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的人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寒冷，正如目送他们离去又等候他们归来的故乡，也早已习惯了每年此刻的喧嚣。像往年一样，这喧嚣里充满了他们日益放纵的人民币的味道，也涵纳了他们从四面八方带回的各种讯息，或发财或破产，或结婚或离婚，或好或坏，或生或死。罗岭人对这些轮回也都司空见惯了，就像是见惯了鲜血和死亡的医生，无论何时都保持着几近冷漠的克制和淡定。
　　
　　 不知道有没有人统计罗岭每年死去的人们，相较于活着的人以及各种递增的生产指数，这恐怕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也只有进入腊月之后，罗岭老街上的人，才和灰尘一样日益多了起来，店铺的生意又起死回生地兴旺起来；各地牌照的小车更是多了起来，“道路以目”，此起彼伏的喇叭声淹没了越发显得狭窄的村路，也替代了寒暄、握手和微笑；马路两旁的水果摊、小吃店也渐渐多了起来，相互挤靠在一起，呈现出一派热闹而胡乱的繁荣。我想，除了方言和名称（甚至也有同名的），这个叫“罗岭”的小镇似乎和中国的任何一个小镇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尤其在这样的逼近年关的时候。
　　 当然，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我走的这条路。路其实还是路，是我已经走了三十余年的那条路，朝龙塘和家的方向延伸过去。现在，它被拓宽了，并填进了许多石块，尚未填平。路的中央不知何时分出一个枝丫来，一枝指向泥土、池塘，一枝指向正在兴建的两栋楼房。高高的脚手架，伫立在那里，仿佛竹子编就的箩筐，圈住一格一格的住宅。记得这里曾经是抛荒的田地（我曾在这里追赶过野兔），政府后来征收了去，和房地产商联合兴建商品房，向罗岭人民出售。房价据说也很高，但抵挡不住那些小村子里的人们对城镇的向往，他们纷纷搬迁上来，成为罗岭镇的居民：这似乎是双赢的事。我走在颠簸的路上，像坐在摇晃的小木船上，心中少不了倾覆的担忧，这担忧仿佛路旁的野草，也是枯黄的。
　　 泥土也是枯黄的，和近旁的草、远处的山一样。龙塘已几近干枯，像一只眼眶深陷的眼，密布着浑浊的白内障和深刻的皱纹。塘边散落着几户人家，正对着小路的是德真家。每次从他家前面经过，我都禁不住多看几眼，因为他家前院里有一株枣树，还有一株腊梅，夏天枣树挂满青红的枣子，冬天腊梅开着金黄的梅花。此刻，梅花的暗香就浮动在我眼前，让我禁不住对这枯黄底色上的一抹金黄心存感激。
　　 我感激这片土地，感激这里的一草一木，因为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它们变得怎样的面目全非，“罗岭”这两个简单的字符，于我都是一种寄托，一种慰藉。或许在他人看来，这是完全一种典型的矫情，但我知道，这正是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和需要。涉世愈深，似乎这种需要便愈加浓厚，它俨然变成了一层过滤网或保护罩，让我的身体与尘污得以区隔，让我的心灵在俗世中得以安定。当然，我不需要也无法向故乡诉说这些，正如我不需要告诉父母我的感激或思念，他们懂得自己的孩子，正如罗岭懂得它的子民。
　　 不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当我遇到小学同学Y时，我不知该如何称呼，该如何交谈。我们握手，寒暄，不冷不热地谈及过年、子女和父母，唯独不谈自己。虽然我们一起上学的小学校园依然近在咫尺，但我们早已不是曾经的小学生，那时，他的手也不像现在这样粗厚多茧，我的脸也不像现在这样瘦长少肉。现在，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打工，他也不清楚我在哪里上班，我们只是偶然地相遇，因为这个共同的故乡，因为返乡的必然使命或归宿。我们很快地（甚至迫不及待地）再次握手，再次告别。转过身，我忽然想起，我们的校园早已更名，所有的建筑都是后来新建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校园早已不是“我们的”，我们的童年已经成为虚构，甚至我们自己也已然成为罗岭的虚构。
　　 母亲不相信虚构。她只相信命运，因为她不得不拖着病弱的身体，照顾卧床不起、完全不能自理的她的婆婆，我的奶奶。她用语言发泄着内心的烦忧和愤懑，尽管这“子弹”也会调转头来击中自己和父亲。我无法安慰她，因为这是人情伦理的必然，无法改变，就像那个躺在床上一边呻吟又一边对食物充满渴望的老人，无法改变“生的本能”，也无法实现“死的本能”。她们只能被各自承受，并在彼此的“斗争”中慢慢老去。
　　 “斗争”似乎在罗岭蔓延。邻近中午的时候，德真家的媳妇小红送来一包回礼的东西，还邀请父母次日去参加她女儿的婚宴，而母亲只是此前送了一百块钱的礼金而已。“真是懂礼啊！”，母亲说，“不晓得她们婆媳怎么就搞翻了”。小红的丈夫在几年前得肝癌去世后，德真和他老伴几乎就不再跟她们来往，她只好一个人拉扯着一对儿女艰难度日。现在，她一个人操持着她女儿的婚事，而她女儿的爷爷奶奶以及舅姑之类却置不闻不问，不帮不忙。母亲告诉我这些的时候，是带着义愤指责德真老夫妇的。我坐在院子里，阳光照着我一声不吭的身体，一抬头，突然就看到墙上的阴影，一瓣一瓣的，像是梅花。
　　 “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故乡》）黑夜里，先生的话再次浮现在窗前，犹如安魂曲，劝我入睡。只是，谁家的烟花在午夜绽放？比月光绚烂，也比月光清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