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
　　 那些小人们个个栩栩如生，每一个都有着生动的面孔，都能够眉目传情，惟妙惟肖，嫦娥、关羽、岳飞、华元、哥伦布、拿破仑和美洲一位印弟安土著，或者一个捉鬼的人，抑或其他形形色色的人物，贩夫走卒，帝王将相等等；偶尔的夜晚他们会不期闯进我的世界，纷纷扰扰，混淆着时空演绎着他们的故事，纨绔子弟薛蟠会出现在伽利略的望远镜里，戴宗会和那个一个筋斗翻过十万八千里的猴子一较高低，失去爱基斯摩犬的阿蒙森会意想不到地得到一封密封在啤酒瓶子里的鸡毛信。我曾经把一个穿皮鞋拿洋枪的人物精心地剪下来，贴在一块木板上，然后用根自制的飞镖扎来扎去；那个飞镖有时是根钉子后面系着红布条，有时是把失去了柄手的小水果刀；我之所以将那些小人扎来扎去，是因为听哥哥们讲，那几个穿皮鞋的人物是个大坏蛋，屠杀中国人，其中一位曾经到过上海和陈秀成厮杀过的英国人后来被苏丹那群黑人杀死。我也是中国人。不过那些戴着毛茸茸帽子的金兀术同样屠杀了中国人，却没遭到我的刑罚；只是我爸爸看到巾在玻璃窗上的小人儿，眉毛一竖，眼睛一瞪，怒不可遏地呵斥道：
　　 “败家子儿，好东西到你手里也成破烂了！”
　　 我坐在厨房那扇西窗前，向外张望；那些窗，无论是厨房这边的西窗还是卧室那边的两套东窗都属于窥视向外界的连通器，虽然在已经过去整整一个漫长冬季它们都被裁成大约一寸宽的旧报纸糊住，推都推不开，双层玻璃之间的底部还塞满了两三寸厚的可以吸纳一部分寒气的锯末子。春天还是那样泥泞，院落里巨大的垃圾堆正在慢慢消融，章鱼般四处蔓延着黑乎乎的脏水；那个垃圾堆就在通往二楼水泥台阶的北侧，楼上楼下，以及院子北侧那趟平房的居民们都会将垃圾丢到上面，虽然曾经有几户人家建议大家不要再往上面倒了，不过，大多数邻居们都不理睬这种建议，继续往垃圾堆上倾倒那些肮脏的秽物，尤其一早儿，隔间的小便，清晨的刷锅水，以及掏出来的炉灰，全都毫无规则地丢在上面，混合在一起，散发着腐臭味儿、骚味儿、捂巴味儿，就象它是个巨大的吸附器与净化器，就象它是个需要不断吞噬垃圾的怪兽。
　　 “臭死了！”我妈妈往炉门掏出的炉灰上吐口痰，笑着说道；那口痰迅速被炉灰包裹、吞没。
　　 “嗨，能不臭吗，好几十户人家的屎尿都堆在上面，加起来上百口子人呢！”我爸爸坐在炕沿上，卷着旱烟卷儿，头向前点了一点，说；他头向前点的瞬间腰也不由自主地向前弓了下，他的这个动作和走路时臀部向后翘的动作如出一辙。
　　 每个清晨总是忙碌的，爸爸和二哥一边穿衣服一边左一句右一句闲聊着，妈妈在蒸汽腾腾的厨房忙活着，掏炉灰、烀猪食、拌鸡食、做早餐，我姐姐则站在那间唯一的卧室里，对着两组玻璃窗间的被木头框束缚起来的大镜子梳头；两组玻璃窗相距两三米，恰恰是放置这面大镜子的位置，镜子的右上角画着簇盛开粉色和红色的花朵，我妈妈说过，那是牡丹；在小人书里，也有着牡丹，一个富态的贵妇人被一群仕女簇拥着站在庭院里，欣赏着台阶下簇簇盛开的花朵儿，同时震怒地将这锦簇的花朵儿无情地逐出长安城；当然，还有被封为‘曹夫人’的葛巾，她妖娆着身姿站在庭院里，旁边还站着她的妹妹。镜子下面是那张漆成红色的实木桌子，上面摆放着一堆东西，断了尾巴的白瓷猫造型的水壶，两个印着鸳鸯的红壳铁皮暖壶，几个已使用得陈旧底部出现茶垢的玻璃杯，两个插上缝衣针的针线轱辘，竹制的花撑子，和套在红色塑料封皮里的毛泽东选集；这册毛泽东选集的扉页是张隔着张又薄又坚韧透明纸的黑白两色的毛主席头像，他穿着件军装，下巴那颗痣尤其显眼。我姐姐撑起根黑色皮筋儿，用牙齿咬住，对着镜子勒向头发。回过头，看到我，姐姐偏下头，笑了笑，又继续专注地梳着头发。我大哥却早已经起床了；透过卧室这边的窗，被一棵巨大杨树遮住阳光的东窗，我看到大哥端着猪食盆子站在猪圈前。除了妈妈，每天起床最早的大概就是大哥了。虽然我早就醒了，却一直懒在炕上不肯起来，翻看着晚上放在枕头底下的小人书，被窝散发着暖烘烘的令人着迷的温热气息，慵懒着我的神经。
　　 我拥有许多小人书，那些都是大哥二哥丢弃的；他们看过之后，就不再看第二遍，我却一遍又一遍翻看个没完没了，每翻看一次，都会涌出新的故事，以至于二哥常常嘲笑我。沙发，花朵，还有窗台上那个和我家桌子上一模一样的暖水瓶，以及那些人物的形态。渐渐开始识字的我一遍遍端详着，想象着他们的生活，想象着他们的一举一动；那是一种和我这边截然不同的生活，一种令我向往与新奇的生活，就象哈尔滨，或者大上海。我脑子里浮现出身姿修长的付燕，波浪般的卷发漫过肩头，还有令我耳目一新的牛仔裤和花衬衫，以及穿在付羿身上的那件雪花呢大衣和一条狭长的黑围巾。我在一册彩色电影画报上看过类似的呢大衣，那个金发碧眼的白皮肤男人眯着眼睛望向画报以外的地方，那神情就象随时能够跳出来，拉着我的手，和我一同走到中间堆着巨大垃圾堆的院子里；只是金发碧眼的白皮肤能忍受住院子里这种臭哄哄的味道吗？
　　 “咱这儿的啤酒厂就是个老毛子建的，他们喜欢喝啤酒；那个老毛子叫什么乌拉诺夫……”我爸爸一边穿袜子，一边向我二哥娓娓讲道：“绥芬河的啤酒比青岛啤酒还好喝；那些喝过海鸥啤酒的毛子竖着大拇指，直说‘哈拉绍’，说比青岛的还好……”
　　 “哈拉绍是什么？”二哥仰脸问道。
　　 “就是好的意思；”我爸爸已经穿好衣服，打个哈欠，眼睛严谨成一条缝，洋洋得意道：“崴达罗就是水桶，马嘎嘎就是猴儿，别拉洼就是一号洞子，疙拉大吃是铅笔……”
　　 我的视线从小人书上挪开，打着哈欠望向窗外，似乎看到百年前那个粗壮得熊一样的俄罗斯大汉站在铁道边，望向西侧那座山；山边一汩清泉潺潺而下，俄罗斯大汉开始筹划着厂房，又从遥远的西伯利亚运来啤酒花和酿酒设备，以及聘请来酿酒师傅，甚至将他的家眷也全都搬过来；至于西伯利亚有多远，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那地方肯定在这幢干部楼之外的某个地方，也许和哈尔滨一样遥远。一缕晨阳斜洒进来，将一切物品都染成淡黄色，一阵沙沙的响声混沌着些许的清凉从那个一尺见方的气窗涌了进来。二哥已经洗漱完了，一边听着我爸爸的讲述，一边半蹲在地上系鞋带；一个军绿色挎包斜背在我二哥的肩膀上。我看到大哥拍打下双手，离开臭气薰天的猪圈。经过窗前，我的大哥扒下窗，向我笑了笑。我回笑了下，却看到大哥已经从窗口闪开，不见了。一群麻雀忽剌剌地掠过去，隐没于那株独木也可成林的大杨树的枝叶间；似乎一夜间，光秃秃的老杨树就焕发了青春，挂满一袭令人称奇的绿装。我猛地打个寒噤，扭头向另一个方向，向那扇通往厨房的门望去。
　　 房门半掩着，我似乎可以感觉到一汩汩的热气盘桓在那里，盘桓在我妈妈的周围；与之相伴的，是刺激着我嗅觉的刚刚蒸出的馒头香气。那些馒头个个透暄的，尤其蒙在外面那层薄如蝉翼的皮。我喜欢坐在厨房，坐在那张摩得光滑的小板凳上，揪那层馒头皮儿吃。
　　 “你这个小懒虫儿！”我爸爸重重地拍打下他的脑袋，责怪道：“赶紧起来，吃饭去；一会儿都走了，谁给你做饭！”
　　 丢下满脑子的想象，我慌慌地爬起身，手忙脚乱地抓过放在脚下的衣服胡乱穿起来；此刻，我姐姐已经梳完头，她朝我嫣然一笑，背着花书包走了出去。短促的辫子，随着身体做波状起伏的花书包，以及两条不断前挪的脚。一只苍蝇嗡嗡地盘旋而入；我爸爸厌恶地嘀咕句，用一把纸扇子打过去。那只苍蝇嗡嗡地直撞向玻璃窗。我套上了那件湛蓝色毛衣，坐在炕沿上，准备穿鞋；我缩了下脖子，湛蓝色毛衣是一种粗糙的生毛线编织而成的，粗糙得直扎脖子。我的对面，靠墙而立着两个漆着褐色油漆的实木箱子，箱子的上方是两个大小一致的实木镜框，一尺半长，一尺宽，里面参差不齐地摆放着十数张大小不一的相片。我喜欢看那些相片，尤其是一个人在家时；翻看小人书累了，我就会抓到箱子上，神情专注地盯向镜框里的小人儿：我的两个哥哥，我的姐姐，我的爸爸妈妈和我自己，以及我从没见过面的舅舅姥姥姥和爷爷奶奶，进而想象着那个陌生而遥远的世界，载过我爸爸妈妈童年的土地；甚至我会想象着我爸爸妈妈是怎样不远万里从山东来到这片对于他们来说完全不熟悉的黑色土地。
　　 “喂完猪了？”依稀的，我听到妈妈问了句。
　　 “喂完了；羊也喂完了，还有那些鸡和两只鹅……”大哥的声音飘了过来。
　　 恍惚间，我看到大哥探下头，又冲我微笑了下；然后那颗脑袋就不见了。记不清什么时候，也许是个黄昏，我站在那张漆上红油的桌子前，努力翘脚向上面张望着，张望向那个缺了一条尾巴的陶瓷猫；猫是黑白两色的，白色瓷釉上点缀了斑斑点点的黑色瓷釉；我正聚精会神凝视向它，忽然看到大哥躲在桌子底下。我笑着半蹲下身子，却骤然感到脊梁发冷，猛地回过头，大哥神奇地站在我身后；我毛骨悚然地扭过头，再次瞧向桌子底下，另一个一模一样的大哥也在瞧向我，他们都穿着绿色毛衣，都用同样的神情冲我微笑。不过，隔天我颤着嗓音把这事儿说给妈妈听，妈妈却不屑一顾，认为我在编故事，认为我看小人书看多了，尤其是看鬼故事看多了，看迷了；有一册失去封皮的捉鬼小故事，有个男人夜里喝酒，被一个突然来临的人引诱，登上屋子中央的一张凳子，要钻进那个圆圈里，因为那是一个有酒有肉又有美女相伴的奇妙世界，结果圆圈变成绳索，他上吊自杀了；据说，住在附近那个被医生割去小弟弟的老穆头也被吊死鬼迷了神情，一大早儿天刚蒙蒙亮，就跑到附近堤坝旁一棵歪脖树上吊了，吊在树上，变成吐出舌头脸色铁青的吊死鬼儿。门在响动，还有渐渐远去的脚步声。我慌忙跑到能看到大杨树的那扇窗前，向外张望。老赵太太拄着拐杖站在路口，向北张望；我姐姐也走了过去，向南拐去，隐没在王小个子家柴禾垛后面。一辆蒸汽机车拖着道毛毛虫般的烟雾轰隆地驶过去；那条乳白色毛毛虫儿努力抬起原本爬行的躯体，张大嘴巴，试图咬噬掉一角蓝天。
　　 “好好看家，妈干活去了！”妈妈出现在我面前，匆匆忙忙将系在一根黑色鞋带上的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
　　 “看什么家，他懂得什么是看家呀；”我爸爸脖子向上挺了挺，嘲笑道：“不用给他钥匙，把他锁屋里就行……”
　　 我二哥一声不响地打开通往走廊的门，被黑暗吞噬掉；无论是谁，只要出入这间屋子，都会被黑暗吞噬掉，然后屎一样屙出来。我爸爸也将要穿过走廊，将重新被分解，再聚合。我站在卧室和厨房之间，院落中通往二楼的半截水泥台阶和漆上暗红色油漆的楼梯扶手，还有穿着白色上装警察制服沿楼梯向下走去的古胜利在分割的窗框间画入他的眼际；不过，那不是我喜欢的小人书，尤其画面中多了古胜利。
　　 古胜利的腰部鼓鼓的，头上顶着佩戴国徽的大盖帽，总令我产生莫名的恐惧，就象看到老付太太家那扇门一样。他会不会拨出枪，西尔弗般大吵大嚷着，直奔下楼梯，奔向我家，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不过，有一次他的确大嚷大叫着，从楼梯奔了下来，手里还捏着一只喵喵直叫的猫，嚷叫着猫抓破了他儿子的脸，要和我妈妈理论；那是我家的猫，或者说是不期然闯进我家的猫，灰黑与白色交错的斑纹，三瓣嘴，还有已经被古胜利的两个儿子剪掉的胡须；那只猫自从被剪掉胡须，走起路来就跌跌撞撞，没几天就变得皮包骨头。通往二楼的楼梯，水泥部分正对着我家的房门，和木制的那部分形成一个直角。这院子里的直角太多了，楼梯只是其中一个，它被这幢楼形成的另一个大直角拥抱着，就象父与子，或者一对相互偎依的夫妻。
　　 那个秃着头留着两撇胡子的父亲和乱蓬蓬头发的儿子坐在船里垂钓或者手牵着手走在大街上，我看着那个黑白两色的小人书，幻想着有朝一日我的爸爸也牵着我的手走在大街上；但他从没牵过我的手，哪怕让我抱住他大腿大声哭泣；一次，我被他打哭了，想要抱住他的大腿，他却厌烦地将我甩到一边，青着脸走出家门。当然，我也不知他牵没牵过大哥或者姐姐的手，我只知道他常常牵着二哥的手走过院子，因此有时我总会想入非非，觉得我和他没有血缘关系。
　　 “你是妈从茅坑里拣来的……”一天黄昏，我妈妈坐在门口笑着对我说。
　　 “闻闻，臭不臭，”老付太太一手捏着铜头烟袋锅，一边一把薅住我抽动起鼻孔，然后笑着挥动手臂，肯定道：“嗯，是从茅坑里拣来的，还有臭味儿呢！”
　　 她的话，引来那几个乘凉的邻居哈哈大笑，我却窘迫地缩到一边；闲坐在台阶上的邻居主要是那几个老娘们儿，老付太太，老朱太太和老解婆子，她们总喜欢坐在一起，扯东扯西的，就象周围每件事都必须要经过她们的嘴才成为不容抹煞的事实，似乎经过她们的嘴事实才成为事实。那个被我当作运输工具的铁盒子不知哪里去了，我找了几天都没找到；不过我依旧希望某一天它会不期然地出现，重新成为我幻境中的一件实实在在的存在。于是，独自一个人留在家里，我会寻到一张纸，大多数是张浅褐色的牛皮纸，如果幸运会寻到一张哥哥姐姐们没使完的作业本，然后搬张小凳，从那个镜框后面拿出爸爸的红蓝铅，在纸上胡乱画个歪歪扭扭的方形，当作我的那个生了锈的铁盒子；画过一个又一个歪歪扭扭的方形，我突然发现更加有趣的东西，撕下上一张大算术本上带浅绿色边框的纸，放在小人书上，就可以描摹上面的小人儿，躯体，四肢，眉毛眼睛；我最喜欢描摹的是孙悟空和头上同样插着雉鸡翎的强盗头子宋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