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情传》后记
　　
　　 在虎跑寺出家的弘一法师李叔同，与葬在西湖孤山之上的现代奇僧苏曼殊，一直是我心中景仰的与杭州有关的两个和尚。十二年前，我之所以毅然从赣江奔向西湖，并最终定居于杭州，老实说，除了六和塔、西湖、岳飞、秋瑾和白娘子，便与这两个和尚有关。在我的心目中，这两个和尚非常相似，以致我经常把他们混为一谈。就在我写这个中篇的时候，一次我想引用李叔同的诗，竟脱口而出、信手码成了苏曼殊的诗句，直到检查时才发现错了。
　　 2008年，李叔同不仅成为了我的一个重要的写作事件，更成了我的一个重要的心灵事件。在前后长达四十余天的零零碎碎的写作过程中，我跟着大师一起爱恨情愁，一起悲欢离合，一起长歌当哭，一起幻灭佛脱。当我敲下小说的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我与大师一样，无悲无喜，身心进入了一个无比澄明的状界。写作的过程，不仅是一个认识大师、感受大师的过程，更是一个净化灵魂的过程。感谢弘一大师，他使我对人生的认识，又发生了一个不小的飞跃。
　　 人生的本质就是幻灭。春花之绚烂，必将幻灭为秋叶之静美。这是人生的宿命。从一个尘世浪子，陡然变成一位苦行佛陀，李叔同把幻灭推到了一个极至。幻灭是人生的一种常态，也是一种重要的人生方式。幻灭，是对人生的一种更高的、更深层次的认识。谁要是把幻灭理所当然地等同于绝望，那是对大师的一种浅解、误读和亵渎。李叔同由一己之情、之爱，最终走向了大慈悲，那是一种大幻灭。大幻灭是人生的一种大美。所以，我在写大师出家的时候，就不愿以一种黯淡惨然的自然风光，刻意去渲染一种悲情。大师出家时心里并不悲切。悲悲切切的是我们这些尘世中的俗人。
　　 落笔之前，也曾想把题目命作“走进大师的心灵”。这是一个很“和谐”的题目。但我稍作思考，便决定放弃。在我的阅读和写作体验中，感觉许许多多的大师的心灵，我们都可以或浅或深地“走进”，而惟独弘一大师的心灵，我们连“靠近”都尚且难于做到，更遑论“走进”。要正确而到位地理解“出家”，我认为马一孚大师在点化李叔同时说的一句话可称不刊之论：“向佛不是消极避世，而是一种更积极的人生选择。”谁认识到了这一点，谁便也接近了李叔同的心灵世界，或者更进一步地说——接近了佛的世界。
　　 小说写完后，我有点佩服自己。这并不是说这篇小说写得有多好，恰恰相反，因为冗务缠身，每天只能像挤牙膏一样挤出一点时间来写，时间拖得太长，文思屡被打断，又没有时间修改，所以整篇小说显得很糙。我佩服自己的地方在于，像我这样一个主动断绝体制的给养，自己养活自己，每天忙于联系业务、应酬和讨账的商人，居然能坚持着做完一件与文字有关的事情，以一个文人的形象立身于商海，多少也算个“异数”。与人生的诸多方面一样，财富之梦的最终结局也只能是幻灭。我庆幸自己提前认识到了这一点。当然文字也是一样。但文字是掩埋骸骨的芳冢。
　　 这篇十二万言的小说，不尴不尬，称中篇太长，叫长篇又太短，就像我的人生一样。但我酷爱这种状态，我喜欢边缘、暧昧、吊诡、不尴不尬、模棱两可、身份不明。我一直在这样塑造我的人生形象。所以人们不太能够一下子就能准确地判断出我的身份。这是我的愚蠢，也是我的狡猾；这是我的懊丧，也是我的得意；这是我的失败，也是我的胜利。
　　 对这篇小说的内容，如果用一个夺人眼球的句子来概括，可以这样表述——“李叔同和他的五个女人”。但这样表述，是对大师的一种猥亵和不敬，要遭天谴。史料中关于李叔同生平事迹的记载，汗牛充栋；但关于他的情事的记载，或语焉不详，或尚付阙如。因此，依据史料上的蛛丝马迹，充分展开大胆而合理的想象，进行再创造，就注定要成为这篇小说必须采用的主要创作方法。全景式地展现一代圣僧弘一法师出家之前斑驳的情感生活，是我在写这篇小说时的唯一追求。我不知道别人眼中的李叔同是个什么样子，但我认为我写出了自己心目中的李叔同。
　　 这篇小说旨在演绎、再现，而非塑造。单纯的文学形象崇尚塑造，而且必须塑造。而对于曾经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来说，塑造则未必就是一种最适宜的创作手法。在“戏说”历史和历史人物已经令人大倒胃口的今天，塑造，对于历史人物来说，更成了一把“双刃剑”。塑造的实质是对历史真相的扭曲。当然扭曲的方向有两种，一种是向好的方向扭曲，比如《三国演义》中之诸葛亮形象；一种是向坏的方向的扭曲，比如《三国演义》中之曹操形象。无论是向那个方向扭曲，其实质都是对历史真相的一种改写和歪曲。对弘一大师，我不敢采用这种创作手法。我唯愿真实地“再现”他，而不是“表现”他。因此，小说所涉猎的弘一生平事迹，俱依据历史真实进行演绎，取尊重和谨慎的原则，不敢稍作篡改。我想，这是我们在用文艺的手法书写历史和历史人物时，应持的一种基本态度。
　　 我这样说，决不意味着我反对虚构。相反，我认为，没有虚构，就不可能有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史料是零碎的、平面的、静止的，惟有运用大想象，才能让它变得系统、立体和鲜活起来。曾听莫言老师亲口说过：“有大想象方有大作品。”在不违背基本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应该高擎虚构的旗帜，充分展开想象的翅膀。史料中的那些空白地带，正是创作者们应该有所作为、能够有所作为，而且大有可为的地方。《李叔同情传》中所抒写的李叔同与天津名伶杨翠喜，上海名妓李苹香、冯秋云，日本妻子大岛枝子，结发妻子俞蓉儿的情感纠葛，主要就是一种想象的产物。全面、系统而细致地演义李叔同的尘世情缘，正是这篇小说的独特之处，也是它的贡献和价值所在——尽管它写得并不十分理想。我认为。
　　 写这篇小说时手感很好。基本上是按照原有构思从心底自然而然地流泄出来的，没有碰到什么大的障碍。之所以拖了四十多天才完成，完全是因为时间没办法由自己左右。如果按照我经商前的写作速度，利用上班外的业余时间，半个月之内，完全可以搞掂。做一个写作者是幸福的，他是他笔下所有人物的“皇帝”，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要他们生就生，要他们死就得死。这种意志的自由，对于我这么一个以追求灵魂自由为人生使命的自由拜物狂来说，感觉无比美好。在写作《李叔同情传》的过程中，我充分体验到了一种创作的快感，大过了一把“皇帝”的瘾头。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写杨翠喜，这个李叔同的初恋情人。我虽然没有给每个章节标上小标题，但我认为，写李叔同与杨翠喜恋情的章节，完全可以安上一个小标题“新桃花扇——李叔同与杨翠喜”。事实上我也这样做了，把这个章节以这样一个标题独立地拎出来，发上了几个网络论坛。杨翠喜是第一个走进李叔同心扉的女子，她与李叔同的爱炽烈而纯洁。但因为李叔同的母亲和二哥的强烈反对，两个人的爱情最后宣告夭折。对这个女子，我寄寓了深深的同情。我原本并不想让她发疯，更不想让她死。我想让她活至天年——甚至，我还想最后让她追随李叔同出家。但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根据她所置身的那个时代的环境氛围，她只有发疯、只有死，而且必须发疯、必须死。所以最后我不得不让她发疯，不得不让她失足落水而死。尽管我是那么地不忍心让她疯、让她死；尽管写她死的时候，我热泪潸然。
　　 通过杨翠喜这个创作案例，我深深地体会到，写作者这个心灵的“皇帝”也不是完全自由的，不能完全由着自己的兴致胡来。在他的身旁，还有一个前朝顾命老臣，手里拿着先帝赐予他的可以“上打昏君，下打谗臣”的“紫金棒”，让他规规矩矩地按照小说情节线索的发展规律、人物命运的发展规律、人物性格的发展规律以及社会生活的发展规律，严格规范自己的构思、调遣笔下的文字。
　　 爱笔下的人物，并且，充分发掘人物身上存在的爱与善，发掘和表现生活中的爱与人性的美好，是我不多的小说创作的一个鲜明主题。《李叔同情传》也秉承了这一宗旨。在这篇小说中，从李叔同的母亲王凤玲、二哥李文熙，到他的结发妻子俞蓉儿，红颜知己杨翠喜、李苹香、冯秋云、日本妻子枝子，再到城南草堂的“天涯五友”许幻园等人、“浙一师”的朋友夏丏尊和弟子丰子恺等人，无不对李叔同倾注了人类的挚爱。正是这些母子之情、兄弟之情、知己之情、朋友之情、夫妻之情、师生之情，才使得李叔同一步步由小爱走向了大慈悲。李叔同最终皈依佛门，不是源于对爱的绝望，恰恰相反，而是一种对爱的更热切的希冀。这种提升和超拔，本身就是人类之爱哺育的结果。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大大低估大师的境界。
　　 与小说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四十余天，任何一个创作者，都会对笔下的人物产生深厚的感情。特别是同样挚爱着李叔同的中日“五钗”，更是令我难于释怀。对杨翠喜的深刻同情，上文已经涉及，这里不再赘述。小说中最值得我们同情的是李叔同的结发妻子俞蓉儿。在所有关于李叔同的历史资料中，其实并无她的真实姓名的记载，只知道姓俞，小名蓉儿，是天津卫一位茶商的女儿，仅此而已。为叙述方便，我给她取名为“俞蓉儿”。她与鲁迅先生的原配夫人朱安同属于一个时代；她的命运，是另一个版本的朱安。与朱安一样，在她身上，几乎集中了中国旧式妇女所有的传统美德。她相夫教子，克己持家，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李叔同，却始终未能获得丈夫的爱。小说中写到了她唯一的一次笑，那是丈夫从日本学成归国回到天津后一次短暂的天伦之乐。她脸上的这朵笑容，是她凄苦命运中昙花一现的幸福之光。相对于其他几位女性，俞蓉儿的悲剧意味更浓烈、更深刻，也更令人一掬同情之泪。这不仅是她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广大中国妇女的悲剧。所幸历史早已翻过了那一页。
　　 冯秋云是小说着力演绎的一个人物形象。小说关于她与李叔同的情事，除了这个人物的名字和李叔同为她写的几首诗外，其余全部是虚构的。五位女主人公中，只有她对李叔同爱得最无私、最执着、最彻底。如果说其余四钗对李叔同的爱都掺有一定的婚姻念想或目的，那么，冯秋云的爱是不求回报的。从得知李叔同就是当年搭救自己的李文涛少爷那天开始，冯秋云就开始了对李叔同的报答之爱。她是唯一一个没有给李叔同套上情感枷锁的人，因此，与她相恋，李叔同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我想，这才是一种最正常、最健全、最理想的爱情。爱的真谛在于付出。旨在索取和占有的爱，最后只能使爱变味。冯秋云是风尘中的淑女。在这篇小说的写作过程中，我有好几位朋友一直在对它进行跟踪阅览，不约而同地跟我谈起了对冯秋云的评价。诚然如是。在20世纪初亚洲一次最大的金融危机波及到上海，许幻园破产，以城南草堂抵债，李叔同一家不得不搬至董家桥租住，母亲病重，两个孩子年幼，李叔同又忙于“沪学会”工作的困厄时期，她主动找上门去，帮着俞蓉儿带孩子，就集中表现了一种源于爱情、超越爱情又归于爱情的人性之美。冯秋云最终追随李叔同出家，这是她的必然选择。我曾经想让杨翠喜或李苹香出家，后来仔细一分析，这出家的人，还是非冯秋云莫属。
　　 李苹香这一人物形象是综合清末民初上海滩名妓李姗姗和李苹香两个人的星点史料进行创作的。在历史上，李姗姗和李苹香并不是同一个人，李姗姗是清末朝廷重臣李鸿章一直不肯承认的外甥女，李苹香则是清代安徽诗人黄钺的后代。两人本来风马牛不相及。但文学创作的有趣之处正在这里。与俞蓉儿的忍韧、杨翠喜的沉潜、冯秋云的执着、大岛枝子的泼辣不同，李苹香的性格中，更多了一种洒脱的成分。比如当她明白自己嫁给李叔同彻底无望时，毫不犹豫地转而投向了另一位才子章士钊的怀抱；比如当她得知李叔同出家的消息，邀约冯秋云、朱慧白、金娃娃和高翠娥一起赴杭州，送给李叔同的“如今既然你已经把人生看透，那就无牵无挂地走进佛门去吧”的祝福，都体现了她的洒脱性格。她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她对李叔同的爱就比其他四钗少多少。她在能够爱李叔同的时候，也是百分百地付出自己的真情的。这不是一种情感上的亏欠，而是一种性格上的特点。在中日“五钗”中，李苹香是最具现代意识的一位女性。
　　 大岛枝子是一个迷一样的人物。首先这个人物的名字就是虚构的，在正史上，我们找不到李叔同这位日本妻子的真实姓名。其次，她在李叔同出家后，即回到了日本，从此再无任何消息。她回日本后生活在哪里、活到了多大年纪、有无后人，等等，对这些情况，世人一无所知。这种史料的缺失，固然是一种遗憾，却也为笔者提供了一个自由驰骋想象的广阔空间。此外，从小说的节奏安排上看，写李叔同与大岛枝子的樱花之恋这一部分内容，是最舒缓徐弛的。有博友评价“此处的爱情节奏，有如山涧清流，潺潺湲湲……”，可见读者对此也有强烈感知。因为大岛枝子的身世之迷，所以李叔同与大岛枝子的樱花之恋自然也就成为世人最感兴趣、最欲探求的话题。依据笔者的构思，这部分内容，也是小说的重中之中。小说试图通过大容量的虚构，力求部分地还原某些历史真实。但愿以笔者的驽钝，能达成奢望的万分之一。
　　 书写历史人物的传记是冒险的，特别是以文学的笔触，书写历史人物的传记，更是一种冒险中的冒险。弘一法师李叔同从一代情圣到一代圣僧的心路历程，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心路历程。笔者才疏学浅，尽管自己亦曾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去揣摩、去分析，但我深深地知道，这种努力，未必取得了它应该取得的报偿。我只能这样说：把这篇小说写完了，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胜利。
　　 十二年前的一个秋日，我刚来杭州不久，就迫不及待地去虎跑拜谒过“李叔同纪念馆”，满怀激动地与大师的塑像合影留念；十二年后，我在杭州师范大学隔壁的一家新楼盘里办公，每天上下班，都要从师大立在校门东侧的弘一法师与弟子丰子恺二人的塑像前经过。虽然我知道现在的杭州师范大学与李叔同曾经工作过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并无干系，但每次看见大师黝黑的铜像，端坐在绚烂的霞光中，面对熙来攘往的路人，如有所语，我的心头，依然抑制不住敬慕和激动。
　　 我庆幸，因为这篇小说，我与大师再次结缘。
　　 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