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许多美好的回忆，1966年下半年，我在野鹿滩的一段生活至今仍留下酸甜的回忆。
　　 野鹿滩，地处湖南的常宁、桂阳、耒阳三县交界的山区，这里峰峦叠翠，山深林密，白云缠树，清风恋山。夜半幽静之时，雄鸡叫三县，犬吠惊山远。两山对恃之间，奔流着一条九曲十八湾的小河，叫舂陵河。河中怪石嶙峋，岩滩处处，急流飞瀑，一泻千里，因行船艰难，艄公管这一段河流叫“十八难”。我们那时住在这“十八难”的“第五难”的河边工棚里，河对岸是一块难得看到的山脚下的小小平地，那里茂林修竹，野花幽香，在竹林柴榛的掩映之中有一座座茅舍和一块块耕地，在未有人烟之前，这里曾是野鹿出没之处，故名曰“野鹿滩”。
　　 1966年，那是一个非常的岁月。那年8月，全国上下爆发了翻江倒海的文化大革命。我的父亲当年是一个小学的教导主任，是一个名不见经卷的小小芝麻官，也被造反派打成了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鬼”，因为父亲是“牛鬼蛇神”，我是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也被同班的红卫兵同学打成了所谓的“三家村的无名小卒”，受到了大字报的围攻。我一气之下，愤然离开了学校，回到了我的老家农村。在1966年的11月29日，我受家乡生产队的派遣，与一些青壮年农民一起奔赴欧阳海灌区工地。来到这距大坝不远的三县交界之处，开挖灌区的第一期主干渠渠道。我们背负行囊，徒步爬涉300多里，进入这荒僻幽深之境，我的一颗带创伤的心灵在这美丽的大自然环境的洗礼下，已经宠辱皆忘，名利淡远。啊，神秘而美丽的大自然，我向你报到来了。
　　 在我去灌区前，祖母曾为我缝缝补补了几天几夜，一针针，一线线，缝进了祖母的凄苦之情和对孙儿的眷恋。我们在风景如画的野鹿滩放下背包，住在河岸潮湿阴暗的杉木工棚里。这工棚内用竹木钉了上下两层的通铺，床上摊了薄薄的稻草。这长长的通铺在工棚内两边一字儿排开，中间只留两尺宽的过道，作为白天过路、晚上放鞋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是卖苦力，我们的口粮每天有两斤米，菜金是每天五角，肚子还能吃饱。菜每顿都是两条小小的干咸鱼或者是几块盐炒的空豆腐。扎根后的第一仗，就是上山砍柴，在高山密林中杀出一条宽宽的路来。因为我们要在这密林中开挖渠道，砍柴是为了扫除障碍。我当年19岁，初出校门，新进茅庐，第一次上山砍柴，手上就磨起了几个血泡，鞋底也被砍剩下的尖尖的柴兜戳穿了一个洞，脚板也被划破了，我的胳膊被荆棘划出了道道血印。与我在一起砍柴的民工王颂明，见我不会用柴刀，又搞得如此狼狈，顿觉十分可怜。那时工地的领导规定，民工每人至少要砍一担柴下山，才能记工，否则连饭也吃不上，那时食堂煮饭炒菜都是烧柴的。王颂明是一个50多岁的老农，他与我父亲很熟，因此也很亲近我。他怕我完不成砍柴的任务，在砍完自己的一担后，马上又为我砍了一大捆，他教会我怎样使用砍刀，又告诉我如何捆柴。他为我在山里寻了几根捆柴的榛条，手把手地教我捆柴的动作，还为我找了一根刀把粗的小杂木，将它砍下来，削光了上面的枝枝丫丫，又将两头削得尖尖的，把两头尖嘴分别插进两捆柴里，中间还剩下两尺来长的圆棒，这就是担柴的扁担，山里人叫做“禾枪”。我那天砍柴真的什么都不懂，在老王的耐心指导和帮助下，我才勉强凑足了一担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学会砍柴啊。王颂明可帮了我的大忙了，我在挑着一担柴下山的时候，因为山路又滑又陡又是荆棘缠身，我摔了几跤，衣被撕破，鞋被戳穿，脚趾流出了血，王颂明走在我的后面，一次次将自己的担子放下来，又将我小心地扶起来。后来他见我的鞋被戳破不能穿了，他非常心疼，将自己脚上的草鞋脱下来给我穿，他自己就赤着一双脚，在荆棘丛生的山路上小心冀冀地走。等到了山下的工棚里，我才发现王颂明的一双脚都被荆棘划得血肉模糊了，流出的血都已经结了痂。我非常心疼，不知怎么感谢他为好，茫然不知所措了。而王颂明见了我那付悻悻的样子，却表现得满不在乎，一个多好的民工啊。那天夜里，他与同铺的另一个民工悄悄地说：“小罗真是造孽啊，他父亲是我的老师，人挺老实，是一个浸在冷水里也怕烫的人，这样的人却被打成了什么“黑鬼”，连教籍也被开除了。他也是高中生，一肚子墨水啦，却到这里来卖苦力，今天砍柴要不是我帮他，他怕饭也莫得吃，真是可怜。现在这年头，读书有什么用呢？唉……”他与那个民工的谈话我听到了，我也真的为自己担心了：我是一个无用书生啊，我能在这种高强度体力劳动的工地干什么呢？我怎么活下去呢？
　　 在那个山高林密、天高皇帝远的灌区工地，幸好与我在一起干活的民工在暗暗地帮助我，关心我，让我度过了许多难关。我干不了的活他们帮我干，我完不成的任务他们帮我完成，在一起干活的时候，他们总是要我干轻活。在两个人抬石头的时候，另一个大力士总是争着与我抬，他走后，我走前，在刚刚抬起的那一刹那，他就悄悄地把吊石头的铁丝往后挪了一大截，怪不得我抬着总是觉得很轻松。在挑土方的时候，他们也愿意与我做一组，他们总是要我用锄头把泥巴上到土箕里，由他们来担。如果领导来了非要我担不可的时候，他们就会把土箕的泥巴只上进一半，我担起来也就不重了。在工地，民工们却不管那个年头的“红”与“黑”，他们心中有自己的“好人”和“坏人”的标准。他们认为的好人也不管那个年头在政治上戴着什么“帽子”，还是在心里敬佩着。那个年头他们有一句口头禅：“我怕什么？我是一个农民，我还怕撤掉我的锄头把吗？”他们总常常说我的父亲是一个爱学生、对工作负责的好老师，也大胆地与我亲近，与我谈心。我从心灵上感受到了真正的“人性”。为了回报民工叔伯对我的关心，我总想为他们做点什么，不久这种回报的机会终于来了。
　　 在民工来到工地半个多月以后，他们普遍泛起了一股思乡之情，他们有的想老婆，有的想孩子，有的想爹娘。在文革初期的那个时代，不但没有手机，连电话也找不到，在远隔几百里的交通闭塞的山冲，寄一封信都要跑到离工地20多里的小市场的邮电所去。幸好那时灌区的指挥部设在那个叫白沙的小镇，我们这个民工营300多人的米菜油都要到白沙去买，每天都要派好几个人到那里去挑米，这些挑米的人就成了民工的捎信人。在这300多个民工中，真正的高中生只有我一人，大部分民工都不识字，于是写信就成了难事。当很多民工得知我是一个刚从学校出来的高中生时，非常高兴，都找我帮他们写家信，只有在这时，我的那一点文化“资本”在工地就成了“抢手货”。于是在每个散工之后的夜晚，我吃了饭，就被民工约好了，赤着脚跳串于工棚内的稻草铺之间，掏出自己从家里带去的纸和笔，用膝盖当桌子，用民工的手电筒当灯光（当地当时根本就没有电灯），按照民工的口述或意思，给他们的亲人写信，我善于抓住他们心里头最要紧的话，用最简单通俗的语言，写出一两百字的短短的书信，写完后还得给他们写信封，有时他们没有信封，我就把从家里带去的信封给他们用。这样，我每个晚上都要写几封信，最多要写十多封信。在那个工棚内，有100多个民工都找我写过信，从此我成了那些民工的“信人”。民工在工地上处处都护着我，我感到了一种被呵护的温暖。后来过了许多年，我想起当年在欧阳海灌区第一期工程与民工们的相处，就感到一种幸福，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融合在一起，真有一种互补互利的乐趣啊！
　　 我们住在舂陵河河边的工棚里，工棚的河对岸是真正的野鹿滩。我们在这个深山荒野之处，周围几公里也找不到一个商店，只有河对岸有一个可买到盐、香烟、火柴的小店。这里的民工大部分都抽烟，因此他们就要经常去这个小店。去小店要过河，河上没有桥，也没有船，只有一只小小的竹筏。这竹筏还是民工自己扎的，不过渡就用一根长长的绳子栓在河边的一棵树上。河里水流湍急，河底又是怪石嶙峋，要撑竹筏到对岸，虽然只相隔两百多米，但要半个小时才能到达。下雨天，工地开不了工，民工就三五成群地结伴撑筏去河对岸买烟。有一次，民工王颂明与曾传宾拉我到河对岸去玩，我随他们也过了一把撑竹筏的瘾。我用竹篙一篙一篙地点着顽石，绕过浅滩，先往上游撑一段距离，再将竹筏横渡，因为水流急，对竹筏有一股强大的往下冲击的力量，我一个人的力量无法与水的下冲力抗衡，我急得额上青筋直暴，急速的流水将竹筏冲到了下游500米的地方。这时水流平稳了，我才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老王与老曾替我捏了一把汗。老曾立即抢过我手中的竹篙，他重新把竹筏往上游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把竹筏撑到了目的地，我们上了岸，栓好了竹筏，这两百多米的河上距离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真不容易啊！
　　 我们在野鹿滩的商店买了烟与火柴，这店主人也姓王，老王以同宗家族的名义，与他拉起了家常，店主人很热情，与我们有说有笑。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他要留老王与我们一起喝酒。我们感到好突然，一个陌生人怎么会留我们喝酒呢？也许他是找老王帮忙吧，我们是沾了他的光了。店主人老王带我们到厨房，这是一间很小的被柴烟熏得黑不溜秋的黑屋，屋的上方全是结了网的灰垢，用三只土砖架成的一个小灶上，挂着一条从黑屋房梁上垂下来的铁链，铁链末端挂这一个铁勾子，铁勾子挂着一只铁鼎锅，铁鼎锅下的小灶，柴火在对客人发出丝丝的欢笑，锅里头是在煮什么呢？一阵子我们闻到了一股馨人的野味香，叫我们直吞口水。主人对我们说，是一只闯进门来的野兔子，被他逮着了，他剥了皮，开了膛，把它用鼎锅炖着吃，这里，真是野兔闯进饭碗里哇！我们不想打扰主人，但主人非要留我们吃野兔肉不可，盛情难却，我们也只有留下来与主人共尝野味了。我们四个人就在小灶边用矮凳围坐，一边烤火一边尝鲜，主人给我们每人倒了一碗自家酿的红茹酒，叫我们用长长的竹筷在鼎锅里夹野兔肉吃，这像一次野炊，又像一次篝火晚会。主人与我们有说有笑，无所不谈。谈了一阵子，主人好象有什么心事，老王很豪爽地对他说，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们会想办法尽量满足你。主人说，他只有两个小小的要求，一是希望对岸的民工食堂能买他的盐和佐料，二是他想用食堂的泔水来养猪，他每天可以自己去倒。这两个要求是多么简单而又容易办到啊，他为什么觉得那么为难，还要攀老王这个同宗，还要请我们吃野味呢？原来他是一个苗族人，他住在这个野鹿滩有好长时间了，因为山深林密，交通不便，他平时接触的外人很少，要买卖东西要跑到离家20多里的圩场去，现在对岸忽然来了几百个修灌区的民工，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商机”啊。一个少数民族的农民，在文革初期就有了这种商品意识，真是难得啊。我们四人围坐在火炉边，一边尝鲜，一边谈笑，屋内弥漫着温馨融洽的气氛。我忽来了诗兴，吟成了几句小诗：
　　 围火尝鲜野，品酒肠内热。情比酒更浓，话比山更野。舂陵水难返，人意流山间。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又在前面六句诗的后面添了两句：修渠忆当年，梦回野鹿滩。
　　 啊，荒凉、闭塞、神秘的野鹿滩，你现在怎样了呢？我心中的“野鹿”奔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