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啥时起，我就对我家的饭桌有着特殊的亲近感，也许是天定的缘分，也许是日久生情。我觉得，不光我一个人对饭桌有亲近感，我们一家人都对饭桌有亲近感。一日三顿饭，一家人顿顿离不开饭桌。
　　 起初，我家只有一张饭桌。那张饭桌是我的父亲和母亲结婚不久，与我的爷爷和奶奶分家单过时带出来的。饭桌不大，木料也不太讲究。就是这张饭桌，让我扶撑着，从母亲甘甜的乳香，寻找到了盆盆碗碗里那有滋有味的饭菜香。
　　 有了父亲和母亲，才有了这张饭桌。有了这张饭桌，才有了我们一家人。饭桌边原本只有父亲和母亲，当我从母亲的怀里爬上饭桌后，家才有了实质的含义。而当妹妹们也学着我的样子从母亲的怀里爬上了饭桌后，家的味道就更加浓郁了。于是，饭桌上的小手越来越多，饭桌上的碗筷越来越多，饭桌边叽叽喳喳的声息也越来越热闹。
　　 我们那个山屯里，家家都有饭桌，饭桌似乎就是家的一种特殊的标志。一个院子里坐落着一栋房子，一栋房子里盘着一铺炕，一铺炕上放着一张饭桌，一张饭桌边围着一家人。一家人围坐在饭桌边吃饭唠嗑、说说笑笑，家的气息才浓郁起来，才和善起来。
　　 山屯里有个习俗，就是哪一家娶媳妇、办喜事的时候，要把全屯所有人家的饭桌统统借去，解决放席没饭桌的问题。其实，这借饭桌还有另一种用意，就是变相下达一个邀请，让其一家人都去坐席吃喜丸子。
　　 可别小瞧了这借饭桌的事。哪一家办事情借不来饭桌，就说明这家人情世故有问题，不合屯里的群。相反，如果单单不去哪一家借饭桌，也说明那家没搞好与屯里人之间的关系，受到了排斥。或许，山屯人在平日里都记着借饭桌的事，说话和气着，做事谦让着。
　　 听到有人来接饭桌，哪一家都是笑脸相迎，生怕慢待了人家，落个小抠的名声。借来的饭桌，底面都要写上主人的名字。名字就是脸面。哪一家把饭桌搬出来时，不管是新一点的饭桌，还是旧一点的饭桌，都擦洗得干干净净的。我想，那也是一种默默的比试。
　　 饭桌被借走了，最高兴的是宅院里的孩子们。他们欢呼着，早早做好了坐席吃喜丸子的准备。一个小手绢是必不可少的。坐席的时候，孩子们都舍不得把每人的两个喜丸子和两块红烧肉当场吃到肚子里，而是把它们放在菜叶上，用小手绢包回家里来。山屯小，那喜丸子和红烧肉的味道，孩子们一大年也只会享受一两次。孩子们喜欢闻着那种味道，就自然舍不得囫囵吞枣地吃下去。
　　 有的人家，家里有上了岁数的老人。上了岁月的老人，都拿深沉，任凭人家怎么请、怎么叫，也不会去凑坐席吃喜丸子的热闹。这样的人家，孩子们更会把喜丸子和红烧肉包回来，尽一份孝心，让老人们享受。山屯里的孩子们，就是懂事。
　　 有了这样的期盼，山屯人办喜事，不去哪家借饭桌，在哪家借不来饭桌，孩子们都不会高兴，甚至会哭闹一番，让大人们感到丢了面子，大人们的心里就不自在、不安生。
　　 我家的饭桌，一直在我家堂屋里的水缸上倒扣着。我原以为这是母亲的独创。等母亲带着我一家家地串过门之后，我才知道，山屯里的人家，都把饭桌倒扣在水缸上放着。这么放着，是让饭桌兼职当个水缸盖吗？我没问过母亲，但我觉得是。
　　 每到吃饭的时间，饭桌就会被母亲搬到正屋内的大炕上。母亲管这搬饭桌叫放饭桌。为了不让我和妹妹们着急，母亲在饭菜做得差不多的时候，就脆生生地来一句：“放饭桌喽！”话音过后，饭桌就端端正正地摆在了炕上。我和妹妹们都喜欢母亲的这一声，也总是期盼着母亲的这一声。
　　 饭桌放好了，我和妹妹们就屁颠屁颠地跑到饭桌边，规规矩矩地坐下来，看着母亲端来一摞饭碗、拿来一扎筷子放在饭桌上，一同放在饭桌上的还有一摞羹匙。我家有多少口人，那摞饭碗就有多少只，那扎筷子就有多少双，那摞羹匙就有多少把。母亲还会在饭桌上摆好盛着大酱的小碗和盛着咸菜的碟子，酱碗和咸菜碟子成了我家饭桌上的常客。有了一碗大酱和一碟咸菜，不管母亲做不做其他菜，我们一家人都会香喷喷地下饭。
　　 我家的饭桌是长方形的。长的两边对着炕头和炕梢，短的两边对着屋地和窗子。母亲坐在炕头的一边，父亲坐在炕梢的一边。我挨着父亲坐，碗里的饭都是父亲给我盛。妹妹们挨着母亲坐，碗里的饭都是母亲给她们盛。饭桌离炕沿边有一定的距离，那块空闲的地方，就放着一个盛饭的黑沙盆。那个沙盆，一直由父亲和母亲一左一右地把持着。
　　 后来，我们家又添置了一张新的饭桌。有了两张饭桌后，饭桌在炕上的方向就来了一个九十度的调转。变成了长的两边对着屋地和窗子、短的两边对着炕头和炕梢。虽然是两张饭桌，可它们一直对接着。父亲做在炕梢的那张饭桌边，母亲坐在炕头的那张饭桌边。我和妹妹们就按照年龄大小的顺序，从父亲这张饭桌，一直排到母亲的那张饭桌。
　　 看到我们一大家子热热闹闹地吃饭，屯里人常常开玩笑地说，吃饭两张桌儿，干活没一个儿。是啊，我们一大家子人，就仅有父亲和母亲两个劳动力，啥活都得他们干，我和妹妹们都在吃闲饭。母亲听了这样的话，总是笑笑说，过日子不就是过人嘛，等我的儿子和闺女们都长大了，还愁活计没人干？
　　 饭桌上，母亲给我和妹妹们立了好多不成文的规矩。不能掉饭粒，自己的饭碗里不能剩饭，夹菜时不能上下翻动，尤其是不能说什么东西不好吃。母亲说，你感觉好吃的东西就多吃点，感觉不好吃的东西就少吃点，千万不能说不好吃，不能说狂话。母亲让我们永远记住，人到了挨饿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好吃。
　　 山屯人常说，人少好吃饭，人多好干活。可在我们家，这两条真的有些对不上号。我们都小，活自然干不动，可在父母的身边，我们的一日三餐，都吃得有滋有味、快快乐乐。东西多的，就随意吃，东西少的，就分着吃。母亲做干煎刀鱼时，切成打小比较均匀的段。鱼煎好了，母亲就端着盛着鱼段的盘子，按年龄从小到大的顺序，把鱼段按照从粗到细的顺序，分到我和妹妹们的小蝶里。对量比较少的东西，母亲一直是这个分法。在我们家里，小的总是拥有被哥哥姐姐们呵护的幸福。
　　 父亲和母亲，一个坐在炕梢的一桌，一个坐在炕头的一桌。他们当着我和妹妹们的面，要提起好多好多的话题，要商量好多好多的事。屯里哪一家对我们家好，地里的活计到了哪个节骨眼上，家里急需哪些开销，搞点啥卖些零花钱，孩子们换季的衣服还差哪一个……他们的话语，总是让我敬佩地眨着眼睛。
　　 我和妹妹们学着帮父母做事情，就是从饭桌上开始的。我们学着母亲的样子，放饭桌，拿碗筷；又学着母亲的样子，拉饭桌，洗碗筷。我们帮着母亲扫炕扫地，又帮着母亲烧火做饭。我们从饭桌上理解了父母的辛劳，从饭桌上懂得了食味之香要靠双手去创造。
　　 我总盼望着我们家能有贵客的到来。不管来什么样的客人，母亲都要想办法地做一些有粉有肉的菜，然后再上炖一碗鸡蛋糕，尽量让饭桌上丰盛些。一桌像样的饭菜，是父母表达心意、沟通感情的最直接方式。客人坐在炕头的一边，父亲坐在炕梢的一边。父亲拿着热热的酒壶，给客人倒酒，还不停地让客人夹菜。
　　 客人吃饭的时候，母亲总是让我带着妹妹们到院子外边去玩。偶尔，我会找个理由跑回屋子里，偷听父亲与客人都唠些啥。我总感觉，我们家来的客人，大多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有时，母亲会为做不出一桌像样的饭菜发愁过，但只要有客人来到我们家，母亲就手脚麻利地在锅台前忙活。
　　 客人吃完了，有时甚至到客人被送走了，母亲才会叫回我和妹妹们，来分享客人剩下的美味佳肴。其实，母亲做的菜饭，不是以够客人吃的量为标准，而是要超好多的量。我想，那超出的量，就是母亲为我和妹妹们准备的。母亲知道，我和妹妹们能够高兴，就会乖巧地听她的话，就会让客人敬佩她和父亲教子有方。
　　 母亲会把鸡蛋糕和有粉有肉的菜也直接分到我和妹妹们的碗里。喝着嫩嫩的鸡蛋糕，吃着香香的菜，我从心里感谢着客人的到来，更感谢着母亲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舔犊之爱。
　　 渐渐地，那放饭桌和拉饭桌的活计，就由我和妹妹们包办了。一张饭桌在我家的堂屋和正屋之间来来回回地搬动着，我和妹妹们也一点点地长大了。一家人围坐在饭桌边，总有说不完的话语。饭桌上的饭菜飘香着，饭桌也被熏染成了飘香的味道。在母亲的身边，我们一家人永远会有飘香的饭菜，永远会有飘香的饭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