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中最后的光线血淋淋的，正在一寸一寸地消失。
　　 阎小健跟在这阳光后面，像个被阳光扯着的牵线木偶，阳光稍微移动一点，他就跟着腾挪跌宕。他抱着相机，眯着眼睛，凶狠地捕捉着阳光在这两扇木门间移动的脚步。这脚步是隐形的，像一个魂魄正在这腐朽的雕花木门间穿行，但他就是要用相机捉住它的脚印。他要让它现形。
　　 最后一点余晖在即将完全沉入山里的时候，忽然变成了一种玫瑰色，整个县城像枚黑白印章一样被拓在了玫瑰色的天空里。四合源皮坊大门也只剩下了黑白的剪影，好像一堆被清洗过的记忆，萧索，干净，喑哑。这时他突然看到，皮坊大门上的那角飞檐突然像只动物巨大的角一样高高地优雅地伸向了天空，肃穆安详，飞檐上生锈的铜钟正发出斑驳的钟声，整座皮坊忽然像废墟中长出来的佛境，渺远，不真实。最后一缕光线正在消失，整座皮坊暗下去了，暗下去了，像一艘沉船正向着深不见底的大海沉下去。他跪着，趴着，站着，蹲着，不顾一切地疯狂地按着快门。在四合源皮坊彻底沉进海底的一瞬间里，他才停了下来，黑暗中，他久久地趴在地上，像条生病的狗一样，大口喘着气，浑身抽搐着。相机像刚刚打过子弹的机关枪，通体发热，他紧紧抱着它，把脸贴在上面，疯狂地哗哗地流着泪。
　　 天色已经黑透了，阎小健终于从地上爬起来，抱着相机，蹒跚着向家里走去。每次拍摄完这些皮坊，他都像把自己榨干了一样，不休息上半个小时竟连路都走不了。为了拍这黄昏将近时的皮坊，他像千里迢迢缉捕犯人一样，已经整整跟拍了一个月了。每天黄昏的时候就开始捕捉一天中这缕最后的光线，他知道，就那么一缕。这一缕幽灵似的光线，就藏在这破败的皮坊大门上，那角优美的飞檐里，那些青砖青瓦上。刚才，就在那一瞬间里，在捉到那光线的一瞬间里，他几乎瘫倒在地。在捉到它的一瞬间里，他按下了快门，然后便再也没有多余的力气了。
　　 回家的路上，他走得安稳笃定，好像把整个世界都抱在自己怀里了，他忽然之间就无所畏惧了。他想，这张照片，应该能得奖吧。他拍皮坊已经拍了整整三年，三年就为一张照片，为这一缕光线，也该到时候了吧。三年前，阎小健开始拍摄交城县的这些旧皮坊，是因为他偶尔在县志上看到：“从清道光以来到清末，交城皮毛盛极一时，一些名牌字号远近驰名，客商年年争相订货。交城滩皮成品，各家皮坊均盖有商标戳印，四合源的‘八仙庆寿’更是著名商标，客户从不挑剔，且从不开包检验，有‘交皮甲天下’之说。……清乾隆五十四年，境内已有自成号、庆丰源、五合皮店、义源长、兴盛源、广兴昌、四合源等117家字号，交城皮商是为晋商的重要分支之一……”县志上记载说皮坊主要集中在县城的下关街。他家就住在下关街。他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拍这些旧皮坊的。
　　 他拐进下关街一条幽深的胡同，胡同尽头是一处破败的旧四合院，四合院门口有一眼枯井。他看了看东厢房已经熄灯了，他的三个姐姐一到天黑就睡觉，连灯也都不用点。只有正房里亮着一盏昏暗的电灯泡，是他母亲在等他吃饭。他进了正房，果然，他父亲已经在炕上睡下了，他像一卷行李一样皱巴巴地无声地缩在炕角。他母亲正神情呆滞地坐在炕头上等他回来。饭就扣在锅里，一大碗和子饭上面还飘了一层油葱，这说明他母亲最近犯病不是很厉害，还知道做饭时要炸点油葱。当然，在她犯病厉害的时候，别说做饭了，她会独自丢失在时间的迷宫里，变得六亲不认，一个人在街上没日没夜地晃荡。阎小健经常得到街上找她，像领小孩子一样把她领回家。
　　 他母亲倒不是天生就有精神病，听人说是长到十八九岁才得的病。他父亲却是一生下来就是个精神病，家族遗传下来的。他母亲到二十七八岁了没人要，他父亲是个四十多岁的老光棍，为了整合资源，便有人做媒让他母亲便嫁给了他父亲，两个疯子结了婚居然也生了四个孩子，先是生了三个女儿，最后才生了一个儿子。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县城里很少见到两个孩子的人家，即使有两个孩子，第二胎也一定是躲到什么地方偷偷摸摸生的，生了还好多年不敢往家里接，搞得像私生子一样。唯独阎小健的父母，因为都是精神病患者，不在正常的人境里，没人管他们，他们便由着性子生，想生几个生几个。反正晚上熄了灯也没事可做，生孩子无疑也是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自由得近于跋扈，可以把任何事情都做到极致去。
　　 当初，他母亲一口气生完了三个女儿，一年一个，都不带喘口气的。把交城县的男女老少都镇住了，大家都有些忧愁，照这个速度生下去那还了得？一年一个，最起码还不生到五十岁才能打住？不是刚刚听说西街有个妇人五十五了愣是生了个老闺女，据说还聪明伶俐得很。那生二十年就是二十个孩子，关键是这二十个孩子将是一支由疯子和傻子为主力的加强连，杀伤力极强。然后这二十个孩子再相互结婚繁衍下去，将变成四十个六十个八十个。用不了多久，交城县将被这个精神病家族慢慢蚕食掉，像巴比伦古城一样，这个千年古县将被蚀成一座废墟，只有疯子和傻子在里面歌舞升平。于是有人向计生办反应，疯子是不是也应该实行一下计划生育？计生办的女人一边打毛衣一边翻着眼皮冷笑，你说得倒是轻巧，有本事你教疯子去，教教他们怎么用避孕套，你能教得了吗？你要能教得了，咱俩就把工作换过来。我给你腾地方。来人被噎回去之后，再无人敢问津此事。只好随两口子生去。
　　 但是疯女人在生完第四个孩子之后居然再没有了动静。因为第四个孩子是个男孩子，大家一时议论纷纷，有的说疯子也知道重男轻女？原来是不生出个男丁誓不罢休，还是为着要延续香火嘛。另有知情人士说，哪里，阎疯子那是什么人你们还不知道？他要是租双靴子那就熄灯了连睡觉都要穿着走路。要是租个帽子那就连睡觉都要戴上喽。他要是有和女人睡觉和女人生孩子的权利他会闲着不用？那根本就不可能。原来是计划生育的风声渐紧，上面下了硬性指标，就是一个县的妇女上环要上够多少才达标。有的女人因为还没有生出儿子，婆婆不让上环，怎么办呢？婆婆就替儿媳去上环，一个儿子就罢了，要是碰巧有四个儿子的，那就像奥迪车标了，再惨点有五个儿子的，那简直是奥运会会标了。计生干部们为了完成任务，便把疯女人也算进去充数，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一伙人上门捉住疯女人硬是给结扎了。干部们倒不内疚，这举动本身便是为民除害嘛。生一窝疯子傻子出来，那以后都是祸害。
　　 疯子夫妻生出的最后一个儿子便是阎小健。他的三个姐姐无一例外都是疯子，只是疯的程度有轻有重。她们都没有名字，外人把她们依顺序排列下来分别叫女女，二女女，三女女。女女性情温和但终日沉着一张脸，往哪里一坐就是一天，不说话也不动，像袋土豆一样蹲在那里。二女女最俏丽，也到了怀春的年龄了，终日在脸上糊厚厚一层雪花膏，砌墙似的，把脸上的每个毛孔都砌得平平整整。然后用染料在额头上点一个大大的红痣，再把嘴唇也染得血红。小孩子一看见她就吓得哭。但她因为活在自己的幻觉里，倒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就是一看见男人就想过去拉人家的手，于是把县城里所有的男人也吓得避之不及。三女女疯病最轻，经常会训斥自己的大姐二姐，但终究也还是个精神病患者。唯独到了阎小健这里，怪事发生了。他像个阀门一样堵住了那血液里的精神病毒，在这个家庭里，他像一截从淤泥里跳出来的洁白的藕。洗去外面的淤泥，里面竟然一尘不染。他居然是个正常人。因为他是个正常人，县城人便用更加怪异的目光看着他，似乎他是个比他父母更加怪异的生物，似乎他才是个畸形儿，一定是基因突变了，他才变成了这样，才变成了这样一个--------看起来像正常人一样的人。
　　 因为一家子都是精神病人，所以他们常年没有稳定的收入，全家人住在县城一处废弃的四合院里，那院子多少年没有人住，阴森可怖，他们愣是住了进去，并牢牢地长在里面，居然还越长越大，由两个人变成了六个人。他们简直像一只巨大的坚固的木耳长在这个县城的边上，没有人能把他们割下来砍下来，就是放把火，他们也照样长在那里。很多年里他们全家人就是以参加丧事班子来养家活口。县城里谁家死人了，抬着棺材去坟地的时候就用到他们一家子了。他父亲给人抬棺材，她母亲带着他们四个孩子走在棺材边上，手里拿着纸做的童男童女、纸牛纸马纸房子纸元宝，他手里每次都是捧着一只食盆子，这盆里的饭是用来堵死人的嘴的。他跟在三个姐姐后面捧着这盆可怖的饭，一直跟着走到坟地里。这样跟一次丧事，人家给他们一点钱几个馒头就把他们打发了。每次赚来的钱都是由他母亲保管起来，人们便说，看来这疯子也是知道怕老婆的啊。看来男人都差不多。
　　 他家五个精神病人，发病的周期都不一样，而且都是间歇性地发病。这阵子你犯病了过阵子她犯病了，一年到头每一天都有一个最不让人消停的病人。疯病最厉害的时候他们会打人，会抽自己耳光，会大叫看见猫狗看见死人了，会跑到街上脱光衣服，会把鸡粪塞进嘴里。阎小健只上完小学就辍学了，他家出不起学费，他还不想成天被人追在后面笑话，便自动退学去玻璃厂做起了学徒烧瓶子去了。后来，他年龄渐渐大了一些之后，便做主开始轮流把家里人往精神病院里送。这阵子谁犯病最厉害，就把谁送进省城的精神病院，其他人就在家里挣钱供这个人住院治病。过阵子这个出来了再把另一个送进去，就这样，一年到头周而复始。
　　 有一阵子把他母亲送进了精神病院，他们要凑够他母亲住院的钱。他在玻璃厂早出晚归的恨不得分身变成八个人，他父亲就是给人拉棺材赚点钱，但也不能指望天天有人死，于是便到地里帮人挑粪浇菜。后来他晚上回家的时候发现西厢房里拉着帘子，总有男人的声音，他站在窗下静静地听了一会，明白了。心中一阵惊恐，简直像亲眼看见了杀人一样。但他还是一声不出地钻进了正房。不一会儿，男人出来了，二女女也披头散发地出来了。男人走了之后，他怔怔地站在二女女面前，抖着嘴唇聂诺了半天，却最终说出来一句，他给你钱了没？二女女把钱交到他手里的时候，他手抖着，连钱都接不住。他心里惊恐地乱喊着，她怎么知道做这种事情的？谁教她的？她一个疯子怎么会知道做这种事情的？她居然会用这个来挣钱？居然也有男人来找她，难道是和一个疯子睡觉别有风味？还是图省钱？他的泪下来了。
　　 这个家里需要钱，每给一个疯子治病的时候靠的其实不是别的，就是钱。就这样，好几年过去了，他们全家人像一群驴子一样就这样长年累月地绕着一个轴转，这个轴就是就是治病。他暗暗发誓要让他们有一天变成正常人，让他们全家人都突然变成正常人，可是他渐渐发现，与疯病做斗争简直就像堂吉诃德在挑战那只大风车。住院期间稍微好一点了，出院了，隔断时间就又会犯病，于是再塞进精神病院。父亲越来越老，虽然还不到六十岁，但他满嘴的牙已经掉得一颗不剩，只上下光秃秃的荒凉的牙床，因为常年抬棺材的缘故，一只肩膀耸起来，另一只肩膀塌下去，看起来倒像八十岁都不止了。于是家里的经济收入主要就靠他和二女女了，但二女女也只有在病情轻的时候才能做一做妓女，病情一重就连妓女都做不了，把客人都打跑了。而这五个精神病人还是在不停地犯病，没有谁看起来真的有康复的迹象。
　　 这样又过了几年，他已经二十五岁了，自然没有人会嫁给他，他的三个姐姐只有三姐勉强嫁给了村里的一个老光棍，可能对这老光棍来说，只要是个女人就行，无非就是晚上用一用，别的也不指望。因为常年给亲人们看病，他到二十五岁的时候几乎还没有一点积蓄，一双手因为常年碰玻璃，被割得像老树皮一样沟壑纵横。
　　 一天下午他下了班，骑着自行车从玻璃厂回县城，那天不知道为什么，他骑得很慢，他忽然不想回那个家去。后来他便干脆停了车子，躺在了路边的地里。躺了一会，他忽然听到了异样的声音，就在离他不远的庄稼地里。他一阵紧张，一动不动地在那里听了半天。原来是一对年轻男女在地里野合。他像枚插进了地里的钉子，牢牢地躺在那里不动，他吓坏了，好像被捉奸的是他自己。直到那对男女做完了走了，他才坍塌下来。他是一点一点坍塌下来的，到最后他突然趴在地里嚎啕大哭起来，一直哭到天彻底黑了他才起身回家。
　　 就是从那个晚上开始，他决定，不再送任何人到医院了。他绝望了，这样下去根本就是一个无底洞，他将再不会有出头之日，他像个殉葬品一样，陪着这五个疯子提前死了。活到二十五岁了，他过过一天人应该过的日子吗？他真正活过一天吗？从十二岁进工厂做学徒到现在二十五岁了，他挣的每一分钱都是给别人挣的，都是给这个五个精神病人挣的。他从来不舍得在自己身上花一分钱，就是因为他一直幻想着有一天他们能好起来，好起来。现在，他的这些幻想忽然就被他自己扔到了地上，它们像只玻璃器皿一样碎在了他的脚下。他有一种从没有过的愤怒，他想报复，想报复这二十五年，二十五年里，他都没有真正为自己活过一天。他要起义，他要反抗。他开始揭竿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