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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先辈们

作品名称:苦难碾压下的童年(散文故事)      作者:傅冬      发布时间:2013-05-19 19:41:32      字数:23261

  一、爷爷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的爷爷已五十多岁了。他的身体非常好,我几乎从未见过他生病。
  我爷爷的爷爷,也就是他的爷爷,穷得几乎要变成乞丐。到了他和我太爷的这两代,命运终于有了大的转变,日子好了起来。
  他和那个时代所有的农民一样,忍受和吃尽了贫困所到来的千辛万苦;当然也同样的勤劳勇敢,不怕贫困。但是苍天就是如此的不公,他们还是没有能够摆脱贫困。我的爷爷和我的太爷终于明白,如果仅仅是靠苦干是不行的,那只能永远贫困,必须要走出新的路子。
  所以,我的太爷就做起了“开行的”。做这事,只要两样东西:一杆公平秤;一颗公正的心。当然还要能说会道,心地善良。我的太爷做的很不错,从中得到了不小的收入,家境也就随之好了起来。
  有其父就必有其子,我的爷爷更是不甘于贫困的,敢于向命运挑战。不过,他性子耿直,脾气暴躁,做不来太爷开行的那事。当然,这难不了他。
  他秉性聪慧,勤奋好学,很快就学会了多种手艺,干起了多种副业。做副业要投资,哪来的钱?太爷给他啊。
  到了我记事的时候,我已经见到了一大片水田和麦田,就是他和太爷买的。就是他和他带领下的全家做副业的汗水的结晶。
  大概也就是到了这个阶段吧,儿女们都成家立业或者长大成人,大部分副业他都动口不动手了;留给他自己的,是最艰苦最困难和技术含量最高的那部分。
  在一个夏天的下午,爷爷在秧田里薅草回来,他艰难地拖着身子,满头大汗,衣服都湿透了。他坐在凉棚里用扇子搧着,又用粗布毛巾擦去脸上的汗。虽然没有急促地出着大气,但是我分明看到了他的胸口在大起大落,眼睛没有光彩:这是一个人极度疲惫的表现啊。
  我深情地望着爷爷,心中掠过一阵酸痛:爷爷太辛苦啦。
  顷刻间,我想起了爷爷在初春时节耕田的情景。
  在刺骨寒的水田里,他迎着还带着透凉的春风,吆喝着,催促着牛前进。牛的前蹄踢起一朵朵带着泥浆的水花,不时地飞溅到他的脸上。爷爷神情严肃地左手提着缰绳,右手扶着犁稍,一步一步地紧跟着。有时候,我会在田埂上看上很久,不舍离去。在那个时候,我就知道,爷爷在水田里一定忍受着刺心寒冷的痛苦。
  不记得是哪一年,风车的引水槽桶的支架坏了,时正是初春,还很冷。为了把支架装起来,他脱的赤条条的下到水里。
  我看到他赤膊光腚的立在引水沟里,水已经漫到了他的臀部。他手持一根茶杯粗的木棍,奋力地往淤泥里插去,力图把木棍一直插到质地坚硬的板土。如果不插抵板土,引水槽就会逐步下沉,这个工作就是白做了。几次努力似乎没有结果;不得不挪一个位置,使自己的身体倾斜,再一次地使劲往下插,一次,两次三次……终于,他不再发力,停了下来,用手插了插脸上的汗(我在岸上还穿着厚厚的棉衣啊,他在寒冷的水里居然会出汗!),休息了一会儿。接着,他又开始插第二根。
  而岸上就站着二叔和大姑父,看着爷爷一个人在刺骨的冷水里孤立无援地做着;如果有第二个人帮助他,他就会轻松得多,在水里的时间就会短一些,那刺骨寒的痛苦也就会少了。我明明看到二叔和大姑父神色尴尬;我想那不是尴尬,是一种痛苦。也许,他们曾要求让他们下去,但是,爷爷没有答应,舍不得自己的小儿子和女婿;这番痛苦,他自己但当起来了!他对子孙(包括我在内)的要求是非常严厉的,不准做什么和必须做什么,是说一不二的,必须服从。他是严父,但是更是慈父啊!
  他还是远近闻名的土木匠,手艺是很不错的。当然,毕竟是土木匠,大的家具他是不会做的;只能做一些小的东西,最善于做农家常用的木桶一类的家具。别小看了木桶这玩意儿,那也是很不好做的,有很多木匠不会做木桶呢。
  不仅仅家里的木桶和农具全由他来制造和修理,远近的邻居和亲友也都找他做这些东西。做这些事情他都是不收钱的,只要二斤肋条肉就行了,相当于时下二十几圆人民币。当然还要看工程的大小,请他做的人心中自然有数。不管怎么说,这真是够便宜的;因为请木匠做首先要供他吃,那二斤肋条肉是少不了的。再加上其他的饭菜(总不能只有一个肋条肉啊)和工钱,二者相差悬殊。所以请他做的人很多。虽然不是天天有这种事做,但是我看到他的手里总是有东西在拨弄,从来不闲着。
  虽然不收工钱,他做起来还是很认真、很讲究的,从不马虎。他看不惯或关系不好的人,就不乐意给他们做;但是只要多说些好话,打动他的心,他还是能接受的,而且一样的为他做好。
  到了农忙季节,那些拖了又拖,屎被逼到肛门的人,不得不割上二斤肉,找上门来。这个时候,我三天两头总是看到有人右手提着一条长长的肉块(看上去挺吓人的,哇,好长好多的一块肉!其实也只有二、三斤罢了),左手拎着或夹着那待修的家什,笑嘻嘻地来到我们家。我远远的看到了就会大声喊,呀,爷爷又有肉吃啦!可别小看了那肋条肉,那里面有肋排,有五花肉,还有猪里脊,都是如今时下的精品,十几二十元一斤呢。
  客气礼让一番以后,收下家什和肉,再把那家什仔细检查一番以后,就会给对方回话何时交货。这之后他就一刻不停地忙着,不是为了那块肉,是为了不误农时,季节不等人啊。
  多数时候是很顺利的,能按时交货。不过,也有不顺的时候。
  他在做这些事情时,只要有可能,我总会在旁边看着他做。这是兴趣的驱使,也是对爷爷的关注。有一次,在箍一个桶,已经做到最后一步了,把箍上紧。他用凿子和斧头一遍又一遍的把箍挤紧,弄了几遍,又看了看,总觉得不满意——大概发现那些缝弥合得不好;于是又继续上紧,试图通过挤压使缝得到弥合。俗话说,箍紧必炸,那是一点也不错的。就在他继续敲打时,我忽然听到“嘣”的一声,那铁箍终于承受不住而断了;紧接着就听到“哗啦”一声,整个木桶都散了架子。我吃了一惊,觉得很可惜,不由自主地“啊呀”喊了一声。
  哪知他却很镇静的说:
  “有什么啊呀的!再重来就是了!”
  类似的挫折我看到过几回。有一次他给一个亲友做一个水舀子,那东西虽小,却并不好做。几天之后终于做好了,但是他仔细端详之后,大概发现缝弥合不好,只好拆下来,把那些一块块小板子重新刨了一下,改变原来斜面的角度,费了很大的事,才又把它做好。那亲友来拿水舀子的时候,按现在的估计也带来只有二斤多肋条肉罢了。
  他对我要求也很严厉,但是他的内心里还是很疼爱我的,从不叫我做力不能及的事情。十岁以后我参加各种劳动也不对我提出要求,能做到什么程度就什么样程度。据我妈妈说当我出生时,他笑得合不拢嘴呢。直到我离开家乡,他从来没有打过我一下,尽管我有时会犯错误,他也只是狠狠的教训我一顿而已。
  只有到了冬天农闲的时候,他才能得到休息。有一年冬天,我看到他和奶奶等家人在一起,由他来朗读一本旧小说,书名叫《换空箱》,讲的是文征明的故事,他读的还津津有味呢。他虽然没有读过书——他脾气太倔强,太爷不喜欢他;他就靠自学认识了很多字,足够他读书的。只不过他不会写字,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因为他从来没有上过学校啊。
  我们到了南京以后,在1951年前后,他曾经到南京去过一次,带了很多腌肉给我们。我那时正在读初中,爷孙见了面很高兴。可惜那次我们祖孙二人未能谈什么;那次一别,我就再也未能见到他,如今我仍痛惜不已。
  1962年,他和奶奶先后病故。虽说是病死的,但实际上是饿死的。临终前我的爸爸去看望他,他把他苦苦省下来的二十四圆钱交给了爸爸,爸爸当时痛心疾首,不尽泪如雨下。我那时已在成都工作,但没有探亲假,路也太远,我未能回来见他最后一面,成了我的终身遗憾。
  他享年77岁;如果不是饥饿和贫困,他还可以再活十年。我曾见过他的照片,可惜我现在没有了。我现在活的比他好多了,这亏了我的爸爸妈妈,是他们把我养大并给我读书。而我的爸爸不就是亏得我的爷爷奶奶吗!没有我爷爷奶奶的一生辛苦,哪有我爸爸妈妈的生存,又哪有我的今天啊!
  我终于懂得,数典忘祖是多么可耻,对父母不养不敬是多么可恶。
  关于奶奶的故事我已写了很多了,全在我已经写过那些故事里。
  
  二、爸爸、妈妈和我
  
  在我整个的童年时代,爸爸和我在一起的时间是不多的。
  为了养家活口,他不得不离开家,孤身一人在外地教书或者做技术工作。在我童年的很多故事里没有爸爸的踪影,是一个缺憾,也是无奈。
  在我下决心写这些文字时(大概始于1992年),我终于发现,我的父亲,一个知识分子,他留给我们的文字遗产太少。尤其是关于前辈、他自己和我们兄弟的事,几乎只有片语没有只言。倒是我的妈妈在口头上给我讲了不少,我才能勉强写了一些我幼年的事,当然也亏得我的记忆力好。然而在写现在这一段文字时,决大部分只能凭我的记忆了,还有一部分来自我的五叔祖的《回忆录》。正是基于这个教训,我现在才奋力写下了我所能写下的所有的东西。否则,我就觉得对不起我的后代。因为由于时代和我个人的原因,留给儿女们的物质财富太少了。
  他没能给我留下这些东西,我也不能怪他;因为在他年青时,正是中国最黑暗、最贫穷的时代;战乱频仍,又遭外侮,民不聊生。他那时多数时间在为生存而奔波,哪里还有心思写文字啊。他在南京一直工作到七十七岁,这以后他的身体就一直不好。在他身边的弟妹们对他的文化财产毫无兴趣,我又不在他的身边,以至老年时可能已心灰意冷,只字未写。
  早在我出世之前,他就已经在县城里甲种师范学校毕业,在县城附近的一个小学当校长,开始教书了。后来,五叔祖父得到同乡的信息说,常州(那时候叫武进)有一个测丈人员养成所,毕业以后待遇丰厚,现在人员还没有招满。他要我的爷爷考虑,让爸爸辞去教职,再读这个职业学校。“因此我特地回家与大哥(指我的爷爷)商量,打算叫俊侄辞职去考试。以大哥当时的财力,还可以负担。而且他很有远见,当即决定叫俊侄辞职去应试。如此,他(指我的爸爸)才有今日之幸”。不用说,爸爸当然考上了。据必崇二婶前几年对我说,他在学习期间,都是第一名,因此吃饭都是不要钱的。
  他毕业以后就留在了常州工作,妈妈也跟着到了常州,于是就生下了我。他在常州有很多照片,还有野外的工作照,可惜都因保管不慎,全都丢了。如果不是日本强盗杀来,我们全家人就会定居在常州,生活应该是很不错的,他和我们全家人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在常州那一段美好的日子里,爸爸和妈妈对我呵护有加,使我生活得非常愉快。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在一个花园里,各种鲜花竞相开放,争奇斗艳,是一派五彩缤纷的花的世界。色彩斑斓的蝴蝶在花丛里穿梭飞舞,它们时而停在一朵花上,像是在尽情的欣赏花的美丽;时而它们又扑打着翅膀飞向另一朵鲜花。哦,好一派生气昂然的春色!此时我正坐在一个人的腿上,确切的说应该是在怀里,在欣赏着这一切。那一天那一时我非常高兴,感到很幸福,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感。啊,这是什么地方?我又坐在谁的腿上?十几年以后我上中学时突然忆起了这一段愉快的情景。当时妈妈非常吃惊的对我说:
  “啊呀,你那时还不到两岁呢!是坐在我的腿上,是在武进医院里。我和你爸爸带你去种痘子的,是真有这么一回事。”
  又过了几十年,在前几年,我翻看我的旧照片,有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我在一个长廊里拍的,我的右后方站着我那英年早逝的三姑妈,她正深情的望着我。啊,这就是在常州的我呀!我以往怎么没有注意到呢?再看照片的反面,上面有爸爸的手迹,是用繁体字写的:
  “民国二十五年四月三十一日自用快镜摄于武进医院内。”
  那正是公元1936年的六月初,和妈妈的叙说,和我的记忆完全吻合,正是在常州记忆中的我。爸爸和妈妈及三姑妈带着我到武进医院接种预防天花的疫苗,也就是“种痘子”。
  可惜,最迟在1938年初,他们就不得不带着我逃离常州,回到老家。那时候日本鬼子还没有杀到我们的家乡,暂时还是安宁的。于是他又开始教书,可能还是在老地方。那地方离我家还是很远的,平常是不回家的,只有在节假日里才回来。由于路远,回来时总是骑自行车。当妈妈看见爸爸回来时,就对我说;
  “冬冬吔,爸爸回来了!”
  于是我就赶快沿着小路跑步到大路边,等候爸爸的到来。爸爸到了路口,就下了自行车,把我坐在前面的大杠上,又骑着回到家里。第二天他又会把我坐在大杠上骑到大成庄去玩,或者去洗澡,或者去买东西。我非常胆怯,深怕车子会倒下来,尤其是在我家的那条小路上,路很狭,两边全是水田;这个时候我的两眼就死死的盯着水田,好象那水田可以救命似的。有一天我问爸爸,车子会不会倒下来啊,他说,我怎么能把你摔下来呢。
  有一次,我看到大成庄方向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我赶紧跑到大路边,那人却飞快的在我面前骑了过去,原来不是爸爸!我非常失望的又回家了,这一时成了别人的笑柄。此后有一天,妈妈又喊我去接爸爸,我又飞跑到大路边,果然有一个骑车的人来了。
  “呜哦——,不是的,不是的!”家里有好几个人在喊,这时候天快黑了。鉴于上次的教训,我也怀疑了,我开始往回走。那人也骑过了路口,没有拐弯。哦,真的不是爸爸,我有点失望了。不料,那人骑过去没多远,就突然停了下来;噢,原来还是爸爸呀,他笑着把车子又推了回来,把我抱起放在大杠子上,骑着回家。
  以上都是孤立的记忆,现在分析,大概就在1938年底到1939年初,我大概是四周岁左右。我幼年发生的故事,大都发生在这一个时期,当然都是孤立的。这是一段非常美好却很短暂的时光,虽然吃的很差,但是毕竟还是安定而愉快的。
  然而没有多久(我的感觉好象很久了),日本鬼子就杀到了我的家乡(见《逃难记》中的《鬼子杀来了》)。从此以后,我们的命运就完全改变了。爸爸带着我们全家人东躲西藏,以逃避日寇的追杀。
  那个时候他读的那个师范学校,可能是专门为农村小学而办的。出来的学生简直就是文武全才,我的爸爸当然也是这样。一个学校往往只有一两个老师甚至只有一个老师。所以,除了数学和语文,吹拉弹唱,体育美术,无所不会,也无所不能。
  他的这种浑身解数,几乎全部都传给了我;虽然我没有读师范,也没有教书,却影响了我整个人生。我有了这个基础,又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我的文武功就得到了放大,我的一生就因此总是乐观的。我的文学爱好,也是在他的影响下萌生的;文学成了我中青年时代的梦,老年时候追求的目标;这样的人生总是积极向上的,永远也不会止步。我前面说到他没有给我们留下文字方面的东西,但是他却给我留下了这个宝贵的无形资产,使我终身受用无穷。
  这样的的功夫甚至惠及了我的第三代。孙子孙女在我的调教下,四、五岁的时候就能唱三种唱法的歌曲;孙子的美术在幼儿班上是顶呱呱的。
  可不要小看了这一点,这可能会影响孩子的一生;而这种影响是积极向上的,它能提升孩子的智力。
  父亲当然还教了我其他方面的很多知识;但是我总觉得没有他那一身吹拉弹唱的功夫对我的影响积极而深远。
  
  三、自动纺纱
  
  这是我的爸爸的一个小故事。
  爱动脑爱动手,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我们这一个大家族里也不止他一人,我在前面讲的故事里已经说到了(见《风车,有说不完的故事》)。不甘于贫穷落后,即使在哪个动乱的年代,他们也敢于进取。
  那时我已不小,已经能和妹妹一起纺纱了。
  大概他看到我们纺纱太辛苦,实在不忍心,舍不得我们兄妹俩,就萌发了做自动纺纱车的壮举。说是壮举,毫不夸张。两手空空,什么工具都没有;口袋里没有分文,真正的白手起家
  大概受到那时的一种摇绳工具的启发,他想出来的方法和那个摇绳的原理很相似。这种东西把稻草拧成“紖”的方法和纺纱车完全不同;他的直径比较大,草绳固定在某一个点上,用手驱动使它旋转,草绳的固定点就会作圆周运动,从而使草绳得到“紖”。爸爸就利用这个原理使棉纱得到紖。不过他有所创新,把纺好的纱自动的绕在里面的管子上。想法是非常好的,可以使纺纱的速度大大提高,也可以减小人的劳力。
  从原理上看,他的构思是非常巧妙的。他用竹片非常精心地制造了一个和摇绳机非常相似的小机械,中间有一根空心芦苇管,让纺出的纱自动绕上去。把这样的玩意儿装在纺针上,用手摇动纺纱车,它就转动起来了。当然,中间那根芦苇管是不转的。因为芦苇管不转,外面的摇纱机在转,纺出来的纱当然就自动绕上去了。
  从没看过纺织机械,对它的原理一窍不通的爸爸,居然能想出这个主意,可见他费了多少心机。我记得他曾经有好几天茶饭无心,整天冥思苦想。我妈妈说,他简直快要发疯了。就这样,他终于做出了这么一个巧妙而简单的机械。
  在试纺的时候,全家人都围过来看;还真的纺出纱来了,可惜纱太细,“紖”又太小,所以没有多长就断了,更不能自动绕上去。他连这试纺了几次都是这样全家人后来都兴趣索然,一个个喊着“不行,不行”就一个个走开了,只有我还在继续看他试验。
  几次失败之后,他想到了棉花。用各种形状和松紧不一的棉花球试纺,还是失败了。
  最后他也只好停了下来。又过了几天,他大概又经过了一番思考,又重新试验。这个时候家人不但不来看,一个个都说算了罢,不行的。然而他仍然坚持试下去,一次又一次的试。但是还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了。最后,他又苦苦地想了很久,不得不放弃试验,宣告失败。
  通过那么多次的失败,大概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眼前的这个玩意儿,绕纱的速度太快,纱还没有形成足够的紖就被强行上绕,当然就很容易被拉断;那勉强绕上一点点的也只是细若发丝、紖很小强度很低的纱。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他根本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能痛苦的放弃了这个宏愿。
  他的这种精神也传给了我,我在那时也有过和他类似的“发明”(见《迷上鼓风机》和《放牛》)。
  当然,在那种条件下,做这样的发明创造,失败是必然的;我们要学习的不是那种方法,而是那种可贵的精神。那就是永远不甘于贫困和落后,在任何时候都要勇于进取。我们要从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一定要有科学方法,仅仅有美好的愿望是不够的。为此,我们就必须加倍的努力学习科学知识,虚心向别人学习,实事求是,勇于探索和实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超过前人,才能有所作为,对得起我们的列祖列宗。
  
  四、卷烟
  
  卷烟也是那时我家的副业之一。那是在1944底——1945年底,日本鬼子已经被赶走和被消灭,家乡已经安定了。
  卷烟(“卷烟”一词在这里既是动词也是名词)那时叫香烟,也叫洋烟,那是相对于本地用烟袋吸的土烟而言的。这种西方的东西在那时就已经侵入到我们那个农村了,吸的人并不多,主要在经济情况比较好的年青人中才有吸的,在那时也是一种时髦。因此,也有一定的市场的。
  爸爸在外面闯的地方多,见识广,当然也去过卷烟厂的了。由于资金短缺,几乎没有什么钱,所以只能土法上马,倾全家的财力和人力来做。其中以二叔和我爸爸为主,小姑大概是出力不出钱,也参加策划和工作。于是这个卷烟厂的名子就叫做兄弟烟社,烟的品牌叫做烈士牌,听起来还很响亮而又有深远的意义呢。
  正规的设备一台也没有,那时根本买不起的。其中最主要的设备卷烟机是自己用木头做的,大概是爷爷和爸爸共同做的。做的很精巧,虽然是手工操作,卷出来的烟还是很不错的。
  香烟的壳子上印有烈士塔,一面是塔的近像,突出一个战士高举着枪;另一面是塔的远景,显现出陵园的全貌。全部都是红色,象征着革命和烈士的鲜血。创意和构思都是很好的,爸爸读过师范,学过绘画,当然懂得怎么做了。
  没有印刷机,只有一个印刷模子。上模是刻的图象,就是上面说的那两个。下模实际上是框子,是给上模定位的,同时还放有待印的纸。印刷是手工操作,先在上模涂一层油墨,然后对准下模的位置压下去,再提起来,一张就印成了。用这样的方法,生产效率低且不说,一致性是很差的,印刷的质量也很差。爸爸当时买了一包某地产的名牌香烟,那壳子印的比我们的好多了,那是正规烟厂生产的,当然比不上人家了。爸爸为此研究了很久,也做了很多试验,都没有找到原因。这是当时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以及爸爸的知识水平所决定的,那样的简陋印刷设备怎么能印得好呢。现在我分析,很可能是当时的油墨的质量不好,配方也不对,这是很有学问的。那时的条件和和爸爸的知识水平是不可能解决的。结果是就那么印了,差就差了,随他去了。
  另外还有一个切割工具,那也是很简单的。因为卷一次的烟卷比较长,必须把它切成规定的长度。当卷到一定的数量之后就集中起来,放在一个U形长槽内,而这个长槽两侧的壁按规定的距离被锯了缝,切刀就在缝的上方作横向运动并向下加压;一根根的长卷就被切成了规定的长度。烟卷上也印有商标的。那切刀活像现在的钳工用的钢锯,但是锯条没有齿,却是锋利的刀口。这刀和卷烟机上的一根黄铜圆棍是买来的,因为家里是无法做的。这个切割技术要求还是很高的,横向运动的速度和向下加的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切不好就会把纸切坏了,就成了废品。我记得爸爸和小姑都没能掌握得好,废品比较多。当然与刀的锋利程度有很大的关系,设备太简陋了也是重要的原因。按我现在的分析,那烟卷应该互相挤得很紧,不留一点空隙才行,而那个简单的槽子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
  所用的材料都是买的,因为那时我们还没有种烟,只能去买。当然,油墨和纸一定是爸爸买的,因为只有他才知道在哪里买。那么,烟丝是在哪里加工的呢?。我现在分析,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大成庄请人家加工。因为大成庄有一家专门鉋烟丝的人家,和我家还有一点亲。二是自己加工,用剪刀来剪,这也是可能的。
  卷烟大都是小姑做的,爸爸有时也做一点。因为全是手工操作,每一次放多少烟丝,全凭估计。由小姑一人做,做得多了她就把握得比较好,误差就会小一些。
  包装也不容易,因为全是手工操作,尺寸和形状很难把握得好。照例也是爸爸和小姑做的比较多,二叔大概是负责销售和一些杂活。我在这个副业里什么也没有做,因为我还只有十岁,这种精细活是不能做的。
  做出来的烟一部分在大成庄的商店里代卖,一部分靠自己出去兜售。当时爸爸也正在教书,他借用秧歌的调子,编了一首歌子,叫学生们去唱,借以进行宣传,就像现在的广告。我现在还记得两句歌词:“烈士香烟呱呱叫,兄弟烟社出品好……”我也跟着唱了。
  然而兄弟烟社没能维持多久就停业了,原因就是销路不好,质量也不好。到了秋天,爸爸又应南京的老同学之邀,去了南京,没有了主心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一次虽然没有成功,我还是那句话,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不甘于贫穷落后啊。
  
  五、养蚕
  
  我家样蚕的历史已经很久了,可能从我奶奶那一代就开始了,不用说是我的爷爷倡导和领导的。
  这也是我们这里普遍做的副业之一,不只是我们一家在养。这是全家人都参加的副业,以大人为主,我们小孩子做的很少,偶尔当当下手把子。
  春天一开始(我记得我家并不是每年都养蚕的,是断续的。),当桑树出嫰牙的时候,奶奶就把那一张张粘有蚕卵的纸,在睡觉的时候放在怀里,开始进行人工孵化蚕子了。
  那蚕卵只比菜籽大一点,不知过了几天,我也不知如何判断,到了时候,那小东西就一个个的破壳而出了。刚出来时它们是黑色的,比蚂蚁还小。奶奶和小姑就用鸡的羽毛把它们一个个的从纸上刷下来,放在一个用柳条编的、里面放有一张白纸的、比较浅的小盆里。
  它们好象一出来就要吃桑叶。此后采桑叶和服侍蚕就是全家人的主要工作了,我也参加了采桑叶的劳动。不过,不是我一个人,而是和小姑妈、妈妈她们一起的。开始一段时间,蚕还很小,吃不了多少桑叶,还比较轻松,只要一个人每天及时采一点就行了。但是蚕长得很快,桑叶吃的越来越多,一个人就赶不上了。到了最高峰的时候,要全家人出动才能勉强赶得上它们吃的。当然还要看养多少蚕而定。这中间还要进行分离工作,因为随着蚕的不断长大,原来的柳盆或柳盘(比较大的一种)它们呆不下了,必需把它们分开来。随着它们的日益长大,分的柳盘也越来越多。最多的一年,有四、五个大柳盘子的蚕。这时候采桑叶就是最忙的了。
  采桑叶还是一个很苦的事情。那时的桑树不像现在的桑树那么矮小,是没有经过改良的老品种桑树,长的很高,桑叶又少,我家的桑树长的又很分散。我和小姑、妈妈她们各揹着一个淮篮,到我家的各个桑树上去采桑叶。实际上采桑叶全是小姑和妈妈,我只是提着篮子和收集桑叶。到了高峰期,低处的叶子已经没有了,要爬到树上面去摘。这时候就只有小姑一个人爬上去,我和妈妈就在下面收集,然后再装到篮子里面去。
  回来把桑叶撒在大柳盘里这个工作,我也是不做的,因为要放多少才合适我是不知道的。当我们采桑叶回来时,蚕把桑叶早已吃了个空空;桑叶放进去以后,它们就非常贪婪的吃了起来,整个屋子里只听到它们吃桑叶的“唦唦”声。不一会,桑叶就被它们吃的只剩下梗子了。每天要给它们吃好几回,到了夜里还要给它们吃一次。
  每天还要清盘一次,因为里面的蚕矢太多了,可能会引起疾病。这个工作我是不敢做的,因为要把蚕一个个的拿到干净的盘子里去。在我还是比较小的时候,我很怕这些“虫子”,怕它们咬我的手。后来爸爸妈妈告诉我,蚕是不咬人的,我还是害怕,不敢碰它们。到了我稍大以后我才敢勉强的拿它们一下,那也是战战兢兢的。
  全家人就这么日夜操心忙碌;过了一段时间,作为“蚕”这个阶段就结束了。到了这个时候,就会有明显的表现,它就会昂起头,不再吃桑叶了。
  此时把它拿起来,在亮处一照,就会发现它通体是半透明的。我们那时对它有个说法,叫做它要“上山”了。也就是它要“作茧自缚”了,进入另一个阶段了。
  此时就取一些比较好的稻草,把它们整齐的切成约一尺多长,和捆秧把子的差不多。然后取少量的稻草在其中间再用稻草绳把它扎起,一个人不停的用筷子把绳子扭动,使它上“紖”,另一个人不停的加入稻草,于是稻草就成了辐射状分布;很快就做成了一条酷似巨大的毛虫的东西。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山”呢?那时我还没有见过山,大脑里还没有山的概念。
  不过现在我想,那时说它上山,大概是指和人一样在山上得道成“仙”了。这是道家的学说,认为人只要上山修行,就会得道成仙,人就不再是人而是仙家了。从科学上来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然而这“上山”的之说,比喻倒是很恰当的。你看,那蚕先是不吃不喝,上山以后,得道成仙,就再也不是蚕了;在里面变成了蛹,最后又变成了蛾子。这蛹和蛾子就是蚕的“仙”了。然而这蛹和蛾子我们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人的仙呢?谁也没有见过,因为那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我又想起了另外一句俗话,就是“春蚕到死丝方尽”,其实那蚕根本就没死,只是变成了蛹。这句话比喻一个人无私的全部的贡献了自己,是很生动的,只是不符合科学道理。其实“作茧自缚”这句成语也不符合蚕的本意;蚕作茧是它整个生命的一部分,那茧大概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演化,不让外物侵害自己,并不是它自己故意把自己捆在里面使自己不自由。当然,就这句成语和俗语来说,寓意还是很有意义的;只是我们在使用时要懂得这个道理。
  那些蚕到了“山”上之后,很快就开始了工作,就是“作茧自缚”;也就是人们企求的修行成仙了。人们上山修行成仙,是希望生命得到延续;这一点和蚕是一样的,蚕变成蛹和蛾子,也是生命的延续。然而人们希望在成仙之后长生不老;而蚕却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很快就死了。蚕的生命得到延续是实在的,虽然很短暂;而人们修行求仙却是虚无缥缈的奢望,虽然求仙的过程很长,却永远也成不了仙(只要清心寡欲,虽然不能成仙,延长寿命却是可能的)。
  人们之所以要上山修行,是因为山上清静;蚕上山作茧也需要安静避光。所以,在开始的那一段时间里,就把它们放在神柜(是一种供神的柜台)里面。有时候我会打开神柜的门,看见它们有的已经结成了一个个洁白的茧;有的才结成半透明,看见它们在里面不停的翻滚吐丝;有的则刚刚结了薄薄的一层;还有的在那里昂着头或在爬动。
  这可能是一个很痛苦的转变的过程。它们上山的时间是很不一致的,有的已结成茧,有的还在吃着桑叶。那些早成熟的蚕,多数是由爸爸来判断是否该上山了,因为这也要有经验的。
  另外,爸爸还要挑选一些个儿大神态比较好的蚕,作为下一年的种蚕。另外做一个小山给它们,这部分蚕茧要另外存放,它们将活到生命结束,是幸运的。
  其他的蚕们就很惨了,在结成茧以后不久,就会用高温把它们杀死,拿出去卖了或自己用土法进行巢丝。总之,它们是非死不可的,等不到生命的结束,那怕只有几天也不允许。因为一旦它们变成了蛾子,它们就会咬破茧子出来,那茧子就没用了,不能巢丝了。
  那些做种的茧子就用线把它们串联起来,挂在屋梁上。不久,它们一个个就咬破茧子出来,扑打着翅膀附在茧子上。经过几千年的养尊处优的退化,它们的翅膀已没有了飞行的能力。此时小姑或妈妈就把它们取下来,放在干净的纸上,雌雄之间很快就进行到了交尾。交尾之后,雄蛾很快就死去了。不久雌蛾就开始产籽,产完了籽,它们也很快就上了西天。奶奶就把附有蚕卵的纸收藏起来,第二年再进行孵化。
  不过,自从爸爸去了南京之后,我们家就再也没有养蚕了。大概就在爸爸走后的第二年,奶奶没有对蚕籽进行孵化工作,我和妹妹就学着奶奶的样子,进行孵化,还真的给孵化出来了。然而终没有大人的支持,半途而废了。
  
  六、榨油
  
  这也是我爸爸的一个尝试。尝试着做生意。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起做这个生意的。大概是看到了别人在做,所以自己也想试着做。
  在一个秋天的下午,已经比较晚,快接近黄昏了。全家人帮着把黄豆都装在笆斗里,再抬到一条木船上,把我安排在船的前仓里坐着。就这样,爸爸撑着船出发了。船先是向着西边北陈庄方向去的,不知到了什么地方又拐弯向南了。船行了不是很久,就到了一个地方,也就是我们要榨油的地方了。
  这地方不是小镇,也不是村庄,只有一两户人家。紧挨着一户人家的边上有一个车棚,里面发出隆隆的响声,这就是榨油的地方了。天还没有黑,有一帮人帮着我们把豆子都抬到了车棚边的屋子里。那车棚和我的外婆家那里的车棚是一样的,有一条牛在拉着车轮转动。
  到了屋里一看,还真有点新鲜。第一个进入我的眼帘的是一台比较大的机器,它实际上是一对作相对运动的大铁磙子,两磙外缘相距仅一个毫米还不到。爸爸告诉我,这叫夹磙,是把豆给夹扁的,是榨油的第一步。爸爸警告我千万不要把手伸到夹磙里面去,不然,手就会被夹的没用了,那就不得了。虽然如此,我还是大着胆子走到它跟前去看个仔细。原来,两个磙子的上方还有一个漏斗,豆子可以从里面自动的出来;在那时已经是很先进了。磙子的转动是由牛拉的车轮来带动的,在那个时候我已经懂得了这个道理。
  在那里夹豆子的人还不少,其中就有一个我爷爷的叔伯兄弟,也就是我的堂叔祖。我现在想,我的爸爸很可能就是听了他的话才来榨油的。
  我们到了那里,已经有好几家在排队等着夹豆子了。在排好队之后,爸爸就和堂叔祖等一帮人谈话去了。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到榨油的地方去玩,它就紧挨着夹磙房的边上。那里面热气腾腾,只听得“咚咚”的打锤声和“嗨嗨”的喊声。
  我到得里面,只见有一个大锅灶,上面有一层层的蒸笼,被压扁了的豆子就放在上面蒸。被涮的很干净的砖头铺的地上,放着两层直径约三十到四十厘米、用竹子做的圆形模子,模子的底层又放一层厚厚的茅草(当然是很干净的)。紧接着就把蒸熟了的豆子倒在里面,再盖上一层茅草;然后有一个人把脚洗干净了在上面踩,只到踩实在了为止。接着又进行下一个的踩装工作,一块一块的累积在油槽的旁边,直到把这一槽的豆子装完为止。
  这以后,就开始往榨油槽里面装了。当时我就没有注意是怎么装的。我现在分析,那一定在两块豆饼之间加一块直径比竹模子略小一点的圆木板,还要有一定的厚度。否则,豆子里面的油就不可能被全部榨出来。那油槽是卧式,豆饼的下方是淌油的小槽子,一个个豆饼就架在这个小槽子的上方。整个榨油槽的一端只有一点空着,榨油就从这里开始。
  榨油的人就用一个锥形大木块,从那个空档里打进去,利用斜面产生的侧压力把豆饼子向前挤压。这要花很大的力气,要很壮实的年青人用大锤才能打进去。打到一定的位置以后,就取出锥形木块,用一个稍小一点的长方形木块放上去;接着又用锥形木块在长方形木块的后面打下去,如此这般的一块一块的打下去。直到几块长方形木块垫下去之后,我才听到另一头“哗哗”的淌油的声音。这个时候,还要继续地打下去。那锥形木块在开始的时候还很容易打进去的,几锤就打下去了。越到后来越难打,不仅每一次的力量要很大,而且打的次数要很多。最后一次锥形木块打进去以后,那工人早已汗流浃背了。最后一次木块打进以后,就保持在那里,让它慢慢的淌油,直到不淌了为止。
  如此,我把整个榨油的过程都看了个一清二楚。
  轮到我们夹豆子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就在我看了榨完一槽油之后,听到爸爸在喊我:
  “冬冬呀,你来!”
  我赶紧跑了过去。爸爸对我交代说:
  “我去睡一会儿,你在这里看着一点。”说完他就走了。
  看完了榨油再看夹豆子吧,反正没事。待到上面的漏斗里没有豆子了,就用瓢装豆子往里面倒,下午刚来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然而,待到我用瓢去装时,我犯难了:装哪个笆斗的呢?哪个是我们的呢?我想去问爸爸,看见爸爸正在睡的香,不忍心喊他。于是我估摸着,大概靠得最近的就是我家的了。就这样,很快一个笆斗夹完了。下面的该是哪一个呢?我更不忍心喊爸爸了,只好随便哪一个吧。就这样,一夜到天亮,差不多把豆子都夹完了。在这个过程中,那牛曾经有几次罢工,不走了;而赶牛的人又在睡觉。我就把赶牛的人喊醒,再把牛发动起来。后来我自己就用鞭子抽,把牛也可以发动起来,可怜那牛一夜不曾休息,累得只喘大气。
  天大亮以后爸爸才醒来,我告诉他夹豆子的情况,他也没说什么,就叫我回家吃饭睡觉。直到现在我才想起,我不仅没有睡觉,父子二人还没有吃晚饭呢。
  我按着爸爸指点的路回家。其实那油坊陆路离我家很近,在西南方,仅隔着一个大碱荒(见《渔的艰难和乐趣》)。我很快就摸到家了。这以后的事情我都忘的干干净净,什么也记不起来了。爸爸什么时候回来的,他怎么处理被弄乱了的豆子的,他也没有和我说。可以肯定,后面的事情一定是很辛苦的。
  那次榨油赚钱了没有?我当然不知道了。我只知道以后再也没有榨过油。
  这是1944年的秋天,那一年我九岁。
  
  七、织布
  
  做这件事其实是我爷爷的主意。
  我的二姑嫁在县城附近,因为靠近县城,在那时就比我们那里富裕、发达。织布这个行业就是爷爷在这里看到的。在我们那里还没有人干这件事,因为投资比较大,一般的人家是玩不起的。凭我家当时的实力,还是有可能的。因为我家的树还不少,做一架织布机还是足够的,就是要花一点木匠工钱。当然,织布这是一门比较难学的技术,还要请师傅来教——爷爷已经找好了,那也是要花钱的。
  这就是干这一行最起码的投资;当然不包括以后的材料和其他投资。
  做织布机的不是普通木匠,是专门做织机的木匠。爷爷也找好了,也就在我的二姑家那里找的。为了做这架机器,我家花去了所有的干树木(爷爷可能早就开始准备了)。
  这机器就是在现在来看也是比较复杂的而庞大的,可能有两个木匠做了好几天呢。如果我有了木匠的基本功的话,我现在还能把它做出来,因为那机器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那时也不小了(可能就在1945年前后,我已经十岁了)。我现在不记得的是,那织布的梭子是买的还是木匠做的。据我现在估计,很可能是买的。因为那东西小而复杂,很费工时,而且数量少,请木匠做是划不来的。可能是有卖的,那时有专门的木匠做了卖的。此外,就是撞压纬线的梳子,那东西肯定是买的,一般的木匠是做不出来的。
  机器做好之后,后面就是我叔叔的事了。教织布的师傅和我家有一点点亲戚关系,可能是我的二姑父的一个远亲。爷爷把他请来,在我家吃也在我家住,最后可能还要给工钱。这位师傅和我的二叔差不多年纪;性格很开朗,一边织布一边还唱着歌子,一点也不保守,教起来非常认真负责。
  织布前还有很多的准备工作要做,都由这位师傅和二叔一起来完成的,这当中,那师傅当然也同时教了二叔。
  准备工作之一就是做“纵”(这是我定的一个字,原字暂无考),就是拉动经线进行上下交错运动的那个东西。这东西看上去道理很简单,做起来是很麻烦的。因为经线很多(由布的幅面宽度和布纹的粗细决定),拉动经线的那个纵向单元(也是我给它起的名字)也很多。这个纵向单元当时就是用一根直径约一毫米的粗线做的,长约一尺左右,中间还有一个约三毫米的小孔。这种线在那时也只是普通棉线,在面粉里煮一下(这个工序叫上“浆”),这样就可以增加耐磨性。那时通行的布幅大约是一尺五寸,可能要几百根经线。这几百根单元被平均分为两部分,分别做成梳状的两片东西(那一根根单元被固定在两根木条上),这就是所谓的“纵”了。我记得二叔和那位师傅以及爷爷做了很久,费了很大的事才把它做好。后来,这纱线做的“纵”很快就坏了,爷爷就去买了一个铁做的,现在估计就是低炭钢做的,那东西很结实,一直用到歇业为止。
  紧接着的事情就是绕经线,把几百根经线合并起来绕在一个轮子上(这轮子也是木匠做的,是机器的一部分),直到绕满为止,由一次织布多少而定。这些经线合在一起时,互相不能有“紖”,要基本上保持互相平行。紧接着就是把这些纵线先穿过那两片“纵”。这是一个非常细致而麻烦的工作,要两个人互相配合,心无旁骛,才不会出差错。把两个“纵”先吊起来,一个人先用镊子把一根经线夹起来,再告诉另一个人,这根线应该穿哪一个“纵”的孔或从空档里穿过去;然后再穿过那个撞压纬线的梳子所对应的缝,这根线才算处理完毕。如果穿错了,当时纠正还好;一旦穿了很多以后才发现,那就前功尽弃了,那穿错的线的以后所有的线都要拆了重来。我在旁边只能看不能说话,以免干扰他们的思绪。尽管他们非常细心又小心,但是还是穿错了几回,发现的还比较早,没有费大事。
  纵线穿好之后,就可以开始织布了。刚开始是由那位师傅织的,他的动作非常麻利,两只脚不停的上下踩动,右手不停的拉动一根绳子击打着梭子带动纬线来回跑动,左手把梳子作前后运动用适当的力量把纬线压紧。左手用力必须得当,太大了纬线太紧,和经线不配,织出布来不好看,又增加了纬线的用量,成本也增加了,是很不划算的;用力太小也是不行的,同样和经线不配,一样的难看,会卖不出去。右手也不是随便用力的,拉绳子的力量过大过快,梭子的运动速度过快,会把两边的经线往里面拉紧,使幅面变狭;力量太小了梭子运动又太慢,边缘又会多出纬线,既浪费又难看。不仅如此,只有当脚把两排经线拉开以后,右手才能拉打梭子;否则,梭子会把经线铲断,那就很惨了,要费大事了。二叔在刚开始的时候,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时我也在那里,只听那师傅大声的呵斥道:
  “我叫你刚开始要慢一点!你怎么就听不近去呢!这下要费大事了吧!”
  我看见二叔羞得满脸通红,就差要哭出来了。师傅接着又说道:
  “你以为手脚那么容易配合得好的吗?要练习很长时间呢。一定要等脚踩下去以后,手才能打梭子,心要定,不能急。你只看到我织的那么快,你知道我织了多长时间了?”
  此后,类似的祸虽然没有再闯,但是还是出了一点毛病。例如先是右手用力太大,把幅面织小了;一会儿用力又太小,出现了毛边,等等。虽然没有受到师傅的训斥,也还是非常难堪的。
  确实的,这是要花工夫和时间的技术。不仅如此,劳动强度也不小,很累的;又是一种重复劳动,容易发腻。二叔在开始的时候和我纺纱一样,兴趣很大;几乎整天都在上面织布。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长进了,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织的又快又好了。我看到他和师傅差不多了,他也开始发腻了。
  不知过了多久,师傅回去了,二叔一个人可以独立织布了。
  和我们纺纱一样,他织布织腻了就做别的事情,最多的就是绕“小纡子”。这“小纡子”就是一个小纱卷,被放在梭子里作纬线用的。绕这个东西要求比较高,要又平又均匀,才能绕得多而又放得进梭子。但是这东西用量毕竟有限,一次不可能绕那么多。于是他会常常在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对我说:
  “冬冬呀,拿篮子走啊!”
  我知道他要出去捉长鱼(即黄鳝)了。于是我立刻拿了专用的篮子,跟在他的后面就出发了。
  自从我七、八岁开始,我就跟在他后面提篮子了。我在此后不久,也自己会捉长鱼了,这是后话。出去走了一圈之后,往往会捉得不少长鱼,我就把它们放在缸里养着,二叔就又去织布,那堂屋里又会发出“哒哒”的快速击打梭子的声音。有时候我不在家里(那是常有的,在关于我的故事里就可以知道了),他织布织腻了就一个人出去捉长鱼。有一次我在外面回来,奶奶就对我说,你二叔逮了一条大长鱼。我走进缸边一看,果然有一条大约有一斤多重的大长鱼!这时二叔刚回来不久,正在那里绕“小纡子”呢。他是捉长鱼的高手,可是他却从来不吃长鱼,也算是他的一个怪癖呢。
  后来,小姑也学会了织布,一点也不比二叔差,分担了二叔不少辛苦。
  当二叔已经很熟练的时候,他突然想起要织毕几纹布,就又去买了两个铁的“纵”,就有四个了。此时脚踩的时候,要按一定的顺序轮流的踩,乱了花纹就不对了。在试的那天,我看他踩的很慢,只试了半天就停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他试过。现在想来,这种简单的织机是不适合于复杂布紋的生产的。
  织好的布大部分由爷爷到大成庄去卖。卖的那一天早上,爷爷就把布铺在地上,用光滑的磙子碾上好几道,为的是把布压得平一点、薄一点,看起来好看些;同时还可以把布压得长一点,可以多卖一些钱,一举两得。有时候爷爷中午回来布已经买完了,有时候会剩下不少,也有根本没有卖出去的时候。这也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整个上午就在那里守着,还要和人家讨价还价。
  织布没能维持多久,国共内战爆发后就停止了,以后就再也没有织过。
  
  八、第二次的教和学——爸爸和我
  
  1942年我启蒙时,爸爸是我的老师;三年后的1944年,爸爸又一次的当我的老师。这一次我们那里已经安定了,日本鬼子和伪军已经被新四军和八路军赶走或者被消灭了。于是爸爸就委托一个亲戚网罗学生,进行教书。在那时也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又可以有事可做,不至于再去做那些亏本的生意;作为未来希望的我,也有书可读了,一举两得。
  学生很快就收罗了不少;当然都是本乡本土的农民子弟,全是和我差不多大小的男孩。有些还是我们的邻居,和我在一起玩的好朋友。共计可能有二、三十人,大概在1944年秋天就正式开学了。
  这一次虽然不像启蒙那样难,但我一下子看到那么多的陌生的面孔,心里仍然有点发慌。不过我很快就适应了,和所有的人都能很快的相处得很好了。
  这是我的爸爸私人办的一个小学,但是根本不同于以前的私塾,教学的方法和内容完全变了。因为爸爸是现代的师范毕业而不是旧时代的秀才,教材也是解放区政府编的新的内容。科目除了书法和语文外,比旧时又多了一个数学。
  虽然不同于以前的私塾,但是带有私塾的痕迹;因为爸爸本身就读过私塾的,就难免有私塾影子,教学方法就有那种味道。例如,每天早晨要背书,背不上要罚站;每天早晨要练习写字,而且还是重要的一门课。不仅老师对此很重视,学生们也会互相攀比。在现代,除了特定的小学,一般是没有这一门课的,人们对字的好丑也不计较了。
  我的字还算不错,大概算是中等吧。语文水平是很不错的,每天都把书背的滚瓜烂熟,默写也都很好,所以学期终了我还得了个第一名。这里面决没有我爸爸的包含,我那时已经很懂事了,我知道我是老师的儿子,我必须用功读书,不能给我爸爸丢脸。考核的方法,是把一学期的课文从头一直背到底,一字不错,不须老师提醒,就算是优秀。当时还有一个和我一样成绩的同学,也是优秀,和我并列第一。有几个同学不相信,认为是爸爸包含了我,提出了异议。于是爸爸就叫他们派一个人拿着书监督我再背一次,我就又从头到尾的背了一遍,当然一字不错。
  “怎么样,不错吧?我没有包含冬冬吧?”待我背完了,爸爸对那位同学问道。那位同学默不作声的放下书走了。
  不过我的数学不太好,一开始我很吃力;好在有爸爸教,所以后来还是赶上来了。幸好数学没有考试,否则我就得不到第一名了。有时候爸爸也会教一点美术,我的画画的还很不错。有一次我画了一个《老牛拉犁》,爸爸稍作修改,就把它贴在了墙上给大家看,以示表扬。体育课是没有的,每天下午可以做游戏。由于我生性愚笨,做游戏总是很不妙的。拍皮球人家可以拍几十个,我却一个也拍不起来。跳绳人家可以跳几十个,我也一个跳不起来。有一次做集体游戏,由八个同学用双手搭成四个框子,再由五个人站在远处,哨子一吹,五个人抢占四个框;连做了很多次,总是我占不到框。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气的我不占了,和另一个同学搭配做框子了。
  有一天早晨,我顺利的背完了书,另外一个同学却没有背得出来。爸爸先是严厉的训斥了他一顿,接着又拿了一个铁锥子(可能是钉练习本子用来打孔的),叫我刮他一个鼻子。我很不愿意这么做,但是,父命和师命难违,我只好非常轻的刮了一下。这是我爸爸旧私塾的习惯,也可能那位同学有多次没有背上书了,爸爸生气了。但无论如何这是不对的,这是对学生人格的侮辱。那位同学的名字我却忘了,但这件事我终身难忘。
  有一次爸爸去开会,由二姑父带他上课。结果那一天我不知道二姑父在讲些什么,两眼光是瞪着,向着他看,却是什么也没有听进去。那一天他讲的很多,大概讲了很多大道理,我当然什么也没有记得。他和爸爸讲课的风格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适应不了,我想一定有很多同学也适应不了的。
  那时兴挂孙中山的画像,爸爸没钱买(可能也买不到),就自己动手照着书上画了一张。以我看画的还是很像的,可是有好几个同学说画的不像。爸爸就说,我画不好啊,只好就这样了。于是就把像贴在了墙上。那是一张铅笔画,属于素描,也难怪不像了。
  爸爸只教了一年,南京的同学为他找到了大地测量工作,学期一结束他就到南京去了,我也从此辍学在家,也从此结束了我的小学生涯。也就是我的小学只是分散的读了两年,但却是关键的两年,我认得了很多字,完全可以读书和看报了,也能简单的写信了。
  
  九、二叔祖父
  
  二叔祖父是我爷爷的嫡亲二弟,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墩子上。
  他为人忠厚老实,从来不向家里人发脾气,对我们这些孙字辈的也从不训斥,更没有打骂过;无论对谁都非常和善。他的孙子们经常扒到他的肩上去拉他的胡子,此时他就会哈哈大笑。
  只要他有空闲,我们要和他谈话他都非常乐意;我平常不敢和我的爷爷说话,但是只要我们都有空闲,我总是找他谈着玩。尤其是当他在为风车做新的风帆的时候,我是无论如何也要在他那里看的。因为我对风车情有独钟,又是他在做风帆,我哪能放过这个机会呢。此时我左右围着他转,看着他一步一步地把风帆做好。我会提出各种问题,他也很高兴的回答我。这中间他还不时的和我开着各种玩笑,我既享受了看做风帆的乐趣,又饱尝亲情,那是很幸福的。每一次他做风帆我都要看到他把风帆装到风车上去,还要在那里看好一会儿我才罢休。
  他一个字也不识,也不会简单的计算,是一个地道的文盲。但是他一点也不笨拙,虽然不如我爷爷那么心灵手巧,但是什么农活他都会做,而且做的也很好。做风帆也是很复杂的一个活,他做的一点也不比我的爷爷差。
  他和我的爷爷一样,非常勤劳,也很能吃苦。不畏艰险,不怕严寒和酷暑。在深秋和初春,我总是看到他和我的爷爷在寒风中耕田;在炎热的夏天,只有他和我的爷爷在场上“打场”。
  他能唱非常好的劳动号子(我们都叫“打唻唻”);每到用牛的季节,我就听到他“打唻唻”了,他那清脆而又宏亮的歌声,听起来催人奋进。在那空旷的乡下,那声音传的很远;和周围的邻居形成一个合唱,虽然不那么协调,却提醒着人们:哦,农忙时刻到了。在夏天打场时只有他“打唻唻”,他用他的歌声来驱散人和牛的劳累。
  他患有慢性咽喉炎,所以他总是“咳,咳”的咳着,人们都叫他“二咳喀”。到什么地方去,人未到那咳喀的声音就先到了,于是人们就说,二咳喀来了。他的个子比我爷爷矮小,身体也不如我爷爷好。可能在小时候生过重病的缘故吧,那慢性咽喉炎就是一个后遗症。此外,他还患有一个奇怪的病,每年的秋天(或春天?)就会发作。发作时躺在那里,什么也不能做,也无须吃药,过几天就好了。有一年他发作时我就问爸爸,二叔爷爷怎么会得这种病的。爸爸就告诉我,有一年秋天(春天),他在田里耕田,恍惚间他看见他家的沟埂上有一条似马非马,似牛非牛的怪物站在那里,他吃了一惊,但是转眼间那怪物又不见了。从此以后,他每年这个时候都要发一次病。爸爸说他年青的时候身体不好,体质比较弱。遇见“怪物”那天,可能就是带病耕田的。虚弱的身体使得精神恍惚,朦胧间“看见”了怪物,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当然,那怪物根本就没有,或者就是一条牛。因为是文盲,他不懂科学,误以为自己命不好,遇到了怪物,受了惊吓;每年到这个时候他就想起了这个怪物,心存疑虑,身体跟着也就不好了,只得躺下来休息。那时人们都认为他见到怪物了,我的爸爸和几个叔叔当然不相信这个,但是他们似乎也没有什么办法来医治或者为他解说。我估计,爸爸他们也就不去管了,因为此病并无大碍,正好让他休息几天也好,也就一直没有去治疗。
  他于1962年前后患食道癌病故,享年76岁。
  
  十、发叔
  
  发叔是我的二叔祖的第三子,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墩子上。
  他的性格很像他的父亲,为人忠厚老实,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但是有时候也会语出惊人。他平常很少和我说话,但是我们的关系却很好。他从来不说我的坏话,所以我一直非常尊敬他。
  他的文化水平不高,大概只有小学四年级的程度,却写得一手非常好的毛笔字;文章写的也不错。可见他读书时是很刻苦用功的。他是一个地道的庄稼汉,说话做事很讲道理,不是大老粗。
  有一年春节前我在他家玩,他正在写对联,写灶神牌位上的对联。这个对联我看的次数多了,早就记得了。那上联是:上天言好事,下联是:下界保平安。横批是:一家之主。当时我就把它们通通唸了出来;谁知三叔却突然说道:“上天拍马屁,下界吹牛皮,一个坏蛋。”我听了觉得很有趣,却不知他的用意。最后他当然还是按常规的对联写了,并没有按他说的那么写。
  现在我想起他这一段话,觉得很有意义。三叔那时虽然还不到三十岁,但也饱经了沧桑,看透了社会和国家的统治阶级的本质,他们只知道鱼肉人民,却不为人民办事。那些所谓的父母官,正如三叔说的那样,欺上瞒下,对上级吹牛拍马,对百姓欺骗压榨,干尽了坏事。在那个时代,老百姓是没有什么办法的,只能借神来安慰自己。那灶神就是一个安慰自己的麻醉剂;人间是没有多少好的父母官了,希望灶神能为人们在玉黄大帝面前说些好话,为人们办点好事。然而千百年来,哪里有什么神为老百姓办好事的?因为根本就不存在啊。三叔是不相信鬼神的,否则,他就不会说那个对联了。他说那个对联,无非是发泄对那些官老爷们的不满罢了。不幸的是如今的共产党的官员们也是这样了,不知三叔地下有知吗?
  他有一个怪癖,就是除了鸡蛋和鱼外,几乎所有的肉他都不吃,所以人们都叫他“三道人”。其实道人是吃肉的,应该叫和尚才对;但是三叔是有妻室的,再说叫和尚也很难听,不吉利,因为和尚是光棍啊。
  1949年和五叔祖父一道,去了台湾。家中丢下了妻儿老小,最小的女儿才一岁多。到台湾后,他又娶了一个台湾女人,重组了一个新的家,并和该女人又生一子。1988年前后和我通过信,也寄来了全家人的照片,我也寄去了全家人的照片。那时他已患了严重的眼疾,几乎失明了。
  我在崇二婶那里得知,他已于前几年去世,享年不详。
  
  十一、姑母
  
  我有四个姑母,其中只有三姑母和小姑母有名字,都是爸爸给她们起的,然而三姑母的名字早就忘记了。由于爸爸的缘故,她们都幸免于缠小脚。大姑和二姑到了缠小脚的年龄的时候,爸爸已经不小了,已经读了很多书,懂得了很多道理;在她们缠小脚时,因痛苦而哭闹,于是爸爸就非常愤怒的把她们的缠脚布解下来,丢进了灶堂里把它给烧了。并且发很说,如果再缠还要再烧。因为那时已经是民国时代了,孙中山先生已经不准缠小脚了,只是习惯难改。所以,爸爸不准缠,爷爷和奶奶也就不让她们缠了。
  大姑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出嫁了,那时没有一点记忆。她出嫁以后就很少回来了,她年青时的唯一的印象就是我们那一年逃难到她家的那一段时间(见《避难老洼村》)。到了老年,我回到了故乡,她倒经常到我们厂里,见过好几回。向华一周岁生日时她跑了几十里路到我家,可惜我那时太穷,怠慢了她老人家,至今我仍痛悔不已。大姑去世时我在深圳打工,没能见她最后一面,我只参加了她身后的丧事,甚为可惜。
  二姑出嫁时我还有一点点的记忆的,也已经很模糊了。她们嫁出去以后,来往就很少了。二姑回娘家在我的记忆里好象仅有一次。以后我虽然也几次到她的婆家去玩,然而二姑却始终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我也不明白是什么道理。可能她有难言的苦衷,或者她一直很忙,无暇和我这个侄儿交谈吧。二姑父在我回故乡后不久就曾经对我说,你的二姑跟我吃了苦啦!一句话虽然简单,里面包含了多少艰辛啊!据说她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来,非常遗憾。二姑自从那次有印象的见面以外,就再也没有见过,以至如今要想写她一点什么,却一点也想不起来。
  三姑给我的印象比二姑要多一些,而且她对我还有养育之恩。我在常州出生时,三姑就和我的爸爸妈妈在一起的,大概就是为了服侍我的妈妈和我才带她去的。在常州的两年多的时间里,为了抚养我和服侍妈妈,她一定吃了不少的苦。关于这些,妈妈没有给我讲什么,只能推断和猜想了。
  在我还只有四、五个月大的时候,也就是1935年的八月,在常州华明照相馆拍了一个全裸照。我趴在一个台子上,三姑在远处喊了一声“冬冬!”,我就抬头一看,摄影师抢拍了这一瞬间。那就是我今天保存下来最早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当时被该照相馆放得很大,放在橱窗里做展览广告。可见他们对这张照片是很满意的。当然这些都是妈妈给我讲的,也有我的推断。三姑对这张照片可能也是很满意的,在照片的背后,有这几个字:“夏历民国二十四年七月初四日”,这几个字说明拍照的时间,今天看来绝对不是爸爸的手笔;妈妈是文盲,根本不会写字,唯一可能的就是三姑写的,这也是她留下唯一的手笔。由此可见三姑还是有点文化的,大概就是跟着爸爸学的,因为爷爷和奶奶那时是不可能给她读书的。可见爸爸那时是很痛爱三姑的。一年以后我在常州医院拍的那张照片,三姑就站在我的后面,深情的望着我。那时她可能有十四、五岁,这是她留下的唯一的一张照片。这两照片就是三姑对我有养育之恩的见证,实在是太珍贵了。
  回到老家后,三姑仍然还是很疼爱我,在妈妈生我的大妹妹和大弟弟的时候,就是由他抱着我、哄着我的。虽然妈妈没有对我说过,但那时抱着我的,只能是三姑。
  大概在我四岁左右的时候,有一次妈妈叫我去喊三姑。我快步跑到三姑所在的房间,冒冒失失的闯进了进去,却看到她和小姑两个人扒下裤子在那里捉虱子,这一下搞得我非常难堪,一时不知所措的愣在了那里。她们二人迅速的把裤子拉了上来。当然我很快就反应了过来,对三姑说:
  “三姑,妈妈喊你呢。”
  “喊我有什么事吗?”三姑问我
  “我不晓得,她就叫我喊你去呢。”说完我赶紧跑了。因为我已经四岁了,已经懂得男女有别了。
  那次的尴尬,给我的印象很深,也是三姑临终前给我唯一的一次深的印象。此后不久,她的病情加重,多次求医无果。家人带她求医的过程,我多少还有一点印象。她可能很早就有病了,只是没有严重起来罢了。我估计在常州她的身体就不好了,从照片上看,那时她很瘦。可以说,她给我的印象一直就是求医看病,直到临终。
  在一个夏天的下午,天阴沉沉的;三姑已进入弥留之际,神智还比较清楚,但明显的已经十分虚弱。全家人知道她已经不行了,到了最后的时刻了。此时大家都围在她的床前,我也夹在了他们的中间,站在三姑的床前。我知道三姑快要死了,但是我不知道悲痛,只是站在那里。不久,外面突然下起了冰雹,下得很大。地上下了厚厚的一层,最大的有鸡蛋那么大。可能这是多年没下过的缘故吧,全家人此时也暂时不顾悲痛,都集中到门口来看了,并且还不时的议论着。看到空中掉下一个大的,小姑还会惊讶的大叫。而爷爷和奶奶则一声不吭,默默的看着冰雹往下掉,他们此时的心里该是多么的难受啊!看了一阵,小姑突然走出门去,在厚厚的一层冰雹里拣起了一个小的,送到三姑的口边,三姑张开了口,冰雹丢进了她的嘴里。
  “好吃吗?”小姑问。
  “好吃。”三姑无力的回答,咂了咂嘴。
  那一天,冰雹下的很久,自那以后直到现在,我再也没见过下冰雹。那是阎王老爷兴师动众来带我的三姑去西天的吗?还是天公为我的三姑动哀?
  大概第二天,三姑就去世了。全家人都非常悲痛,奶奶哭得死去活来。我却不知道悲哀,还和弟弟妹妹在我家的南山墙的碓上玩。爷爷当然也很悲痛,但他没有哭,在家前屋后寻找木料,一根一根的集中在门前。爷爷知道,阴湿的夏天三姑的遗体是不能久留的。所以爷爷很快就找来了木匠,打好了一口简单的棺材,第二天三姑的遗体就抬进了棺材里。那天我再也没有出去玩,默默的看着三姑被封进了棺材,被钉子钉死,也不由得一阵难受。在盖棺之前,奶奶突然停止了哭声,对小姑说道:
  “还有一双新鞋子,一直舍不得穿,她准备看新娘子穿的,把她带去吧!”
  小姑拿来了那双新鞋子,丢在了三姑的脚边。还有其他三姑平常用的和她喜爱的东西早就丢进去了。这以后我看到了一根根的钉子在咚咚声中被打了进去。那钉子就像钉在了奶奶的心里,奶奶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世上哪有白发人送黑发人更悲伤的啊。
  我看着三姑被人家抬走了,知道三姑从此不在了,但并不懂得悲伤,因为我那时还太小啊!
  那一年我大概四岁,三姑大概是16——18岁之间。
  现在我想,我那时不悲痛的原因,一是太小;但更重要的是待我稍大时,三姑已疾病缠身,已经没有精力和心事来带我了。这样,正在有感情的时候我们却不能亲近,我当然也就没有了感情了。虽然她带了我两年多,但我却记不得了。我现在告慰三姑:你的大侄儿没有忘记你,永远记住你的养育之恩!
  我的小姑比我大四、五岁,是我和妹妹在儿时的伙伴。关于她的故事我在前面已经写了很多了,我这里要说的是,她的晚年很惨,与儿女的关系很不好。前几年因为与儿女吵架,只身逃到南京,到我的弟妹那里;后来她的儿女又把她带了回去。那时她已患了中风,行动已很不便了。屋漏偏逢连夜雨,小姑父不久也患了中风,也已经瘫痪了。从此不能互相照应,完全仰仗于儿女服侍。
  她家的经济状况不很好,儿女们要挣钱养一家老小,自然就顾不得照顾他们二老,关系也就不会好。俗话说,床前百日无孝子,二老双双瘫了,不但不能做事,还要儿女服侍,时间长了儿女们肯定就不耐烦了。可惜她想不通这样的客观事实,转不过弯,认为是儿女们不孝,于今年(不知确切日期)上吊自杀了。这是今年七月十二日我和老伴看崇二婶的时候,是她告诉我的;不知是否确切。当时我听了非常难受,呆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儿时的亲密伙伴,晚年竟会落得如此的下场啊,这是我们当年怎么也想不到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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