃惊，十分茫然，一颗微微颤抖的心一下子像掉进了很深很深的冰窖里，他怎么也不理解作为党支书的“舅舅”，此时此刻的心境和行动，他要开口讲的满腹知心话全忘了，他想在农村干一番事业再“曲线上调”的雄心壮志，立即化为了一缕过眼云烟。唉，命运，又将把他抛向何处？
　　 二人同坐，令人心烦的沉默。
　　 刘思海“巴塔巴塔”抽了一阵子闷烟，又沉思了一会，才语重心长地对张清柏说：“你爸爸戴帽子回来了，你也作为三家村的无名小卒失学回家来了，书在学校不能念了，在家抽空埋头苦学吧！眼前想这些干什么？你是可教育好的子女，我们不把你当坏人就行了。”
　　 张清柏的心在颤栗，刘思海是怎么知道他在学校是“三家村的无名小卒”的呢？他为什么一眼就看穿了他赠书是虚伪的表面应付呢？他厌恶起自己的举动来，为什么要将一颗带血的赤心裹上一层虚伪的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