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李子树挣扎了几十年，终于抵不住岁月的苍老，来不及等到隔年的春天，叶子便一片，两片，纷纷飘落了。秋后的风，徐徐吹来，像是在诉说她这些年飘过的痕迹，她吹过大江南北，吹到了一九五七年南方的某个小村落里。我记得，这阵吹在我心底的暖暖的风，已经缠缠绵绵了八十五个春秋。而这段历史，却是属于一个平凡的女人。
　　 外祖父一生下来就体弱多病，得的是一种家族遗传病——先天性贫血，然而却有一身坚韧挺拔的身躯。外祖母说，外祖父是村里教书的先生，是村里最有文化的人。早些年我还看过祠堂里关于外祖父的遗史，笔记本中大大小小记满了一本他的生平经历和所获荣誉，这是后人为了表达对我外祖父的怀念所作。母亲生下来才两个多月，外祖父就撒手西去，教育事业干了一辈子，却始终敌不过命运的安排，只留下一个不屈的句号。外祖父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在那即将逝去的两个月里，他每天都要睁开眼的看一眼外祖母，到了第六十九天，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用含糊不清的语气，带着最后的眷恋喊着两个字——秀玲，随后就含笑九泉了。这便是外祖父离去之前最后的呐喊。他把一切的一切，都留给了一个平凡的女人，一个坚强美丽而又善良的母亲，她就是我的外祖母——刘秀玲。
　　 外祖母一个人含辛茹苦，带大了三个孩子。舅舅是家里唯一一个男丁；母亲是最小的女儿；其余两个都是大姐；二姐嫁在了村子的周边；舅舅娶了一个蹶腿的媳妇；母亲嫁给了一个军人，他是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也就是我的父亲。母亲生下来的时候，大姐已经去了北方求学。那时候通信又不发达，外祖母按照大姐留下的地址寄了一封信过去，那封信像是无垠的风，飘飘荡荡，几十年过去了，依然是杳无音讯。外祖母时常翻出大姐穿过的衣服，睹物思人，洗了又洗，看了又看。然而最终感叹，乱世依人，可依旧没日没夜的期盼着，期盼着。
　　 母亲小的时候是不用裹脚（旧社会的风俗，脚小的姑娘好嫁人）的，外祖父生前就大力倡导废除封建思想。他教书多年，又乐善好施，在村里威望极重，村里的女人生下女孩，遵循外祖父的嘱咐，早已不再裹脚。唯独有一次，村里最穷的赵全富生下一女，已经到了穷怕了的地步，非要给女儿裹脚，好让她嫁个好人家。外祖父听闻此事，匆忙找到他，告诉他：“‘三寸金莲’是封建思想，再穷也不能穷斗志，你让她去学堂念书，文化高了就不怕穷了，钱我来给。”这是外祖母告诉母亲，母亲又告诉我的事儿。外祖母说，我母亲随了外祖父的体质，少年体弱多病，已经经不起折腾了。
　　 外祖母是个内柔外刚的女人。一亩薄田，仅凭一双手，一份坚持，养活了三个孩子。母亲说，外祖母一辈子活在牵挂中，她吃过的苦，就像历史的尘埃，无法捕捉，用任何语言都无法诠释的。我生下来六个月，依旧是为生计所迫，父母双双去了远方某个城市务工，因此便把我留在了外祖母家，外祖母会时常望着外面那颗老李子树，她说那里有你母亲的影子，我又时常在夜色临近的夜晚，听到一个孤独佝偻的身影在感叹：“庚清啊，她们都长大了，也都飘去了远方，我做到了，我做到了……”我看那颗老李子树，高大挺拔，那身躯粗粗壮壮，却有数不清的裂痕，那敞开的树皮像似在诉说，诉说着这几十年里，发生在她们身上的故事。岁月的沧桑在它的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叶子逐渐的飘离，随风飘荡，我似乎又看到了外祖母的眼里，那一团朦胧的背影。
　　 这座南方的某个小村落里，不大不小两千人口，到了我这个年代，已经发展成三千人的大村了。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我母亲很小的时候已经开始为家里赚工分，别人一天五公分，我母亲因为年纪尚小，再加上体弱，再努力一天也就三个工分，已经是十分不容易了。
　　 又是一年的秋天，老李子树上的叶子纷纷飘落了。母亲八岁，家里迎来了第一件喜事。母亲的二姐嫁人了，嫁的是离村十几里远的一位教书先生的子嗣。这位教书先生是我外祖父生前的同窗好友。秋风刚过，冬天还没来得及到来，叶子已经慢慢的飘离，媒婆就来说亲了。外祖母踌躇了几个晚上，把母亲的二姐叫到外祖父的遗像前，说：“你父亲生前大力倡导，婚姻大事儿女自己做主，我听闻对方秉性善良，又有才学，但是这门亲事还是由你自己做主。”母亲的二姐问了对方的姓名年龄，又过了数日，双方见了一面，便应承了下来，这门亲事就这样决定了。外祖母很高兴，大概是由于对方是教书先生之后的缘故吧。二姐嫁人的时候，已经是秋后的事了，那吹在房檐的秋风，似苍老的浮萍，竟带去了些许惆怅。家里，从此又少了一个人，只是外祖母时常站在屋檐下，向那远方眺望，不知是想念大姐，还是在挂念二姐。
　　 一九六七年，母亲十岁。那年，南方大旱，各地传来旱情的消息，像一把烈日的焦火，浇在了这座村落里。那是一个不安分的时代，又是文革起初，各家各户已经揭不开锅，村里人人自危，家中有米的也不敢轻易拿出来，一不小心就被扣上一个反组织反革命的大帽子。那年的人们等了又等，盼了又盼，依然不见雨露，天边是一望无垠的焦黄色，风儿在哭诉，大地在悲唱，饿死了一群又一群的人。不得已，村里把所有的粮食召集起来分给大家。由于那时计划生育还未实施，各家各户最少的都有三个孩子。分粮食时老干部念到外祖父的名：“赵庚清，你们家现在多少人？”外祖母早已站了出来，大声回答：“四口。”老干部在人群中点了点人头数量又问：“这不是只有三个人吗？哪里来的四口？”人群中已经开始议论纷纷，大多是指责我外祖母谎报人口，想要多分一点粮食。
　　 外祖母又说：“我并没有想多分一点米，请大家记住，我老赵家——还有个姑娘！”声音到最后已经是哽咽着把后面的话补充完：“你就按照三口人来分，但是我们家的确还有个姑娘！”后来母亲告诉我，外祖母是想念大姐了，她每天都会站在门槛，等着黄昏，等到日落，等了无数个春秋冬，额间的皱痕深了一道又一道，却依然等不到那个熟悉的背影。外祖母说，我总得为自己留个念想，为儿女们留口饭，儿女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是死是活都要见上一面的，不管到了哪里，这个家始终留有儿女的一口碗。
　　 分下的米根本不够吃，人们就开始挖野菜，啃树皮和吃草根，就这样，秋风已经渐渐飘离了南方，漫天的冰冷又掩盖这座村子，时间一恍惚就到了来年的春天。依稀记得，年少时吃饭，我桌前总是滴满了饭粒，母亲就敲着桌子教育我：“现在你们丰衣足食，你可知那时我们连野菜都吃不上，更何况是大米！”后来我又听母亲说，树皮吃下不容易消化，留在肠子里容易闹病。我舅舅那时候还是个很壮实的小伙子，就因为吃树皮得了一场大病。我自懂事起，印象中的舅舅就是一副消瘦的摸样，像极了我的外祖父，便是由于那场大病留下的病根所造成的，加上贫血的缘故，病好的时候再也长不壮实了。村里的郎中嘱咐，切莫再让他吃树皮了，再吃会吃死人的，尽量多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外祖母就很惆怅，村里已经借不到米，可吃的树木到处都是剥光了的痕迹，思来想去便踌躇着去远一点的地方借米。外祖母当时已经接近六十高龄了，断然是不能让她外出的。那时候母亲便站了出来，说她去借，去哪里借，她想到了二姐
　　 这年是一九六八年的春天，我母亲刚好十一岁，春风已经绵绵的刮来，刮在脸上，吹在人们的心里。空气中渐渐有一丝丝的春意，也会时不时飘来一滴雨珠，滴在这座饱受沧桑焦黄的土地里。我母亲出发的时候，外祖母叮嘱：“就算借不到米也要把自己照顾好，看这时日今年是个好时辰，可总算要熬过去了。”
　　 母亲二姐的家离村落有十几里的路程，她兜里揣着着草根啃着树皮就出发了。母亲没有到过二姐的家，她仅凭模糊的记忆，只记得那个村子叫唐家村。母亲是瘦小的，大多是由于贫血的缘故吧，我们这一代人都随了外祖父，并不是那么高大威武。母亲要赶在天黑之前来回，她走走停停，渴了就只能舔嘴唇，饿了啃树皮吃草根，走到半路的时候已经快到饷午了。母亲一路问着人，终于寻到了二姐的家。她见人就问，生怕自己耽搁了来返的时辰。母亲到二姐家的时候已经是饷午十分，正是午饭的时间。那时候各地的情况都差不多，那片土地到处可见被剥光了树皮的树木，可吃的野菜和草根也被挖了个透，发黄的土地里到处是坑坑洼洼，这片苍老的土地，又吹来了绵绵的风，不知是在叹息，还是诉说着，诉说着这一年它走过的路程。
　　 所幸二姐的家境还算好，但又有谁知道这个年代自家的烦恼呢？母亲寻思，她一走进去二姐定要管她一口饭，她思前想后，二姐也不容易，省下的这口饭就正好可以带回去留给舅舅补充营养。母亲就坐在大树底下等着，等着，她想着，只要等到饷午过去，就好了。母亲等着等着就靠着大树睡着了。
　　 母亲是被一阵喧闹声惊醒的，她睁开眼的时候，头重脚轻，只觉得这个世界已经是颠倒的了。母亲被一群人围着，那些人指指点点，有的摇头，有的再叹息，都似乎已经习以为常，这年头饿晕饿死的事件时常发生。因为母亲算是外地来的，各个都不认得。母亲微微颤颤地爬了起来，又是一阵头昏眼花，只得扶住树根，人群中又开始传来叹息声了。他们谈论着，这姑娘是哪家可怜的孩子。母亲好不容易站了起来，眼神终于清晰，脑子也开始活跃了。一个大娘问母亲，是哪家的亲戚？我母亲告诉她，她是赵彩秀的妹妹。马上就有好心人去寻二姐了。
　　 这段历史我是听二姨说的（母亲的二姐），她给我讲诉这段历史时已经是七十高龄，却依然吐字清晰，我听着不禁潸然泪下。就像我外祖母常说，虽然她是三个女儿中最小的，但却是坚强最善良的。母亲当天发了高烧，仍然坚持着回去，外祖母还等着她把米带回去。二姐心疼她，死活不让她下床，到最后硬是拗不过母亲，只好叫姨夫找来一辆三轮车（手推的那种），把母亲送了回去。
　　 外祖母说，母亲回去之后也大病了一场，那段时间无法用糟糕二字来形容，就像那年大旱，一样的难熬，等着一个，救活了一个，又差点失去另一个。母亲病好的时候已经到了这年的三月，这场历时八个月的大旱总算走到了终点。春风终于把一场大雨带来，人们站在这片苍老的土地上，欢声歌唱，用尽一切力气来表达对上苍的谢意。这一年是个丰收年，母亲依然十一岁。岁月依然在缓缓的沉淀，生活和日子总算有了一丝安定，外祖母又时常依偎着门槛，望着那颗老李子树，落了一地泪，不知是想到了谁和谁。
　　 一九六九年，母亲十二岁。文革正兴，大多数孩子被父母从课堂牵回。外祖母对母亲说，你父亲是个有文化的人，不管外面的人如何风言风语，你总该要去学点知识的，将来也有个一技之长，嫁个好人家。外祖母说到这里的时候，又想起了大姐。她说，大姐从小是在外祖父的熏陶之下，才走向了求学之路，这一走就是十几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她在外面过的好不好。你也应该学着大姐，但不用走的太远，你就去找你二姐夫吧。
　　 这一年，母亲十八岁。家里迎来了第二件喜事，舅舅也结婚了。对方是一个蹶腿的姑娘，我舅舅跟外祖母说这事时，生怕她不同意，踌躇了好久才告诉她这件事。外祖母听后很恼怒，说：“你这不是耽误姑娘的青春吗？蹶腿怎么了？你忘记父亲说过的话了吗？只要秉性善良，咱们家的婚姻大事自由做主，你找个时间，让我好好看看她。”后来过了几天，舅舅终于把舅母带到外祖母的面前，外祖母就问：“他虽然瘦小，但干活不留余力，我老赵家的儿女们都是坚强善良的，他不嫌弃你，你也别嫌弃他，我盼望你们都过得好，你们找个日子事情就这样定了吧？”那一年，大风吹，秋风送，家里增了一口人。可外祖母依然向远处眺望，不知在等待黄昏的到来，还是在等待落叶的归根。
　　 母亲说，外祖父走的早，留下的的一切，几乎是全部落在了外祖母的肩上。我想，那简单的一切，是否就能简单的诠释外祖母所做的一切呢？那简单的一切，是简单的坚强、等待、不屈、伟大、是一个平凡的母亲所做的简单的一切。
　　 岁月在沉淀，时间在流逝，一恍惚，时间到了一九七九年。这一年，历时十年之久的文革终于结束了。这一年，人们欢声歌唱，秧歌艳舞，外面不断传来了悦耳的歌唱声：“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像那金色的太阳……”外祖母听到，慌忙叫来母亲：“快来快来，这是北京传来的歌声，是你大姐所在的地方，她现在一定过上了好日子，来，我们跟着一起唱。”
　　 母亲读完高中，时间来到了一九八零年。这一年，外祖母已经是高龄七十三岁。她一生操劳，身体依然健实，没有遇到什么大病，还能下地干活，却已经是撑着拐杖在行走了。这一年的秋风还没到来，叶子已经挣扎着往外飘了，外祖母看着远方，想起了外祖父，她知道自己挣扎不了几年了，还好母亲已经长大成人，舅舅也取了媳妇，唯独的是，这几十年风雨，她依然坚守了一丝期待。这天，外祖母又翻出二姐穿过的衣裤，全部洗了，晾在外面的树杆上，排了老长老长。她把母亲叫道跟前，拿出一张已经泛黄的纸，对母亲说：“你把这里面的地址背下来，趁着天气还暖和，去北京一趟。算算年纪，你大姐这个时候也五十二岁了。去看看你大姐，是生是死，你带个消息回来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