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有关药家鑫事件的报导，半晌无语。不仅仅是难受、也不仅仅是愤怒、恶心，应该说是心寒。
　　 我不喜欢评论时事，因为我是小说作者，评论非我所长；此外，样子似人而非人的东西也通常不在我的思考、谈论范围内。但我觉得这次应该破例说几句。我当这是替沉默了的死者说的，我当这是替她那没有巧舌更没有弹琴巧手的家人说的，我当这是替张妙那个不能说的小孩儿说的。
　　 为什么我要远隔着太平洋替他们低低地说几句？因为某些媒体不愿把话筒传给他们，因为即使传给他们他们也不能忏悔、下跪，不符合电视节目低劣的煽情标准，他们只会说“这都是垃圾”，在媒体和专家看来，这是多么粗鲁不文，多么缺乏效果；他们只能愤怒，这是我们社会不喜欢的情绪；他们的悲剧太明白了，没什么可让专家做高深的剖析，可能在专家看来，这些农民就没有心路历程、没有成长经历，所以专家不和他们谈人性。最主要的，因为他们是受害者，而不是施暴者，而我们知道，在某些不正常的地方，话语权属于施暴者而非受害者。
　　 药家鑫的犯罪逻辑是什么？就是他先伤害了别人，却害怕被他伤害了的人再伤害他，所以他要除掉她。注意到了吗？这个逻辑在我们的社会其实相当普遍，那就是伤害别人的人反而害怕被害者，并把这种恐惧当作再度伤害被害者的理由！只是钢琴青年把它演绎得更“激情”、更血腥。药家鑫说：“农民难缠。”这是一个多么轻易的解释，解释那八刀的动机。言下之意，如果你觉得一个人烦、难缠，可能会妨碍你、威胁你，你就可以捅她八刀。这是个令人发指的、无法接受的简单解释，它足以说明罪行的残暴冷血。可某些发言者却要无比热心地找出其他的解释和奥秘，他们从社会、从家庭、从钢琴上找。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挣脱这种一概而论的荒唐逻辑，即认为每个犯罪者之所以犯罪都是因为他人和社会，到最后这不再是犯罪者的事儿，而是他人和社会的事儿。我知道不少人是因为社会而犯罪，例如上访无门的人，譬如被某部门冤屈而后复仇的人、一再遭受欺辱铤而走险的人……但我不相信每个罪犯都是社会和他人的受害者。李某的儿子不是，药家鑫也不是。
　　 我们很少有机会“窥见”法院门后如何操作，而此次法庭突然破例允许几百学生旁听，简直是司法史上的创举。可为什么这几百人大都是罪犯的同学呢？如果你从街上现拉500人进场，可以接受；如果你拉了250个罪犯同学和250个受害人乡亲，勉强接受；可你为什么要偏得这么离谱、这么赤裸裸呢？
　　 报道称：辩护律师向法官呈上“三种证据”：媒体对药的报道、学校给药的奖状、同学请愿书。这是“证据”吗？即便在美国肥皂剧里，我也没有见过如此缺乏关联和说服力的证据。如果媒体报道是有利证据，那名人都有很多“证据”，无名小卒则没有任何证据；如果签了名的请愿书是证据，如果此种严重偏执的意愿可干扰判决，那是不是也应该做点平衡的姿态，把网民的意愿也当作证据？
　　 如果奖状是“没有污点”的证据，那脑子不灵光、不听老师话的学生是不是都罪该万死？看到奖状，让我们联想到高材生。而那位用刀子专门挖小猫眼睛的不是某大学的高材生吗？那位拿硫酸泼熊的不也是某名校的高材生吗？为什么这些被老师宠幸的人竟如此阴狠歹毒呢？过后，老师们都以他们平常是好学生为由替他们辩护，竟不觉得这是个讽刺。在我们的学校里，被惩罚的是不听话的、谈恋爱的、学习不好的学生，老师痛恨他们叛逆、不检点、懒惰，可契诃夫不是早就说过：千百只淫荡的金丝雀或家兔也比一只虔诚的狼好得多。
　　 他们拿出奖状要说明什么呢？我惊诧于他们的厚颜，他们难道不该赶快把奖状藏起来或销毁吗？这是他们失败的证据呀：他们不仅培养了一种比野兽还不如的怪物，还给予他无数奖励。
　　 还有那些请愿的同学，你们为什么表情悲愤呢？或者说，悲愤、痛苦的怎么该是你们呢？你们因为校友情、因为可能中断的一首钢琴曲而悲愤，可你们不为死者、不为那孩子、不为正义悲愤。这不只是你们的羞耻，因为你们是被教育成这样的，在你们相信的价值中不包括诚实和公正，你们看到了“人情”而看不到道德和人性。
　　 还有那个备受质疑的“激情犯罪”。如果药慌乱恐惧中捅了一刀、两刀，也许吧，可是是八刀，他是数着数犯罪的，他是认定了张妙死得“透”才停手的。而神经病专家说：这是激情，他的手捅刀子的时候是在按着琴键呢。你们不如直接说，杀人就是激情，暴力就是艺术。你们是一群意淫得上了瘾的人，你们沉溺于挑拨自己的兴奋点，以至于忘乎所以，无意或是刻意地混乱着是非和逻辑。
　　 有人这个时候在激动地讨论死刑之不合理。这个观点本身没什么不好，谁也不喜欢非要置人于死地。可这问题应该在另一个语境中讨论，应在国法的整体框架中讨论而非针对一个案件来讨论。你们不能说死刑对这个人不适用，却对其他人适用；不能认为死刑其他时候都合理，唯独此时此刻不合理。在一个存在死刑的国家，针对这个案件，问题很简单：依照现成的法律，药该不该判死刑？其他说太多都是噪音和烟雾。
　　 作为非法官和非专家，谁也无权回答这问题。有网友说：他必须死。那是激于义愤。但我觉得即便这些人也不是非要药家鑫死，人们很可能和我一样只想问法官和专家们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药家鑫罪不至死，那什么样的罪行应该判死刑？是趁着银行系统出错一时贪财吞了公款的人吗？是由于索血汗钱不得而杀了雇主的民工么？是暴力抗法的农民和小市民吗？或者，是我那位90年代因偷了一辆本田摩托车而在严打期间被枪毙的邻居吗？奇怪的是，这些人多半不会被置于媒体的聚光灯下，更没有话筒。为什么他们不能给电视机前的人上一场人性和社会的课？为什么法庭不为他们特别开恩允许几百亲友旁听？所以，那些愤怒的声音不是要一个罪犯死，而是要求死亡和法律面前的平等和公正。而且，考虑到国情，即便是“看上去”平等和公正，我们也认了。可就连这个他妈的“看上去”看起来也很远。
　　 我要说，这些出于人情而去充当悲剧演员的学生，这些总在我们无法理解的情况下格外开恩或格外严苛的审判者，这些用奖状当证据的法盲和教育者，这些偏执一端、误导人民的媒体，这些混淆视听、害虫一样四处飞的专家，你们集体向死者张妙捅了第九刀。由此，你们也向她的家人、向法律、向良知尚存的人们捅了一刀。张妙的丈夫是个农民，他不会玩弄法律和心理学术语，但他对你们给他看的东西评价得太对了：都是垃圾！
　　 但暗地捅刀子的人，你们可以玩弄规则和术语，你们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但你们骗不了人，因为你们的演技太拙劣，制作太粗糙，你们低估普通人的智力。而且，你们说网上的声音偏激，就像药家鑫说“农民难缠”一样轻易，但不正是你们逼迫得人们偏激吗？因为你们的伪善、拙劣、荒谬足以让人出离愤怒，也出离理智。
　　 这些年，国人总是迷惑：为什么得癌症的人越来越多了？答案很明显：毒得、气得、恶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