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觉得一切都已熟悉，
　　 到死的时候抚摸自己的发肤
　　 生了疑问：这是谁的身体？
　　
　　 ——冯至《十四行集》
　　
　　 甲
　　
　　 三十岁之后，时光兵分两路，一路催我衰老，一路让我亲见自己的衰老而忧心忡忡。
　　
　　 乙
　　
　　 比我更忧心忡忡的是我的祖母。在时光倾轧之下，此刻，她所有的心事都化为叹息，而这积蕴了八十六年的叹息，仿佛比黑夜更沉重的空气，在她狭小的屋子里盘旋，甚至只在她的喉咙和唇齿间，徘徊往复。老实说，我惧怕走进她的屋子，惧怕呼吸那沉重而阴凉的气息，也惧怕与她苍老的眼神对视或对话，即使她是我的祖母。不单如此，一直以来，我都本能地抗拒与老人过于密切的接触，似乎他们身上乃至四周都笼罩着某种令人不安的东西（比如莫名的气味），有时不得不和他们共睡一床时，便全身绷得紧紧地，一动不动，颇不自在。以前我以为自己难以靠近的是他们那枯瘦如柴皱褶遍布的身体，现在我才明白，那令人不安的东西其实是层层累积、沉淀、发酵的时光，是一种过早预知又无可避免的存在。
　　 在故乡罗岭的这几年，祖母几乎整日躺在床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的身体似乎成了床榻的一部分，或者说她就是一张床，瘦硬的骨头仿佛床板，残余的皮肉仿佛床单和垫絮，每天她就睡在自己的身体里，从白昼到黄昏，到黑夜，再到黎明。黎明时分，她最先听见后院的公鸡打鸣，一声长，一声短，一声尖锐，一声低沉。她早就醒了，对于她来说，醒和睡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因为很久以来，她的黑夜和白昼没有界限，也都没有梦，只有微阖的双眼，或身体某个地方迷迷糊糊的疼痛，她努力想要进入梦境，然而却只能在梦的边缘踟蹰。她为此忧伤，并充满恐惧，而这恐惧自然并非是因为无梦可做，而是因为她总感觉有个人就在她的窗外，向她招手，然而，她却闭口不语那个“人”究竟是谁。
　　 死亡，实际上早已被提前预告，比如那停放在楼梯下盖着红布的寿材，正安静地等待着一个人最后的归宿。我已见过许多亲人，比如祖父，外祖母，外祖父等，前仆后继地走进那小小的木头房子里，三年后，终葬于山坡之上，泥土之下：在罗岭，这至今仍是所有老人最向往、最安详的死亡程式。或许在二十年前，当祖父先她而去的时候，祖母就已经为自己设想了这样的仪式和过程，只是她没料到我们也未料到，她那孱弱多病的身体竟然能一直支撑到现在，可能还将继续撑下去，生的烛火硬是在死的阴影里放出微光来，无怪乎母亲形象地称其为“弯弯扁担”，这“扁担”既指向她那佝偻蜷曲的身体，更指向她韧性十足的生命。为此，她感谢并乐于告诉我们那个冥冥中保佑她的人，当然，这个人不是天天照料她饮食起居的她的儿子或儿媳——我的父亲母亲，而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或者更准确地说，观世音菩萨是她心中唯一的也是最后的神。
　　 心中有神的人无疑比那些行尸走肉活得长久，也总比那些心中有鬼的人活得更自在坦荡。敬神犹神在，没有文化的祖母对此是深信不疑的，而我们也不知道她究竟是从何时开始信佛的。我只记得许多年前，当她出门和几个老头老太打纸牌回来的时候，常常质问“谁动了我的菩萨”，毋庸置疑，那天她一定输了钱。现在，每天清晨，她都艰难地爬起身，缓慢地移步到屋角的方桌前，恭恭敬敬地在观音瓷塑像面前点上三柱香，双手合十，念念有词。她翻来覆去默念的其实也只有“阿弥陀佛”四个字，然而已是足够，即使她懂得更多的佛经又如何呢？悲欢离合，生住异灭，也莫过于一声“阿弥陀佛”吧。
　　 她眯着浑浊的眼，默念着，一遍又一遍，太阳就升起来了。
　　
　　 丙
　　
　　 春天。我站在“家庭用人体秤”上，两个准确的数字显示我此刻的体重，或者说，我具象的身体在一瞬间获得数字化的抽象描述。然而，这究竟是对构成“我”的全部骨骼（包括结缔组织、神经组织等）和血肉的结构描述，还是对“我”的本质描述？我想起那些在磅秤上最后一次表明自身价值的生物，它们的血肉之躯和短暂生命，同我们的一样值得尊敬。我们与它们有着一样的呼吸、呐喊、愤怒、沉默、爱以及生死等过程，不同的只是语言、思维以及命运，就像是两个重量各异、语境不同的词语。
　　 命有多重？我突然思考起这个看似虚伪的问题。
　　 命运是看不见的存在，是不可逆的主观经验的历程，它仿佛星空，漂浮在每个人的头顶，又好似稻草，紧攥在每个人的手心。许多人在春风得意时感受到它的轻盈与畅快，许多人又在茫然失意时感受到它的沉重与无奈。许多人把它当作玩世不恭、游戏人间的借口，许多人又为它背负道德伦理、形而上学的十字枷锁。命有多重？是我们出生与死亡时体重之间的差异，还是我们的心在入世与出世之间摇晃不定的失衡？
　　 如果拿这个问题去问父亲，我不知道他会如何回答。年轻的时候，他告诉我上山下乡、民办教师以及刚出生的我多么胖；退休之后，他告诉我他的血压、越来越重的鼾声和越来越少的性事，他从未告诉我他这一生的重量。母亲也不曾说过，卖鱼的时候她斤斤计较，但却从未把自己的命运置于那小小的秤盘之上，虽然她的命运并不比那些鱼好多少，或许在她眼里，命运就是鱼。他们共同认可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一个人的命是天定的，好也罢，坏也罢，信也好，不信也好，是拗不过的，只能顺其自然：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早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吧。其实，反抗也是有过的，只不过在他们心头积淀得越来越多的，不是事在人为的豪情，而是天命难违的无奈：人命终究敌不过天命。现在，他们在劳作了一辈子的故土上，过着最平淡而安静的晚年生活，命运已成往事，好好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我还没有到达像他们那样认命的年岁，所以对于我来说，命运还像是锁在匣子里的预言，俨然设定却又依然悬而未决。有一天，突然发现网上有这样的“算命”游戏：出生年月日和时辰对应一定的重量，加起来的重量就是某个人“命的重量”，对应于四句批注诗。按此要求，我计算了一下自己的命的重量：五两一，相对应的批注诗是：“一世荣华事事通，不须劳碌自亨通，兄弟叔侄皆如意，家业成时福禄宏。”我不禁对我的“好命”大笑起来。
　　
　　 丁
　　
　　 太阳好的时候，祖母偶尔也会把藤椅推到大门外，晒晒太阳。或许是因为在黑暗里呆得太久，那个时候的她，总让我想起一截完全氧化的废铁，在阳光里升腾起黑色的烟雾，又慢慢消散。或许，我们成年后的身体也如这般，一点一点地被氧化，被耗散，无论是在阳光底下，还是在黑夜之中，只是我们看不见或不愿看见罢了。
　　 偶尔有几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婆，颤巍巍地来看她。她们用言语和手势相互比划着。那些死去多年的谁和谁，借着一个个墓碑上的名字起死回生，又转眼沉到整个村庄的历史之中。那些早已湮没无声的旧史，仿佛善本经书，甚至犹如天书，在屈指可数的若干老人的记忆里残缺不全地保存着。当有一天他（她）们都复归尘土的时候，这部书便一同归于沉寂，而这一切都只不过是在村庄的大地上新添几个坟冢，在村庄的断代史上增加一个标点而已。他（她）们是“空巢”里飞不动的鸟，是某个家族最后的象征，是一个村庄最后的隐喻，也是“老龄化”国家名副其实的主人。或许他（她）们早已习惯了我们口头上潦草的关心，而当我们沉默的时候，他（她）们反倒开口，关心起我们的身体和心理来。我们不会因此而惭愧，他（她）们也不会因此而难过：这似乎是一种伦理公约，带着温情与冷漠的双重表情。
　　 陷在藤椅里的祖母，小心地挪动着身子。她让我找来“活血止痛膏”，帮她贴在膝盖上。我曾帮她剪过脚趾甲，那时怎样的脚趾甲呢？指甲仿佛长进肉里，或者说，肉好像长成了指甲，分辨不清。她慢慢卷起裤腿，露出小腿和膝盖。这里肿了，她说。她低头抚摩着自己的下肢。只剩下骨头了，她又说。还有皮呢，我说。止痛膏是否能真的阻止她的疼痛，我没有问，我只看到她的胳膊上、腰上都贴满了止痛膏，或许她只是需要一样东西，阻止疼痛的蔓延，就像她每日虔诚地祷告，以阻止死神靠近一样。一切于她都只是延缓和推迟。显而易见，她所剩无几的时间也已瘦得皮包骨头了，如果时间能够贴上止痛膏，估计她也会毫不犹豫地贴上去。此刻，她所眺望的村庄也已老弱病残，两代的血肉都已无偿地奉献给了城市，剩下的只是皮囊和骨头，支撑着越来越瘦的田地，和越来越粗重的呼吸。或许也应该给它贴上一块止痛膏，不是在皮上，也不是在骨头上，而是在心上。
　　 不久，来的老太婆又少了两个，我无语，祖母也愈发黯然：她们永远不会再来了。
　　
　　 戊
　　
　　 夏天。八月照相馆。当母亲把我肉呼呼的身体放进脸盆里的时候，我的手里正握着一个木制的小玩具，我清澈而专注的眼神一下也没有离开它，所以我没有注意到照相机的镜头已经对准了我。我抬起头，随意地朝前方望了一眼，于是便定格了此生的第一张黑白影像——在出生一百天的时候，在一个搪瓷脸盆里，漫不经心。
　　 对肉身的漫不经心，是否意味着一种对比肉身更崇高的东西的礼拜？比如那个小小的玩具以及它所带给我的喜悦？其实，那时的我也只不过是没有主体概念的“玩具”或是大人的“游戏”罢了，吃喝拉撒睡，只表明一种生命的本能，却并非一个真正的“我”。我在等待一个“镜像”，只有从那面镜子里，我才发现了“我”，并由此而突然发现与“我”相异的母亲、父亲以及“我”之外的整个村庄乃至整个世界。许多年后，我才懂得，“我”首先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一个在生存的东西，其次才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我在故我思”，当我沉默的时候，身体即是我的语言以及我存在的意义，参与自我历史与我所在的历史的构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理解了梅洛-庞蒂，并因此而拒绝了笛卡尔式的扬心抑身的身心二元论。
　　 同样地，在我看来，城市是乡村的镜像，乡村首先应该是一个有生命的地方，一个在生存的地方，其次才是一个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更新的地方。而这种更新不是以城市的思维割裂自己的身躯，不是与自己的前史一刀两断，更不是为镜中的虚像而舍弃自己的生命，甚至生存的可能，只有身心统一、“先在”的乡村，才能作为与城市相异而又心心相印的真实存在，不至于迷失，不至于消逝。这一过程，不是游戏，而是生命的进化。
　　 与乡村漫长的进化相比，个人无疑是微不足道的，正如那张我八岁之前唯一的照片，很久没再出现过，仿佛和那家照相馆一样消失或隐匿了。比照相馆消失得更快的，是照相馆老板的儿子，十多年前，他死于白血病，那时，他刚刚二十岁。我的脑海里依然有他模糊的面孔，清瘦的，苍白的，仿佛被水洗过的黑白照片。他的遗照应该还挂在他父母的卧室里，常常被擦拭得干净，只是我也未再见过。多年后，我遇见他的父亲，在和舅舅下棋，他的母亲，在和舅妈打麻将，而他们仅剩的女儿也已结婚生子了。我想，他们更好地活着，也正是为了让他更好地“活着”，活在他们的身体和记忆里，活在他们的生命延续里——永远二十岁！
　　
　　 己
　　
　　 母亲一般是通过进食的多少来判断祖母的身体状况，甚至由此来判断她离死亡的距离的。能吃就死不了，母亲说，这是错不了的。母亲说这话的时候很小声，她当然知道祖母是不愿听到什么“死”之类的话，只是她不知道祖母的耳朵有时是很灵的，正如我所记得的外祖父，总是听得见别人说他的所谓“坏话”，却常常对好话充耳不闻。母亲的任务是每天变着花样给她单独做不一样的食物，水饺，馄饨，鸡蛋，肉圆，排骨汤，如此等等；祖母的任务是在房间里一声不响地吃完；而父亲的任务则是在母亲和祖母之间充当二传手，比如把母亲做好的食物端到祖母床头柜上，然后，再把空碗端出来。当然，还包括话语的传递，在这两个彼此沉默的亲人之间。
　　 我明白，母亲和祖母的间隙，父亲是无论如何也填补不了的，此后的时光也无法修补，因为那是与我有关或无关的历史遗留问题。自然，她们都对历史不感兴趣，她们只是彼此记住了许多年前的一些不快的日常细节，至今耿耿于怀而已。我也无意于翻拣历史的残页，那些陈旧甚至腐烂的琐事就让它们永远沉睡吧。对于世间无数的婆媳来说，这只不过是司空见惯的一种关系，我本无需奇怪，然而，我不禁疑惑：为什么时间可以让她们的身体都走向衰老，可以让她们的记忆都慢慢减退，却无法消释她们心底的隔阂与冷漠？或许这隔阂与冷漠仿佛血缘一般，一旦存在，便如种子，在体内扎下根来，如毒素，游走在骨头和血液里，无法否定，更难以拔除。
　　 父亲的中介角色似乎从一开始便注定了。三十余年来，他仿佛不倒翁，周旋于这两个年华都已不在的女人中间，在两边的推搡之下依然固我。他的好脾气在同事和相邻那里得到一致称赞，却无法让他这辈子深爱的两个女人握手言和，他以其沉默和隐忍，换来整个家庭的太平。这注定是一场耗时耗力、费心费神却无对无错、没完没了的战争，最不重要的是结果，因为结果早已预定，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已习惯。因为心脏手术，父亲改掉了抽烟的习惯，改掉了喝酒的习惯，却改不掉读书看报的习惯，正如无论如何母亲也改不掉唠叨的习惯，祖母也改不掉躺在床上的习惯。身体习惯了身体，爱情习惯了爱情，丈夫习惯了妻子，儿子习惯了母亲。王国维说，“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人间词话·删稿》））他对“习惯”之深恶痛绝，想来比我更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