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岁——天真无邪
　　 那一年，我和凌都五岁，我们是邻居，我们一起成长在故乡的青山绿水旁，门前还有两只小白羊。天真无邪的我们，一颗纯洁的心灵似乎也在田野里抽穗拔节，期待着成长。
　　 故乡多山，但山不高，也没有仙，一点也不灵气。在山野的咧咧风中，我们一起奔跑着，憧憬着……
　　 很快，无忧无虑的我们被送进了幼儿园。
　　 开学那天，我妈妈给我煮了两个鸡蛋，家乡都有鸡蛋双黄代表满分一百的好兆头，一顿早饭吃得我饱饱的。而凌因为家里没养鸡，一时找不到鸡蛋，他妈妈就给他煮了碗面条，加了点葱花，也让他吃得饱饱的，只不过兆头不太好。
　　 上幼儿园的当天，幼儿园的阿姨问我们，在家有没有跟着父母识字啊。
　　 我昂起一颗自豪的小脑袋，对老师说，我会背三百零壹首唐诗，还可以做二百五以下的加减法，口齿清晰，条理清楚，幼儿园的阿姨顿时对我眉开眼笑，人面桃花相映红。轮到凌的时候，凌对阿姨的提问，搔首弄姿，一问三不知，神情呆滞，语无伦次，阿姨对他柳眉紧锁，人面不知何处去。
　　 每当老师表扬我的时候，我都很开心，墙壁上只要有我名字的地方，都有红花；每当老师批评凌的时候，我也很开心，墙壁上只要有他大名的地方，都有叉叉。
　　 从此，每当我们上学，我总是在老师的表扬中脸红，而凌总是在老师的批评中脸青。
　　 但是，只要离开学校，我们还是一起回家，一起玩耍。我们常常在银灰色的月光下，一起听老爷爷讲故事；我们常常在明媚的阳光中，一起憧憬未来……
　　
　　 （二）十岁——崭露头角
　　 那一年，我和凌都十岁，但凌和我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勤奋好学，考试次次第一，终于在一次满分后胸前多了三朵红花，期末考试我再次拿到语文数学两门功课双百，学校在原有“三好学生”奖状的基础上，特地增加一项满分奖，额外奖励给我两张年画。有一次，家长会，我老爸也很幸运的被老师请到会上介绍家庭教育经验，全部家长对我老爸佩服不已，甚至要到我们家来参观学习，被低调的老爸婉拒而已。那一年，新一届的教育局领导前来视察我校，我作为少先队代表上台发言，按照老师事先写好的稿子铿锵有力的念一遍，时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从此我被大家称为主席台上的模范学生。
　　 凌吊儿郎当，打架有赢有输，终于在一次群架大败后脸上多了三道伤疤，期末考试凌再次拿到语文数学两门功课不及格，老爸被老师传到办公室聆听家庭教育经验。那一届，新任校长刚刚从外地调进来，新官上任三把火，到校头一次会议就宣布从严治校，不但狠抓成绩，更要狠抓纪律，凌作为闯祸精代表上台检讨，凌按照班主任事先修改好的检讨书低声下气的读一遍，时不时引起一阵骚动，从此凌被大家公推为站壁角的形象大使。
　　 从那以后，我和凌开始不再是大人心中的“我们”，更不是老师眼中的“我们”，而是把凌那班坏孩子划分为“你们”，老师们只要一提到学生怎么样，老师肯定会说，我们怎么怎么优秀，而凌他们怎么怎么捣蛋。家长们只要一提到孩子怎么样，村里人都会想起我们两个，一个是楷模，一个是反例，一个竖起大拇指夸奖，一个伸出食指鄙视。
　　 几乎与此同时，我对凌说话也很少用我们，几乎都是用“你们”，因为我也一样不愿意再与他同伍，我一步一步的跟他划清界线，而且我每次说话总像在批评他，教育他，虽然他还不敢公然反抗我的批评，但我知道他心中一定很不爽，为什么我有资格批评他，而他却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难道就仅仅因为成绩吗？成绩难道就真的那么重要吗？凌一直不明白，其实我也不太明白。
　　
　　 （三）十五岁——各奔东西
　　 那一年，我们都十五岁，因为农村上学都晚，十五岁的我们才上初中。
　　 初中课程远比小学多。
　　 不必说数学物理化学有无数练习题要做，也不必说英语千百个单词得背，单是语文的一篇作文就要一个多小时，但我学起来还是游刃有余，每次习作行文流水一般，常常当作范文当众朗读，而凌却忙得焦头烂额，七天憋出六个字，咬烂无数支笔头。
　　 每天我都早早起来背英语单词，常常能在晨雾中看到我的身影。而凌每天都睡到值班老师吹哨子催着起床才磨磨蹭蹭的洗脸刷牙，鼓捣半天拖拖拉拉的来教室，来到教室也不好好看书，不是找人说话，就是跑到走廊去看美女，甚至还学会了抽烟，常常躲到厕所去抽烟，那时候凌抽烟的劲头比他老爸抽他还大。
　　 转眼，三年就过去了，中考如期而至，所有的考生都像赌博一样做试题，不过这个赌博，大家都知道赌注，更知道输赢。中考结束后，我保持一贯的高分，高中榜首，凌保持一贯的不及格，卸甲归田。
　　 那天，我们一起站在山岗上，山野的风还是像从前那样咧咧的吹着，但我和凌再次被成绩分割成“我们”和“你们”。
　　 看着看着，我仿佛看见一阵风从田野吹过，掠过山岗，转而闯进了城，和城市的风交汇在一起，不分彼此。
　　 中考成绩公布后的三天，凌的父亲给他上了一堂生动的思想政治课，甚至还在他脸上留下了最后一道指纹。
　　 落榜后，凌为了生计，为了未来，跟着一大班农民工出去打工。
　　 从此，我和一班好学生成了新的“我们”，凌和一班农民工成了新的“你们”。
　　 凌出发的时候，我偷偷的逃掉父母给我安排的暑假培训班，送凌到车站，面对车窗，我还是没能说出“我们”两个字，看着他年纪轻轻远走天涯，我无奈的摇了摇头，连挥手告别都省下了，不是不想，而是不屑。
　　 从此，各奔东西的童年好友成了名副其实的“我们”、“你们”，就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延伸在人生的旅途。
　　
　　 （四）二十岁——不相为谋
　　 那个黑色七月，我如愿考上重点大学，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我那习惯了青山绿水的双眸第一次接触到了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不必说校里向阳的楼台，翠绿的毛竹，流淌的小河，凉爽的树林，也不必说朗读的声音从小林里飘起，篮球场上你争我夺的场面，单是那学生们走在校园，抱着几本书在明媚的阳光下，就有无限的生机和朝气。大学里，我尽情的发挥自己的特长，各个社团都留下我潇洒的身影，全校各个社团的团报上都有我的大名。
　　 那个火热的七月，凌再次被炒鱿鱼，辗转到了另一个陌生的城市。不必说丰富的精神生活，也不必说充裕的物质享受，单是一日三餐都成了美好的愿望。繁华的现代化文明不曾给他带来任何的快乐，相反，当他看到别人兴高采烈的一手牵着女人，一手提着超市购物袋入住高档小区，而自己却只能住在几十块钱一个月租金的地下室时，他就严重的心理不平衡，甚至有冲过去狠狠揍人家一顿的冲动。
　　 因为是老乡，更因为是童年的伙伴，我偶尔还是会有跟凌打电话的。可正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每次跟凌打电话总是寥寥数语便挂了，顶多也就问问他，有没有跟家里通电话，有没有涨工资之类的。每当我跟高中那些考上名校的同学打电话时，我们可以畅所欲言，谈人生，谈理想，滔滔不绝。
　　 从此，我感觉“我们”和“你们”的定义就像王母娘娘划下的天河，而我们虽然不是牛郎和织女，但我们的距离比牛郎织女还悲哀，人家每年七夕可以在鹊桥相会一次，叙叙旧，而我跟凌这对昔日兄弟却因为成绩而分道扬镳，估计再也不会有什么交集了。
　　
　　 （五）二十四岁——狭路相逢
　　 大学毕业，我跟随公司来到一个项目部，成为一名国企员工，开始领着固定薪水，住进空调宿舍……
　　 半年失业，凌跟着亲戚来到一个钢筋厂，成为一个钢筋工，开始出卖自己的廉价劳动力，住着火热帐篷……
　　 第一次在钢筋厂见到他，我甚是惊讶。
　　 他乡遇故知，本是人生一大幸事。本想叙叙旧，但是看到钢筋的焊接质量那么差，我火气上来，当众斥责凌“你们怎么加工钢筋的，欲弯，弯不标准；电焊，焊不饱满，这些不合格的全部都要返工。”
　　 站在一旁的钢筋厂老板一面一个劲的跟我点头哈腰，一面严厉的斥责他的工人，特别是以凌为首的班组。
　　 顿时，凌的手开始颤抖，用很奇怪的眼神看了看我，再看了看跟我一起的管理人员，随手把焊条一丢，上厕所去了……
　　 那阵子，钢筋厂的钢筋焊接质量简直就世风日下，跟他们老板说了几次也不起任何作用，返工都返工了好几回了，而凌和我更是槽糕，见面也没说过一句话。
　　 我左思右想，终于想明白，原来，还是“我们”和“你们”在作怪。
　　 每次我对凌说“你们”的时候，似乎都是在批评他的，而每次说“我们”的时候，都是把他当兄弟的。
　　 想明白的当天，我亲手焊了一个焊缝，虽然也不是很饱满，也就合格产品的样子，但是我对凌说：“我们应该这么焊才比较好。”
　　 凌看了看我说：
　　 “小心你的眼睛。”
　　 在凌的提醒下，我才想起来，原来我没有带焊工头罩，而眼睛确实在强光下受了点伤，下班回去后，一个晚上只要有光亮就会流泪，睡觉前滴了半瓶眼药水才勉强入睡。
　　 不过，从那以后，钢筋的焊接质量一直都很好，特别是凌值班的时候，成为我最放心的一个点。
　　 后来，凌因为表现出色，被他们老板调往山西，准备让他负责那里的一个钢筋厂。
　　 临走那天，凌请我出去喝酒。
　　 席间，凌对我说，已经二十年没有听到用“我们”这个词来形容我和他了，那天在钢筋厂听到我说我们时，感觉又回到了小时候。
　　 是啊，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多少年的兄弟了，一直因为成绩，一次一次的被人为的归类，一步一步走向陌路，可是，在我心中，我们一直是兄弟呀！
　　 那一次，我们觥筹交错，再也没有界线，再也没有遗憾。
　　 那一次，我们大醉。
　　
　　 后记：
　　 或许，有的时候，“我们”和“你们”只是一个词或者一个习惯的区别，但是效果却是天壤之别。而作为一个管理者，应该以主人翁的意识来管理；作为一个批判者，应该以缓和的方式去批评。没有人天生就要受批评，也没有人天生就有权利批评别人！管理者如果放低自己管理者的高度，融入被管理者中去，一定可以管理得更好，不信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