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完春节，我随大伯家的大表哥来到长沙城，在浏城桥附近一家印刷厂做捡字工。这一年我17岁，大表哥35岁。我暂时住在大表哥家屋顶的阁楼上。那条街道叫八角亭，离印刷厂不远，但拐的弯特别多，我走了一个星期才把那些弯完全记熟，现在已经过去三个月，那些弯在我眼里全都不存在了。表哥、表嫂把两个孩子放在乡下老家，他们在长沙的一所中学教书。表哥总是把那所学校的名字挂在嘴巴上，但我总是记不清。有一次，我毫不知羞地再次说错了那所学校的名字，表哥气愤地扇了我一耳光，从此我竟奇迹般地记住了。那所学校叫雅礼。真拗口。我承认，我不是读书的料。为此，表哥对我很不满意，他说我聪明却不会读书，很奇怪。我倒是觉得没什么奇怪，不会读书就像有些人不会做饭、有些人不会砌屋一样，我总有我自己会做的。
　　 我没想到大表哥会把我带到城里来。平时我最怕他，但从内心并不疏远他，他是我最佩服的人，因为他在城里，而且教书。我没想到，他会把我带到城里来。我一直想来城里，乡下太空了，本来鸟雀成群还好，但被我一把弹弓三下五除二，没被消灭的也被赶跑了。我一天到晚擎着弹弓，找不到鸟，心里空荡荡的，没个着落。我爸见我像只没头苍蝇，要跟我找个媳妇，我不愿意，大表哥也不同意，他就把我带到城里来了。
　　 城里多好，房子挨着房子，没多少空地。虽然房子长得太像，不好找，但门上都标着街道和号码，也不容易找错。比如，大表哥家是八角亭64号，有人来找大表哥就不会走到65或者63去。不过，到了64号还不完全就到了大表哥家，因为64号是一个庭院，一楼有天井、厅堂和三间房，却分属两家，其中一家只有一个看不出年纪的老婆婆，另一家老少四口挤在一起。从厅堂右侧狭窄的楼梯上到二楼，便是大表哥和大表嫂住的地方，有一间卧房、一间小厨房和一个小客厅。小客厅左边，还有几级更窄的楼梯，我侧着身子就能爬上屋顶的阁楼。城里唯一不如乡下的地方是没有鸟，我悄悄带在身上的弹弓毫无用武之地，只好束之高阁。
　　 大表哥家的阁楼酷似一个鸽子笼，可能与其他鸽子笼不同的是，它只关着一只鸽子。但我一点也不反感这只仅可容身的笼子；相反，我在这里感到从未有过的舒适与自由。因为，白天我虽然在一个更大的地方，却比这里迫促、拘谨得多。整个白天，我都被关在印刷厂二楼北边顶头那间昏黑的捡字房里。我从没见过那么黑的房子，黑得连电灯都亮不起来。电灯其实整天开着，在屋子中间握着拳头大小的、毛茸茸的、黄黄的光，只够照亮它自己。那只灯泡穿着蛛丝织的衣服，像一只浑身长满黑斑、快要腐烂的鸭梨。
　　 捡字房并不小，看上去是由两间房打通而成，里面摆满了一排又一排铅字字模。中国的字真多啊。我师傅说，还有些字这里面没有，得重新造。师傅姓柳，所有人都叫他柳师傅，当然我们一天也看不到几个人。他的一颗门牙没了，也不去补，就那样缺着，讲话的时候和风习习，吹出来的都是他刚吸的烟味。他天天穿着那件青布衣服，天天系着那条围裙，手上天天套着两只罩袖，但他一点也不显得脏，他的身上反而散发出一种厚重的、笨笨的而又异常耀眼的光亮，比那个吊着的灯泡还亮。我觉得，他不是靠头上的灯泡，而是靠他自己照亮自己。师傅除了教我捡字，从无多话，他看上去比大表哥还严肃，但我不像怕大表哥那样怕他，毕竟他有很大年纪了，而且又矮又瘦，他对任何人都构不成威胁。但他是个十足的怪人，他仿佛一天到晚、一年四季都生活在这个捡字房里，每天我到捡字房的时候他必定在那里了，无论我多晚离开，他仍然在那里。有天傍晚，我忍不住说，师傅，你早点回家吧。他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好像他不认识我似的。
　　 师傅捡字可真是一把好手。一篇千字文章，他拿在手里，斜着身子，眯起眼睛看一遍，然后往那张比他还显老的书桌上一扔，只见他嘴里念念有词，忽东忽西，上冲下跳，前后有据，左右逢源，敏如猿猴，轻若灵猫。有时速度极快，昏暗之中，仿佛屋子里各个角落的隐形人，在将一件衣服不停地抛来抛去。不要十分钟，那篇文章便躺在印板上，几无差错。我怯怯地对师傅说，我识字不多。师傅和风习习地答道，捡字房识字不像读书识字，不急于知音懂义，先记住字形即可。他告诉我，独体字在哪个区域，合体字在哪个区域，上下偏旁的在哪里，左右偏旁的在哪里，内外结构的在哪里……我问，这么多字，怎么知道那个字在那里呢？师傅说，任何字都有自己的结构，同一结构的字都在同一位置，大位置中再找小位置，比如“刺”字，它是合体字、左右结构、立刀偏旁，这一大块都是合体字，左右结构的在这边，立刀偏旁的有两架，“刺”字八划，应该在这个位置。这个字我捡过十万次以上，因此，随手能把它拈出来。师傅话没说完，“刺”字就躺在了他的手掌心。我再问，您嘴里念些什么。师傅说，那是喊字，招魂，把那个字喊出来。我吃惊，字能喊出来？师傅说，你跟它们熟了，它们有时躲到你找不到的地方，你一喊，它就会出来。越说越玄，我半信半疑，不过师傅这番话勾起了我对捡字的兴趣，这么多字，能信手拈来，你想想，那是什么功夫！我渐渐不那么抵触这间黑房子和这个糟老头，这里似乎产生了一种魔力，能把17岁的我，约束在浓烈如乌云滚滚的铅味、烟味、霉味与油墨气息里。
　　 然而，师傅对我的工作没有任何要求，只要我不出捡字房，我一天捡百十个字都可以，他也没当我在他身边，继续像件衣服被隐形人抛来抛去。我有时故意在他前面挡着，他看都不看，一晃就过去了，仿佛是从我身体里钻过去的。
　　 我越来越喜欢这项工作。我上学识字时全然不觉得字的可爱，到了捡字房里，我和字很快熟稔起来，有些字我甚至也能喊出来。我和它们成了朋友，也许是我在城里没有其他朋友的缘故吧。师傅不管我的时候，我就尽情地和字玩，把它们一个个请出来、喊出来，组成一个个段落、一篇篇文章。
　　 四月，安静的城市风声四起。街头巷尾，人们纷纷传说解放军已经将长沙围得水泄不通，陈明仁将军的部队在营盘街、兴汉门天天练兵。学生开始大规模游行，那个场面让我震惊。如果不是游行，我真不知道长沙城里还藏着这么多人。他们像泉水一样，从地底汩汩冒出来，形成一股股愤怒的洪流，冲击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几万人排着整齐的队伍，一齐挥拳头，一齐喊口号，一齐踏步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认真读着他们举起的每一条横幅：“停止征兵征粮！”“打倒假和平，争取真和平！”“严惩‘四一’惨案凶手！”……街坊说，南京那边杀了好多人，作孽！我的脑子里闪过横幅上每个字在捡字房的位置：“停”在2区7排4格左数38，“止”在1区1排3格左数25……忽然，扛着抢的警察一队队跑过来，围住学生，学生与警察扭打起来。我赶忙回到大表哥家。
　　 吃晚饭时，我问大表哥，“解放”是什么意思？大表哥目光柔和地看着我，笑着说，你不懂，好好做事。他从没如此亲切过。我想，解放一定是件大事，不然不会让大表哥这么高兴。于是，我再问，解放是不是就是不杀人？大表哥笑得更厉害了，然后有力地点点头。他笑起来很俊朗，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
　　 第二天上午，我正在捡字，柳师傅捏住我的胳膊，他使了很大的劲，我好像被他制伏了一样。他捉着我的手，将手掌打开，放一个用一张纸折成的鸽子在里面。他说，你把这只纸鸽送到浏正街99号1楼107室，如果碰上有人问你，你就说“我找张姐”，不要说多话，快去快回。切记，除了张姐，纸鸽不要给任何人。张姐个头和你差不多，穿蓝色旗袍，波浪头发，你一看见就知道。
　　 师傅第一次和我说捡字之外的其他话，把我也弄得严肃紧张起来。我学大表哥，用力地点点头，拔腿就走。
　　 不到二十分钟就走到了浏正街，但走到99号又花了十多分钟，因为我走到96号时，前面的房子没有门牌了。一模一样的房子向前延伸，却看不见门牌，而且门大多关着，行人骤然减少，为数不多的几个，戴着礼帽或墨镜，行色匆匆，转眼就消失了。我有些害怕，慌忙回到96号之前，仿佛从地狱逃回了人间。我问坐在街边抽水烟袋的一个老人，99号怎么走？他闭上眼睛，朝里指指。我说，可是那些房子都没有门牌啊。这时，从屋子里走出来一个只有一条腿的年轻人，他拄着一根拐杖，健康有力的手猛地一扫，大声说，那边都是99号！我说，那97、98号到哪里去了呢？他生气地看着我，凶巴巴地反问，你到底是找97、98号，还是找99号？说着，他的拐杖在地上顿了两下，我担心他上来打我，赶紧告辞，继续向那些没有门牌的房子走去。走了约摸百多米，看见统统是两层的街道上，矗立着一栋庞大的四层楼房，楼房用高高的砖墙围着，墙上密密麻麻栽满了玻璃尖和铁丝网，像我们乡下田埂上栽种的花生黄豆。围墙东面、不靠大街的位置有一张虚掩的铁门，门边用黑色毛笔歪歪扭扭写着：长沙警备司令部宿舍。下面是一行小点的字：浏正街99号。跟我们小时候和伙伴闹翻了，在自家墙上写的“张国焘不得好死”，是同一种手笔。
　　 一个闷雷般的声音从天而降：“找谁？”我身子车了一圈，没看到问话的人，但门前只站着我一个人，我想肯定是问我的。“我找张姐。”我说。半天没有回应。“我找张姐。”我再说了一遍。“进去吧。”那个声音缓和下来。我麻着头皮进了铁门，低着头一个劲往里走。进了那栋楼，比我和师傅的捡字房亮堂多了，但不知怎地，总感到一股阴森肃杀之气，像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你，让人心里发瘆。107室不难找，门上还倒贴着一个“福”字，右边被撕去了一角。我刚敲门，门就迫不及待地开了。
　　 开门的是张姐，果然我一看就知道，虽说我从没见过她。她个头和我差不多，穿着蓝色旗袍，头发烫得波翻浪涌。“你来了。”看上去她一直在等我似的。“我师傅叫我来，把这个给你。”我从袖筒里将那个纸鸽递给她，由于攥得太紧，它变了形，像一只受伤的鸽子。
　　 张姐指着一张木椅让我坐，问我喝水不。我说不用。她徐徐坐在我斜对面的沙发上。她的手指修长，一只鸽子从她优雅的指间飞走，只剩下那张打开的纸，她专注地看了起来。她转过身子去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拿笔，旗袍的下摆趁机滑下来，露出整个大腿的侧面。她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女人。张姐用笔在那张纸上写了一行字，再按原来的折痕把它重新变成一只纸鸽。“请交回给柳师傅。”我将它拢回袖筒里，正欲出门，她叫住我，递给我一个梨，笑着说：“你干得好。”我在路上吃了那个梨，回到捡字房，再把纸鸽交给师傅。师傅接过去，随意地捅到口袋里。我忍不住问，师傅你怎么认识张姐的？师傅张开没有门牙的嘴，说了一句什么，我压根儿没听清，又不好意思再问。
　　 师傅每隔三五天就让我去一趟张姐那，往返那只纸鸽。我像喜欢捡字一样，喜欢上了这个差事。浏正街那些没有门牌的房子再也吓不到我，相反，我每次到了那里就像见到老朋友，连那围墙上的玻璃尖和铁丝网都成了我熟悉而且能产生亲切的事物。张姐并不和我多说话，但她每次都会给我一个梨或一把枣，她的旗袍每次都会向我夸耀她整个大腿的侧面，她每次都会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女人。
　　 当我送到第五次时，我的心态不觉起了变化。我开始躲到一个隐僻处，模仿张姐的样子，打开那只纸鸽。让我大失所望的是，那上面根本没有字，只有一两行鬼都看不懂的符号，张姐加在上面的也是那样的符号，有时配上一张小图，画得极为潦草。连续看了三次，都是这种玩意，真没劲，如果不是师傅和张姐叫我做这事，换了别人，哪怕是大表哥，我可能都会将这只纸鸽扔到护城河里去。但现在我没有那么傻，因为纸鸽是我去见张姐的通行证。每次偷看完，我还是学张姐的样，用自以为灵巧的手，按纸上的折痕将它还原成一只鸽子。
　　 当我第四次打开纸鸽之后，脸上顿时烧得通红，脔心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简直是无地自容啊。那是我从警备司令部宿舍1楼107室出来，我先将张姐递给我的梨吃完，将梨核扔到护城河里，我像往常那样，溜到河边一座假山后面，打开的纸鸽上赫然写着一行字：
　　 “此人可靠，但他打开看过。”
　　 第二天上午，师傅叫我继续送纸鸽。我不愿去。师傅张开没有门牙的嘴，憋着嗓门说，小子，你在做一件重大的事，张姐只信任你，快去快回。我又去了，当然没有再打开纸鸽。张姐那天给了我一个特大的梨。我没有吃，走出门，我就把上衣脱下来包着那个梨，直到下班后带回大表哥家的阁楼。
　　 我躺在几块楼板改造而成的小床上，抚摸着那个梨。它金黄的皮肤上点缀着繁星般的麻点，一股异样的馨香弥漫阁楼，饱满的果肉涵泳着充盈的水分，等待着我的享用。我不急，我用上衣盖着它，让它像穿上一件旗袍那样，在不同的姿势中暴露出不同的部分。我抚摸着那些暴露的部分，那一个个隐含着欲望的部位，慢慢改变了我的身体，唤醒了我身体中的力量与水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