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丢掉钱夹子的那天下午，天气很诡异。刚吃过午饭，那天中午母亲做的辣椒酸菜特别咸，我扔下饭碗筷子就要喝水，偏偏妹妹也要喝，我们一直共着一个搪瓷缸。
　　 那个搪瓷缸是舅舅去修湘黔铁路带回来的唯一纪念品，上面有个火车头，在两根铁轨上呜呜地开着，头顶上冒的烟像一串挂在屋檐的干辣椒。舅舅从工地上回来，把这只搪瓷缸送给我们。他没有明确说送给我们中的哪一个，最先接过搪瓷缸的是他的姐姐、我们的母亲。但母亲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件纪念品的珍贵价值，她一边和舅舅说话，一边随手将它放在饭桌上。
　　 我早就盯着那只搪瓷缸了，它比剥了皮的冬瓜还白。我还看中了搪瓷缸上那个火车头。我从没见过火车，没想到火车头有点类似于水牛，比水牛还少两只角；但它吐得出像干辣椒一样的烟，水牛吐不出。所以，我猜，如果火车头和水牛打架，可能打个平手。如果遇上宋三毛家里那头经常发疯的水牛，那火车头就不是对手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那只上面有个火车头的搪瓷缸。但紧随母亲之后，第二个拿到这只搪瓷缸的却不是我，而是公认为家里最笨的妹妹。妹妹一顿饭要吃上半天，常挨母亲的打。可这回，当我还在比较火车头与水牛的优劣时，她的手猛然从母亲背后伸出来，逮起那只搪瓷缸，兴奋地绕着舅舅和母亲转圈，嘴里模仿火车发出呜呜的声音。我没有像往常那样，急于去抢妹妹手上的东西。相反，我面露微笑，以欣赏的眼光，看妹妹转圈，仿佛那是一个真的火车头。
　　 我莫明其妙地想着另一个问题，我们从没见过火车，也很少听说过，怎么知道火车的叫声一定是“呜呜”，而不是像水牛那样“嗷嗷”，不是像汽车那样“嘀嘀”，或者像父亲的自行车那样“哐哐”呢？
　　 于是，我深感羞愧，为刚才自己想到的火车叫声竟然与妹妹模仿的相同。我毅然决定改变火车的叫声。我把妹妹叫住，对他说，火车不是你那样叫的？妹妹停下来，拿着搪瓷缸的手收回到胸前，警惕地望着我。
　　 “不是我这样叫的，那是哪样叫的？”她问。
　　 不由分说，在她犹疑的一瞬间，我从她胸前抢过缸子。她没反应过来，两只手仍然在胸前做着拿了一只缸子的样子。我看了好笑，但忍住没笑，因为我怕妹妹哭，她一哭就会坏我大事。
　　 我连忙把她招到一边，诲人不倦地说，火车的叫声像父亲的自行车，应该是“哐哐”叫的。妹妹问，你没见过火车，怎么知道？我恶声恶调地回道，你更没见过火车呢，你连火车的影子都没见过，连火车的屁都没闻过，你怎么知道是“呜呜”叫？
　　 我沉不住气了，对妹妹吼着，我说是哐哐叫就是哐哐叫，由不得你！妹妹既不来哐哐叫，也不来呜呜叫，她用自己独特的尖利哭叫覆盖、勾消了所有声音。母亲听不见舅舅说什么，转过身来呵斥，哭你咯死！妹妹指着我奋力告状，他抢我的缸子！他抢我的缸子！
　　 这个时候，我总有些心虚，又不甘示弱。我向母亲解释，顺便抵赖：“根本没抢，我在告诉她火车是怎么叫的？”
　　 这句话逗乐了母亲。她说：“火车怎么叫，你们哪里晓得，这个得问舅舅。舅舅刚从铁路上回来，他见过的火车比你们见过的汽车还多。”她露出尘烟之下难得好看的笑，好像舅舅知道火车的叫声是她的骄傲。
　　 舅舅索性把椅子转个身，对着我们，先问妹妹：“你说说看，火车是怎么叫的？”
　　 妹妹嘟起嘴，不做声，一点也不自信的样子。我乐呵呵地等待舅舅叫我回答。谁知舅舅在继续开导妹妹：“其实，刚才我听到你学火车的叫声，很像呢。”我听了心里一跌，一颗石头掉下来砸在自己脚上，痛得钻心。我把一只脚的脚趾竖起来，原地绕匝，像打地洞的小老鼠。妹妹则抬起头来，愤怒控诉：“他讲不像！还抢我的缸子！”
　　 哪里抢了？分明是我先拿的！这句撒赖的话还没出口，舅舅就开始问我了：“那你说说看，火车是怎么叫的？”
　　 这下轮到我不做声了。舅舅又问一遍，妹妹大声代我回答：“他说，火车是‘哐啊哐’那样叫的。”说完，还要指我一下。我狠狠毒了她一眼，她才颇不情愿地把手收回去。
　　 舅舅的总结让我大为意外：“你们两个说的都没错，火车既是呜呜叫，也是哐哐叫的。火车启动的时候，发出呜呜的叫声，意思是，大家注意，我要出发了，可别挡着我的路。火车在行进过程中，发出哐啊哐的叫声，那是它们走路的声音。”
　　 我问：“那么说来，呜呜的叫声是从火车嘴里发出来的，而哐啊哐的叫声是它们的脚步声吗？”
　　 舅舅竖起大拇指：“真聪明，以后你可以去当铁路工程师。火车没有脚，它是靠车轮转动的。”
　　 这下我高兴死了，也不管“铁路工程师”是个啥玩意，举着缸子“哐啊哐”地跑起来。我像个火车头，后面只有妹妹一节车厢，她发出的可不是“哐啊哐”这么优美动听的声音，而是嚎叫。
　　 母亲命令火车停下来。她铁面无私地说：“刚才你们学火车的叫声都对了，这个搪瓷缸也归你们两个共用，不准霸占。谁要是霸占，就剥夺他的使用权。”在母亲奇怪的政策下，我和妹妹就共着一个搪瓷缸喝水了。
　　 有趣的是，自从有了这个搪瓷缸之后，我和妹妹都不记得以前是拿什么东西喝水的了，仿佛我们一生下来就是用这个搪瓷缸喝水。
　　 那天中午，我和妹妹同时争着要喝水。妹妹抓住搪瓷缸的手把，我抓住了搪瓷缸的沿口。不要以为我动作比妹妹慢，没有及时抓住手把，而是我根本没抓过手把喝水，我认为那是典型的小孩子的动作，生怕缸子会掉下来似的。我学父亲，从手把的另一个方向，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着缸沿，好像不把缸子当回事，仰头将水倒进口中。问题是，我也没比妹妹快，我们几乎同时抓住搪瓷缸的手把和沿口，同时用力将搪瓷缸往自己嘴边上凑。
　　 搪瓷缸被僵持在半空，像飘得极慢的一朵白云。我感觉到缸子里的水在不停地涌荡，仿佛下面有炉很旺的火在将它煮沸。我捏着缸沿的大拇指和食指越来越烫，我想松开，却做不到。妹妹似乎同样如此，她的脸急剧变形、变色，先是像一块慢慢烧红的正方形烙铁，突然好像谁把烙铁浸到水里，密密的头发成了烙铁冒出的一束浓浓的青烟。我只看到她的头发，看不到她的脸了。
　　 接下来，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搪瓷缸里的水像一条龙冲出来，它的头触到了我的鼻尖，尾巴扫着了妹妹的头发，从窗子里一闪而过，不见了踪影。我们还没回过神来，外面天已黑得像砣铁，沉沉地压在山顶、树梢和屋脊上。这时，妹妹恢复了她的五官。我估计，外面那砣铁就是飞出去的龙从她脸上带走的。一带出去就变大了，变成天空那么大，正好搭在山顶、树梢和屋脊上，没砸着我们的头。
　　 父亲和母亲竞相夺门而出，仿佛刚有一个强盗从我家里逃走了。我和妹妹跟着跑出去。的确有东西被抢了，不是我家的，是天上的太阳，刚才它还照得亮晃晃的，一晃再一晃，就没了。我估计，抢走太阳的还是那条龙，它怕我们去追，便可恶地丢下了这砣黑铁。
　　 要下暴雨了。父亲故作淡定地说。
　　 没刮风，没打雷，没闪电，白日如夜，不是好兆头。母亲忧心忡忡。
　　 我和妹妹站在阶基上，望着天。
　　 没有天了，只有无数的乌鸦在飞，它们组成了临时的天空。妹妹鼓起了掌。这个喜欢乌鸦的蠢孩子。父亲回头看她一眼，但没有不悦，他眼睛里似乎装着别的东西，他刚才回头是想把那些东西倒掉，正好倒在妹妹鼓掌的地方。妹妹吓得躲到我身后。父亲不在家的日子，我和妹妹是一对小冤家，一天到晚吵个不停；只要父亲回到家里，我就成了她的保护伞，虽然我根本保护不了她。
　　 好在半个小时后，乌鸦一只都不见了，天重新亮起来。那条龙丢下的黑铁渐渐被阳光融化成水，流进村口的河里。
　　 没戏可看，我们回到屋内。父亲眼神空洞，竟成了对子眼。母亲低下头，露出一副失落的神情。妹妹还在一惊一乍之中，扯着我衣服的后摆，像一只小小的缩头乌龟。我呢，在想那些乌鸦究竟飞到哪里去了，满天的乌鸦啊，难道还有另一块天可以装下它们吗？又在想，阳光是如何把那砣黑铁那么快融化成水的，它怎么没想人都融化成水呢？世界太神奇了。这是我最后得出的结论，但我没对任何人说，我怕他们不懂。
　　 再过了约摸十分钟，父亲突然对母亲说，钱夹子找不到了！
　　 我从母亲的脸色知道这一事情的严重性。父亲话音未落，母亲的脸就变成了一张白纸，比剥了皮的冬瓜还白。那种白，我只在舅舅送的搪瓷缸上见识过，当然，现在那只搪瓷缸已经和我一样黑不溜秋了。
　　 那张白纸倏忽飘到我面前，从纸上抖落一句低沉而严厉的问话：“老实跟妈说，你是不是拿了你爸的钱夹子？”
　　 平日我总爱在家里偷东摸西的。比如，母亲藏在衣柜里的月饼、过年熬的油渣、浸在坛子里的酸萝卜，等等。去年母亲买了几斤麻花，悄悄放在碗柜最顶上一格，以为我不知道。母亲的确处心积虑，一来碗柜里除了碗，就是剩饭剩菜，我不感冒；二来碗柜放在厨房，母亲一天有十几个小时在那里忙乎，那里完全是她的地盘。但母亲低估了我对美食的敏感度，我在厨房一转悠，嗅出一种不一般的香味，与厨房混杂着猪潴、油烟和柴火气的日常味道格格不入。
　　 快要过年了，衣柜里没什么东西，我心里便略知一二。待母亲出门去菜地或送一碗猪脚汤去隔壁，我就打开碗柜，再解开顶格上用纸绳捆紧的一个大纸包，哇！里面香喷喷的，是一座诱人的麻花山！我毫不费力地抽出一根麻花放进口袋，立即逃离现场。由于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我能做到把纸包扎得和打开前一模一样；而且，我用极富技术含量的手法，小心翼翼抽出最底层的麻花，一点也不惊动上面。这样，底下日益空虚，上面的架子仍然搭着，看上去原封没动，实则早已被釜底抽薪。
　　 纸包不住火。过年了，母亲拿出碗柜里的那个大纸包，一上手就发现重量不对，两手轻轻一按，里面竟然出现大面积塌方。我本来完全有时间跑出去，好奇心按住了我，我想看看母亲的反应，结果她问都没问，扯着我一顿猛打。这是不需要问的，作案特征供出了案犯。在我家里，谁还能如此高智商作案呢？
　　 但更多的时候是，母亲会先进行声色俱厉的盘问，通过我的抵赖或狡辩，前后支离，漏洞百出，形成“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状况，再加以惩罚。这回，难得地出现一次，家里的失物与我完全没有关系，我马上理直气壮地答道：“我没拿，钱夹子长什么样我都不晓得！”
　　 母亲没有再问，而是和父亲翻箱倒柜去了。家里从没出现过如此严峻的局面。我也紧张起来，赶紧带着妹妹，和父亲、母亲一起寻找。母亲走过来对我说，父亲的钱夹子是长方形、黑皮子的，课本那么大，里面有两千块钱。
　　 “知道两千块钱是什么概念吗？你爸一个月工资才三十五块六。他工作五年都不得这两千块回来。”
　　 我读书成绩不好，但算术不错，当即纠正：“不对，爸爸五年的工资应该超过两千块。”
　　 母亲大手一抡，作劈下来的姿势：“你不吃饭不穿衣不交学费呵？鬼崽子！”
　　 我抽出所有抽屉，放在地上，一个一个清理。嘴里一边念着，课本那么大，课本那么大……我灵机一动，打开书包，一股脑倒出所有课本，一本书一本书翻，希望能从某本书里掉下一个装着两千块钱的黑色皮夹子。母亲见了没好气地说：“你找个屁啊，我说钱夹子有课本那么大，不是说从课本里能找到钱夹子！”
　　 但母亲的做法和我并没两样。她把衣柜里的衣物全部搬到床上，一件件抖开，看了正面再看反面。忽然掉下来一件东西，母亲大叫一声，捡起一看，却是一本《毛主席语录》的封面，红得发黑，上面的主席像阴着脸，好像他也丢了一个钱夹子。父亲听到母亲的叫声，一阵风似地卷过来，看见不是自己的钱夹子，又风一般刮到最里面的卧房，把那间房里的五屉柜掀得嘭嘭直响。本来个子不高的父亲身形更加瘦小，窄窄的额头上挤满了汗珠，好像一群刚出笼的毛绒绒的鸡仔。他的鼻尖上也吊着一颗巨大的汗珠，仿佛是长出来的另一个鼻子。我纳闷，那么大一颗汗珠，怎么不往下掉呢？
　　 父亲的板寸头上沾着蜘蛛网，手上尽是灰。我好奇地到他那间房里去看，那是他和母亲晚上睡觉的地方。一进去我才发现，那间房里十分安静，不仅没人，一点声音都没有，只能听到其他房间发出的声音。一股阴森的气息攫住了我，让我害怕。父亲到哪里去了呢？他和母亲的卧房是我家的尽头，除了我刚才进房的那张门，没有门通向其他地方，窗户上每隔五公分竖着一根六毛丝，父亲再瘦小，插上翅膀也飞不出去啊。
　　 我怯怯地喊了声：“爸。”
　　 没人应。须臾，响起窸窸窣窣的响动，像土狗子掘土。我倾耳谛听，声音来自床底。正当我俯下身子，要看个究竟时，“扑嗵”，一个体形硕大的土狗子从床底蹦了出来，落在我的脚边。它抬起黄褐色脑袋，怔怔地看着我，触角上下抖动，像在说着什么。我没管它，依然俯着身子，朝里扫视，床下除了父母用的一个便盆，空无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