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广川（今河北冀县）人，是西汉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主义的拥护者，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以“三年不窥园”的精神，攻习儒家经典，当时被推为群儒之首，有“汉代孔子”之称。他精于《春秋公羊学》，景帝时为博士。他的学生很多，有赢公、褚大、段仲温、吕步舒等，有的学生见不到他的面，就采取以老学生教新学生这种“久次相授业”的教学形式。
　　 在董仲舒成名之前，其身份只不过是个知识分子，带弟子“下帏讲诵”。汉武帝时，以《贤良对策》脱颖而出。贤良对策有三大主张：独尊儒术；兴太学；重选举；是当时激进的政治、文教、人事制度改革。贤良对策正中武帝的下怀，董仲舒自然得到重用，从此一生风光无限。
　　 董仲舒的三篇对策，成为汉武帝时代“独尊儒术”政策的基础。《汉书?董仲舒传》说：“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董仲舒的主要著作为《春秋繁露》，全书今存八十二篇，根据“公羊派”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并应用于社会政治；发挥《易经》的阴阳学说，结合五行思想，创立“天人感应”学说，并提出了“性三品”观点，形成了一套神学化儒学新体系，为当时的政治服务。
　　 董仲舒为加强皇权立下了汗马功劳，深受汉武帝的赏识，曾经被任命为江都王刘非的国相。武帝元朔四年（前125），由于公孙弘建议，董仲舒被任命为胶西王刘端的国相。刘端是武帝之兄，为人残暴，专横跋扈，过去朝廷派去的国相及官员，或被控告，或被毒死，遭杀伤的二千石的官员甚多。这份苦差，董仲舒最终选择了以病托辞。此后，归隐家乡，武帝仍然以国是相咨，直至太初元年（前104）辞世。
　　 《春秋》公羊学——董仲舒的思想源泉
　　 一、《春秋》公羊学与《贤良对策》
　　 《春秋》是孔子将鲁国删订而成的一部编年史，比较集中的体现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后来解释它的著作相继而出。《春秋公羊传》即是其一。相传《公羊传》的作者公羊高，是孔子的学生子夏的弟子。《公羊传》通过口传记述，汉初才编写成文，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它着重于阐释《春秋》大义，便于学者穿凿附会和引申发挥。董仲舒潜心研究《春秋》公羊学，居然“三年不窥园”，可见其极端投入。景帝时获得“专精于述古”的声誉，被任命为博士，可以招收弟子，传授经学。武帝即位，董仲舒以《贤良对策》应诏而出，成为尊儒抑道的急先锋。景帝时儒家的地位影响已经足以和道家抗衡了。以至于出现了儒道互黜，争夺霸主地位的趋势。
　　 二、“天人感应”和“大一统”
　　 董仲舒为了加强他的政治主张的力量，创立了一套“天人感应”的迷信学说，使先秦的儒家原始思想变成了神学化的思想。这样，他就把儒家主张的封建伦理都归诸于“天道”，把“仁”和“三纲”等等都认为是出自天意而不能改变的永恒道德。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就把封建社会秩序神圣化和绝对化了。
　　 汉初在对待学术文化方面的方针是兼容诸家思想学派和学术相对自由。文帝尊奉黄老之学，但对其他学派的代表人物，也往往破格重用。如秦朝的柱下御史张苍（荀子的学生）在文帝时官至丞相。汉初阴阳家思想影响很大，很多学派的思想，甚至整个汉代人的思想，无一例外地都打上了阴阳五行的烙印。然而比阴阳家影响更大的儒家学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跃机会，再度崛起。儒家的崛起，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秦汉之际，儒家多难。秦始皇焚书坑儒，汉高祖溲溺儒冠，西汉初建尊奉黄老。儒学如同地火东奔西突，寻找机会钻出地面。文景时期，儒家终于等来了机会，为了汉家长治久安，一些有影响的思想家指责秦废礼义、仁智的同时，主张兼用儒学治国，儒家思想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儒家学派的地位日益提高。影响也日益扩大。文帝重视《六经》，开始设立经学博士，立了《诗》、《书》两经博士，待遇优厚。景帝时，董仲舒治《春秋》，被任命为博士。景帝死后，刘彻即位，即汉武帝。十六岁的武帝凭借父祖积累的雄厚经济实力，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不愿过道家那种清淡无味的生活了。公元前140年，即位不久的汉武帝，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来京师应对“古今治道”。当时参加应对的贤良共一百余人，有儒家、法家和纵横家的代表。在这次空前绝后的最早的公务员大考中，董仲舒，以《贤良对策》脱颖而出，最受汉武帝的赏识。他对汉武帝的三次下诏察问，都以策文应对，这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
　　 （一）大一统
　　 这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春秋》公羊学的名义下，融合了其他学派的思想，向着正统道路不断发展，为汉家建立空前的大帝国准备了思想理论。公元前141年，“遵业”皇帝汉惠帝刘启死后，儒学作为汉家新的统治思想，终于登上了历史政治舞台。董仲舒认为，《春秋》主张“大一统”，诸侯不得自专，必须服从天子的统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今学派很多，指意不同，朝廷“无以持一统”，加以法制屡变，臣下无所适从。董仲舒在第三篇策文中，根据《春秋》“大一统”的思想，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为了大兴礼乐，推行“教化”，实行“德治”，董仲舒还建议立太学，培养儒生，以适应尊儒的需要。汉武帝大喜过望，立即改组“三公”人选。任命窦太后的侄子、信奉儒术的窦婴为丞相；自己的舅父田蚡任太尉；任命名儒申公的学生精通《诗》的赵绾为御史大夫。这样，武帝一改“孝景不任儒”的旧规，将汉廷最高统治机构“三公”，以及其他要害部门，改由尊崇儒术的人充任，使独尊儒术得以顺利实施。然后是设立“明堂”，准备按古制大兴礼乐。正当汉武帝跃跃欲试，醉心于尊崇儒术的时候，却遭到了自己的老祖母太皇太后窦氏的极力反对。尊儒暂时受到了挫折。
　　 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五月，窦氏死了，武帝终于得到了施展抱负的机会。采纳了董仲舒的“求贤”的建议，建立了一套察求人才的选拔制度。这就是察举制与考试制相结合的选官制度。另外，其他选官途径也应运而生，比较重要的有征辟、任子、赀选等途径。征辟即征聘和辟除；任子制就是接班制度使其政治特权世袭化，维护官僚显贵的既得利益。赀选即用钱买官。这几种选官制度，不但范围狭窄不利于广泛选拔人才，而且所任用的官吏也不一定是贤才，尤其是任子和赀选存在的弊端，已为当时人多所指摘。董仲舒在对策中建议“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亦即察举制。其实文景时代也有察举制，但是那时尚未成为定制。到武帝时才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而且不断完善成为一种定制。从此察举制的选官方向确定为以儒术取士，这是汉代察举制发展的一次根本性的转折。武帝时察举科目进一步扩大，基本上可以分为常科和特科两大类。常科，即举孝廉；特科，如举秀才异等、贤良方正等。察举选官的标准是“经明行修”即熟谙儒学理论。《春秋繁露》基本上构建了一个在臣卑君尊的前提下，强调臣道有为和实现朝臣儒士化的比较完整的臣道观体系。初步完成了儒学臣道观的理论框架。
　　 （二）天人感应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一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达到思想统一；二是力图通过维护专制王权，巩固国家统一；三是提出“天人交感”论，试图限制专制，保障统一局面。
　　 天人合一，“天者，百神之大君也。”（《春秋繁露?郊祭第六十七》）董仲舒的天，首先是百神大君，是至上神，高居众神之上。其次是众生之源，万物之祖。这里的天是无所不包的大天。当然也包括了与地相对的天象之天（小天）。从道德角度看，天有四种品行：“为尊，为仁，为神，为明”。董仲舒人为地将设定的道德品性赋予天，使天具有人格的意义。天，利活于民，厚养于人，也是天德之一。天有时有度，变而有常，微而远，广而实，虚而无所不包，天德实多也。“天之道，出阳为暖以生之，出阴为清以成之。”（《暖懊孰多第五十二》）这是借阴阳以展现天的生成之德。“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五行对第三十八》）这里以五行表现的是相生相克相成的天德。“天德施，地德化，人德义。天气上，地气下，人气在其间。春生夏长，百物以兴;秋杀冬收，百物以藏。故莫精于气，莫贵于地，莫神于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同上)这里的天(小天)、地、人三端之德以及通过四时表现出来的特性，都是大天之德的具体显现。显而易见，在董仲舒那里，天是无所不能、完美无缺的。它不仅化生了世间万物，还促其成长，助其藏收，生杀予夺，秩序井然。天有此十全十美的品德，人只要感之而起，应之而行，便完全能达到天下大治。董仲舒对天的内涵作了如许多的规定和说明，其思想的核心还在于强调天人同源、天人同德，如此，天人感应才有了先天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董仲舒的天，有了两层含义：一是神性的天，即大天（天帝之天）；一是物性的天，即小天（天象之天）。在董仲舒的天中而更多的是神天与物天的混合体。
　　 为了进一步强化“君权”，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给天人关系涂上一层“圣光”。本来天是自然现象，董仲舒却宣称天有意志，是主宰世界的至高无上的神，又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因此一切自然现象，社会现象，都是“天”的意志的表现。天和人能够感应相通，“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既神化了“天”，又把“天”与人的关系沟通了。儒家思想若不是经过董仲舒如此包装，统治阶级是不会轻易接受的，因为儒家思想的可用性不是太强，特别是孟子把人民的利益提到了君王之上，让自私的君王很不爽。董仲舒的美化包装和大胆改造，使得人君能够接受并积极实施，不可谓不机智灵活，极富创造精神，从此神化过了的儒家思想大行其道，占了主流，使汉人的思想得到了彻底的改造，可能一直到今天，我们汉人还是在头脑中或多或杀的残留着这种思想的基因片段。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根本目的是要将天道施及人道，以天之元道来说明人伦政治的合理性和规范性。这种天人观念政治化的倾向具体表现有以下方面：
　　 1.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
　　 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楚庄王第一》）春秋之道也就是古往今来的治乱之道。
　　 所谓法古、法圣，其实都是法天。“数”是规律、法则，圣贤遵守天的法则，就能使天下大治、违背天的法则，天下必将大乱。这也是一切政治成败的根本法则。董仲舒认为，一部《春秋》说明的不过是法天与违天的事实和道理。唐贾公彦解：“繁多露润，仲舒为《春秋》作义，润益处多（《周礼疏》）。
　　 2.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
　　 “与君相比，君贵民贱;与天相比，天贵君贱。屈民屈君以伸天，这正在是董仲舒天人观产生的现实动机。《王道第六)说:“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境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二端第十五》）所以，“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也。”董仲舒认为，“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楚庄王第一》），“天”“古”体现的都是所从来者—“天志”，是天之本愿始心。天遵循的是“元”“始”之道，元始之道是随天地终始之道，是“系一”之道，也是正天地万物之道。董仲舒的政治哲学，是通过体会元一、天地之道，并用之于人事家国，将人事的合理与否，求符应于元天之道，要使政治的现实性同时具有先天的和普遍的合理性，同时也想将人事政治规约于超人间的先天之理，使王权为代表的人事既具有先天的合理性，也要先天地受到某种超世力量的约束和限制。
　　 对天的神化，为的是对人的神化。董仲舒宣称，“天”不仅创造了人类，还为人类安排了君主。帝王受命于天，是秉承天意统治天下的，因此称为“天子”。董仲舒论证“君权神授”，帝王成为“天意”的代表，自然就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威。为自己造势，涂彩上光环，因为挑战者实在是太多了，譬如西游记的一个普通的石猴都敢挑战玉皇大帝。从刘邦到刘彻一共五代帝王，却杀死了叛乱亲人和属臣无数，特别是刘姓的封王。汉初所立的八个异姓诸侯王，到刘邦晚年，竟有七个被杀被废。吕后杀害诸刘，更是血腥之至，（赵王刘如意、齐王刘肥）。为了体现天意，董仲舒主张“奉天法古”，即是从效法古代“先王之遗道”来奉行天意。他虽然发挥《春秋》“三世”之说，并认为“天命靡常”，“有道可以伐无道”，可以承天意改朝换代，又主张王者改制，好像是有历史发展的观点，其实他所说的改制，只是指“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而言，至于先王的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等等是不能改的，所以他说：“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这与他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思想是一致的。他的“三世”说是一种历史循环的观点，而“奉天法古”的思想则纯粹是一种复古主义的反历史主义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