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和“青楼”沾惹上关系的文人士子似乎不在少数，然而真正能在“青（楼）史”上留名的却是极少，而由“青（楼）史”转入文学史的，柳永自然要算一个。
　　 柳永，初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仁宗景祐元年(1034)进士，先后做过睦州团练推官、馀杭县令、晓风盐场（在今浙江定海县）监和泗州判官等地方官。后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这些文学史上或传记里经过考证并记载的东西，仿佛今日名片上某些虚张声势的头衔，其实只不过是浮名罢了，远比不得他的词作更让人记忆深刻。古往今来，若以官职尊卑衡量传世与否，柳永恐怕是最没戏的一个，幸好他还有一技之长，那就是填词。其实，这也是一项很不容易的手艺活，在其时，词风兴盛，填词者绝不在少数，要争得一席之地，凭实力，而不是凭政治地位，其难度可想而知。在仕途之上，在宦游之中，在青楼之内，柳永在经历了三次人生蜕变之后，方才由“青（楼）史”转而进入文学史，而这样的过程耗费了他并不漫长的一生。
　　 先说说仕途吧。柳永自然不如欧阳修那样会考试，更无法体味到白居易“十年之间，三登科第”的春风得意，他品尝得最多的是落榜的苦痛和不甘。看看他早年进士考试落榜后写的《鹤冲天》就知道了：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与今天的许多落榜考生的心态不同的是，他的愤懑不平，他的叛逆反抗精神和狂放不羁的个性更加强烈。然而有意思的是，“复读”之后的柳永因为这首词而再次名落孙山。宋人吴曾《能改斋曼录》卷十六有记载：“仁宗留意儒雅，务本向道，深斥浮艳虚华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低吟浅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吟，何要浮名！’景祐元年方及第，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由是很不得志，平日里与擐子纵游倡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自称云：‘奉旨填词柳三变’。青楼，美酒，未必能抚慰其身心的苦闷，自嘲，放纵，也未必能化解内心的不平和伤痛。仕途之上注定是不会有他的归宿的，不过此时的柳永没有也不可能想得那么遥远，反正自己正风流俊迈，有的是潇洒的闲情雅致，更何况我还有“善为歌辞”、博取声名的本事，有那么多慕名忠实的“粉丝”，而且大都是美丽动人的歌妓倡伶，即使是让我拿青春赌明天又有何妨呢？所以，干脆打着皇帝的旗号，“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赠之。”（宋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于是，烟花巷陌里，青楼之上，觥觞之间，各取所需，热闹异常。“热闹是她们的，我什么也没有”，不知身在其中的柳永是否有如此落寞的一瞬？而青楼就像是供人歇脚换马的驿站，天一亮，旅人背了包袱，骑上马或套好马车，继续上路，留下的是那些慵懒的身体，慢腾腾地梳妆打扮，从窗户里斜出半个身子，就像九百年后沈从文在等待有情的公子，或是灯火辉煌的夜晚。
　　 柳永大半生就是这样的羁旅行役之人，奔波在这样明明暗暗的路上，为稻梁谋，为官职谋，他称之为“未名未禄”的宦游。宦游路上，拜访当时的权臣晏殊是必然的，然而，关于柳永和晏殊的那次历史性会面，有籍可查的很少。宋张舜民《画墁录》卷一存寥寥几句：
　　
　　 柳三变既以词仵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殊）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
　　
　　 同是作曲子之人，在词坛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又是第一次见面，年龄相仿，按理二人惺惺相惜、秉烛夜谈才是，却不想这是谁都没有料到的一次非常尴尬的会面。我没有料到，柳永肯定也没料到，否则即使再“不能堪”，这个“白衣卿相”也不会低头去找“政府”的。我甚至猜测，他原以为晏公与自己有着志同道合的爱好，沟通起来一定很方便，说不定晏公就会念在自己多年艰难的境遇和“才子词人”的份上，放个一官半职，看他的回答就知道当时他是多么谨慎，卑微，甚至隐藏着对晏公的敬慕和与之交好的愿望。我不得不说柳永是极其单纯的，他不知道自己因为“词仵仁庙”早已上了“政府”的黑名单，而“政府”官员与自己是志同道不同，“道不同则不相为谋”，所以晏公的话音未落，那上好的青瓷茶杯尚未端起，柳永便自觉地退了出来，而我分明感觉到他内心的愤懑、屈辱、无奈甚至绝望，这些创痛是他那慢慢退出的身影所无法遮掩的。
　　 我只是很奇怪：对一个身心满是伤痕且前来拜谒自己的词人，宴殊为何要暗藏讥讽，出口伤人呢？读宴殊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浣溪沙》），想必也是个多情之人；再看他的经历，以神童荐于朝廷，赐同进士出身，累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想必也是个极聪慧之人；欧阳修、等都蒙他的举荐而仕途畅达，想必也是一个举贤用能之人。然而，柳永来了，其时身为吏部侍郎的他却明知故问，“贤俊作曲子么？”，这不像是关切的问询，倒更像是代表“政府”对“以词仵仁庙”者的旁敲侧击，兼答“吏部不放改官”的正当缘由。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说自己虽然作曲子，却“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这句话是值得细细琢磨的。宴殊的话外之意自然是责难柳永这样坦率的、无所顾忌的、与传统礼教不相容的表露，“要写女子思夫而忧愁苦闷，你不妨看看我写的《鹊踏枝》，‘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多含蓄，多有韵味！”，这当然是他不好意思说出口的心里话，但我能在字里行间猜想到，柳永再单纯，也应该能听出这样的话外之音吧。宴殊的政治立场决定了这样的认识，是情理之中的一种排斥，无可厚非，然而，这其中有没有“文人相轻”的隐秘心理呢？我不敢妄加臆测。文人与文人之间，历来就是那么微妙，谁又能说得清呢？
　　 总之，身后的庙堂在黄昏里缓缓隐去，柳永终于明白了：“退出来”才是最明智的抉择，而自己最好的归宿，其实并不在这里，而是在“有井水”有青楼的地方吧！
　　 在做了六十多首羁旅行役之词后，再次将生命与情感寄于青楼的柳永，已然抛却了曾经的满腹心事，而把那些追求、挫折、矛盾、苦闷、辛酸、失意的复杂心态都转化为不堪回首的回忆，从此专心致志于饮酒填词，俨然一个混迹于歌楼妓馆的“都市浪子”形象，不过这倒真的成就了这位“白衣卿相”。没有谁能比他更了解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歌妓和市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和心态，也没有哪位词人像他那样游戏一般创用了一百多个词调，更没有人像他那样为迎合、满足市民大众甚至青楼女子们的审美需要，而一改文人词的创作路数，变“雅”为“俗”。我不知道他的内心是否也会为自己的“堕落”而感到愧疚，上而不能，转而求下，在“浅斟低唱”的优雅和自适里，或许也暗藏着无尽的哀伤吧！正如他所表现的那些所被遗弃的或失恋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声，配合着歌妓们哀婉动人的新声曲调演唱，实在是能打动人心的：
　　
　　 万恨千愁，将年少、衷肠牵系。残梦断、酒醒孤馆，夜长无味。可惜许枕前多少意，到如今两总无始终。独自个、赢得不成眠，成憔悴。 添伤感，将何计。空只恁，厌厌地。无人处思量，几度垂泪。不会得都来些子事，甚恁底死难拚弃。待到头、终久问伊看，如何是。（《满江红》）
　　
　　 当歌妓们在茶坊酒馆、勾栏瓦肆里为市民大众唱起这些曲词的时候，当听众闹哄哄地拍掌叫好的时候，我们的柳永感受到的是被民间接纳认可的喜悦，还是曲高和寡的悲凉呢？“浅近卑俗，自成一体”（王灼《碧鸡漫志》），本是俗词，却并非个个俗人都能赏得其中的趣味，就好像对待那些青楼女子们，狎戏玩弄者多，而相知欣赏者却少矣。
　　
　　 一生赢得是凄凉。追前事、暗心伤。好天良夜，深屏香被，争忍便相忘。王孙动是经年去，贪迷恋、有何长。万种千般，把伊情分，颠倒尽猜量。（《少年游》）
　　 已受君恩顾。好与花为主。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迷仙引》）
　　
　　 作为特殊群体的歌妓，何曾得到过如此的赞美、眷顾和同情？柳永以平等之心，深入到她们的内心世界，为她们诉说心中的苦闷幽怨，真切地表现她们的命运，在词史上，恐怕是第一次。前事难追，暗自心伤，他在吟唱她们的不幸和凄凉，又何尝不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
　　 宋仁宗皇祐五年，六十六岁的柳永安然死去，当然关于他的死有多种说法，我无意于去考证，逝者已逝，文字长留，这便足矣。据说，他“死之日，家无余财，群妓合金葬之于南门外。每春月上冢，谓之‘吊柳七’”（祝穆《方舆胜览》），那些曾经唱着他的词心有戚戚的歌妓们，是否会在他的坟前再次哀怨地唱起，“心性温柔，品流详雅，不称在风尘”？这或许是对他一生最好的肯定与总结，死后的怀念有时比生前的喧哗更难能可贵吧！然而，谁能又与他“携手归去”，作一对“烟花伴侣”呢？惟有青楼的废墟，无尽的凄凉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