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对我失去信心，是从我搬走母亲的那只樟木箱开始的。那只二十多年前的樟木箱，漆面依旧亮光鉴人。母亲就是带着它以低微的身份，嫁给在铁路工作的父亲的。因为避忌自己的地主出身，母亲执意要嫁给铁路工人。虽说早有思想准备，母亲还是对父亲的业余爱好大吃一惊，几把挂在墙面的二胡、吉他，让她不胜欣喜，即使父亲喜欢的都是悲苦的曲调，它们还是为婚后的生活增添了几分意想不到的色彩。
　　 樟木箱里装着母亲的私人物品，除了干净的旧衣服，箱底还有漂亮的银镯、铜鞋拔等，和她虔诚地念念有词时手捻的菩提念珠。我之所以萌生要搬走这只箱子的念头，实在因为这是家里最大的箱子，我需要用它来运走满屋的书籍。父亲觉察到我想放弃铁路工人的工作后，脸上愁怨的表情明显添了怒气。他开始限制我读文学书籍。愁叹之余，又劝导我，至少也应该像姐姐那样，自始至终守着铁路上的那份工作，别把文学当成可以填饱肚子的米饭。“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父亲拍拍屁股站起来，他背对着我，但把牙齿咬得嘎嘣响。接下来我惊恐地发现，我丢得满屋满床的书籍正在减少。在那个不平静的周末，我去附近的皮罗寺求了一根签。那天求签的人不多，大家都耐心打听别人是什么签。我拿到那根“下下签”后，马上从人群中逃了出去。我一口气跑到皮罗寺门外的小山坡上，呆望着寺院墙上的“南无阿弥陀佛”几个手刷的大字，六神无主。我坐在石阶上，剧烈的心跳没有丝毫减缓。
　　 这根预示我将大祸临头的签，在我反复揣摩中慢慢显出了明晰的含义：我不能继续呆在家里！我和父亲都过分鲜明的性格，最终会因为文学发生一场可怕的冲突。大概受了这根签的启发，我不再满足于家里的暂时平静。
　　 我把樟木箱里的物品倒得满床都是，屋里就像遭了偷盗一样凌乱。我和请来的朋友拼死拼活，总算抬动了那只装满书籍的樟木箱。到了户外，清凉的风吹在脸上，都无法收敛不停流淌的汗珠。那天，父母为了即将来临的清明节到街上买纸钱，我乘他们不在家悄悄上了路，身上没有多少钱，但感到彻底自由了。我尝试在朋友家里住上一段时间，他是个会把烟灰缸、书籍、搪瓷杯、钢笔等常用物品，自始至终保持在原来位置上的人。他是我中学的同窗好友，有一份我父亲羡慕的好工作，他在连港旅行社当导游，唯一的嗜好是同时和几个女人周旋。他不说我也清楚，他的理想是在每个城市拥有一个情人。他成天要跑周庄、杭州、西递村……没有多少时间呆在家里，陪伴孤身一人的母亲，他巴不得我长期寄宿在他的家里。
　　 据说我出走以后，父亲把斥责倾泻到了母亲身上，怪罪这是家里过于民主的结果。母亲不得不焚上几支印度香，为在外面的我祈祷平安。父亲是不会满足成天拿着笤帚到处掸灰，生一生闷气的。他有一副招人喜欢的英俊形象，铁路上的同事似乎都愿意给他披挂赞语。我有所抵触地搬出家门，等于给他脸上抹了黑，他发疯地动员同事朋友和我姐姐，四处寻找我的藏身处。自从我搬走了那只樟木箱，我就没有去铁路上班了。十六岁那年，我顶替退休的母亲到了检修车间，望着几盏亮着的昏暗的灯光，和潮湿油腻的地面，我感到自己并不属于单位。清明节那天，我和朋友沉浸在酩酊大醉中，过后我给单位领导寄去了一份用词温和的辞呈。当轮到我父亲向别人解释我的行为时，可以想象他都讲了些什么，但我不能忍受他还会这么跟我姐姐讲。一天，我忍不住到街上的电话亭，给姐姐的播音室挂了电话。她刚到播音室不久，话筒中甚至能听到她虚弱的喘气声。她患有乙肝，身体一直时好时坏，每天她从地处郊区的家里赶到车站，都感到体力不支。在朗读枯燥的列车车次、时刻表的间隙，她完全靠阅读诗歌获得一些乐趣与慰籍。她给了我最初的文学份饭，后来她那痴迷文学的倔强情绪，我也能够分享了。
　　 我能想象她高扬着好看的双眉，想问个水落石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没什么，反正我早晚也会走到这一步的。”
　　 “父母对你有什么不好吗？”话筒中能听见她衣服的摩擦声。
　　 “没对我不好，我只想不受干扰地读书、写作。”
　　 “唉，都怪我把你引到了这条路上。”她的声音听上去有些自责。
　　 “这哪能怪你呀？我感激还来不及呢。”
　　 “你会回来吗？”末了她小心翼翼地问道。
　　 “不回来。”我生怕她会难过，嗓音就像在树梢上旋荡的风声那么轻。
　　 我对父亲的聪明有些低估了，我暗自等待着风波过去，等他厌倦了到处打探我的消息。其实从他自己把五线谱学会，拉出象样的曲调，我本该对他的能力有所警惕的。当有一天，他微笑地闯进我的朋友家里，站在我的面前，我惊讶得都说不出一句话来。他表情温和地扛起那只沉重的樟木箱，让我为自己多此一举，感到了一丝内疚。父亲以前抬过铁轨、枕木，他肩背的肌肉至今还可以派上一些用场。我跟在他身后，心里惶悚不安。我的头发还散发着昨天洗发香波的气味，我效仿我的朋友天天洗澡，已经有十来天了。他家装了令我羡慕的电热水器，不像我家连卫生间都没有，上厕所要到十来户人家合用的茅房，每天洗澡当然成了奢望，考虑到花销，家人只能每周一次，去一里外的公共浴室洗澡。
　　 见了我，母亲大哭了一场，好像她要说的话都变成了扑漱漱的泪珠。我怕母亲寻死耍泼，紧张得嗓音变了调，以前她就是这么惩罚我的。她知道，能够持续几小时的号啕大哭，会掏空我心里的委屈，我当然会避免下次再犯。父亲破天荒地宽恕了我，他没有再抡起那条臭名昭著的牛皮带，它上次留在我屁股上的印痕至今尚未褪尽。我感到意外的是，那天过后，家里一派平和，父亲不仅容忍我彻夜看书，也不催促我去上班了。除了偶尔跟姐姐聊聊天，去散发着潮湿的青草清香的田垄走走，我更愿意留在自己的房间里，浏览《山花》之类装帧奇特的杂志。我的钱大半都花在了这些奇奇怪怪的书刊上，它们带给我的内心的波澜与震撼，难以描述。面对父母的好奇，我除了咧嘴笑笑，似乎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沟通。那段相安无事的日子，至今令我难以忘怀，我好像体会到了家里给予的莫大自由。父亲突然间变成了礼仪周全的人，他小心翼翼地对待我看的书说的话，不再当我的面说“到地里干活，也比在纸上瞎写要有意义”之类的话了。
　　 有一天，我早上起来得很晚，为了看《疯癫与文明》这本书，我熬到凌晨三点。
　　 当太多的阳光直射到脸上，我终于醒了。有一趟列车驶过萧庄，又掀起了一阵喧嚣声。我躺在床上不想动，又暗自思忖，我这种男子之所以凝神屏气窝在家里，不过在等待干大事的时机，时机一到我绝不会推迟行动的。天气微寒，我的衣服穿得很慢，老觉得房子在晃动，跌跌撞撞地来到客厅，遇见了父亲的两个客人。他们坐在实木长椅上，已经有好一会儿了。空气中飘着葱油煎饼的香味，让我的胃涌起一股食欲。父亲对我真是日益呵护，那天他亲手为我做了爱吃的煎饼。两个客人笑眯眯地打量我，不时交头接耳，好像对我表现出很大的兴趣。父亲态度温和地告诉我，他的朋友在城里当医生，今天正好开车路过萧庄进来坐坐。不仅如此，他还向我介绍其中一人也爱好文学，想请我进城去他的书房坐坐聊聊天。我简直有点受宠若惊，大概习惯了父亲过去对我的抱怨，我结结巴巴，不敢相信父亲的怂恿与鼓励。我的脸色顿时绯红，胡乱为自己找着开脱的理由，“那样太打搅你了吧，要不我改天再去拜访你，今天上午我还想去洗澡呢。”
　　 “嗨，这个好办，你可以到我们医院浴室去洗澡。”
　　 “是啊，今天正好有顺车，你跟他们进城去玩玩吧。”父亲在一旁温和地鼓励道。
　　 我被他们说得心花怒放，连忙进屋去找换洗的衣服，情绪亢奋得让我头晕目眩。
　　 果然不假，他们的车子停在不远处的铁道道口前。我是第一次乘坐这种面包车，表盘上迸发出的幽绿的荧光煞是好看。从车窗向外看去，车子沿着洒满阳光的林荫道驶向城里，路边有些地里的庄稼稀稀拉拉的，好像户主已无心种地，盼着有公司前来购地呢。过了一爿寺庙，车子进入了闹市区，天空泛起的雾霭几乎罩着市中心，
　　 街上打扮入时的人流，像从发霉的雾霭中长出的一溜溜鲜艳的蘑菇。
　　 车子驶到升州路折向南，向外城河的方向奔去。驶了不到十来分钟，路两边的房子变得稀拉了，又是种着时令蔬菜的田野，让我产生沿着原路回去的错觉。出了城车子开得飞快，一会儿就超过了前面几辆大卡车。最后，它离开平坦的大路，驶向周围只有花草和树林的小山冈。碎石路的尽头，有一片幽寂的灰色建筑群。车子开到主楼门口才停下，他们嘴角抿着甘甜的笑容下车了，用手亲热地拢着我的肩膀。这里大概是一座疗养院，周围都是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又过了一道铁门，我看见了许多穿着条纹号衣的好奇的面孔，有人歪着脑袋，打量我的目光脆弱又不礼貌。他们带我来到办公室门口时，我回头瞥了一眼铁门，顿感不安。铁门不知什么时候在我身后悄然关上了，那把挂在铁门中央的镀铬大锁格外扎眼。我马上指着铁门，问他们为什么要关上。他们敛起笑容，相互对视了一下，然后直勾勾地凝视着我。
　　 “知道吗？你父亲把你托付给了我们医院。你病了，现在需要治疗，希望你能配合我们。”
　　 “我病了？这不是胡扯吗？我得了什么病？”我有点失控地冲着他们大叫起来。
　　 “冷静点，冷静点，有话慢慢说。你精神上确实有点障碍，相信我们的判断，你在这里会得到彻底治疗。”说完，那个自称爱好文学的医生居然莞尔一笑，露出一排整齐又洁亮的牙齿。
　　 我如梦初醒，被父亲谋划的这件事惊得目瞪口呆，我连忙回头仔细打量神情有点异样的病人，心里骤然涌起了恐惧感。我马上想到了逃跑这个念头，我徒劳地冲到那扇铁门跟前，脚踹手叩，弄出了咣当咣当的大声响。我心急如焚，整个大厅充满了我一个人的咒骂声和叫喊声。转眼间，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医生靠近了我，他们用绳子捆住了我的双手。为了让我喊不大声，又在嘴上扎了一条毛巾。不知他们从哪儿随手抓来的一条毛巾，上面散发着熏人的汗馊味和狐臭。怎么说呢？这条肮脏的毛巾几乎要了我的命，从小我就继承了母亲的洁癖，这股恶心的气味让我呕吐起来。发酸的食物被毛巾挡在嘴里，差点让我窒息。我越是绝望地用眼神请求他们把毛巾摘下来，他们越是满腹狐疑地看着我。最后，我的身子向下一沉，倒地晕了过去。
　　 醒来天已经擦黑了，我发现自己躺在有五十个铺位的大房间里，其他病人都好奇地围拢过来。我身上的衣服也变了样，穿着和他们一样的条纹服，胸前绣缀着“38号”的字样。这里的四壁是那么白洁，没有我想象中的污点垢斑，过了几天我才知道其中的缘由。周围不乏有朝气蓬勃的人，但很少有我这么沮丧的。望着病友帮我打来的晚饭，我完全没有心思下咽。这里的窗户都罩上了拇指粗的不锈钢栅栏，除了看看天色，透透空气，谁也别指望从窗户逃出去。
　　 天黑以后，我一直躺在床上，心里彻底失去了平静。后来有个戴眼镜的小个子，手里拿着一本书，凑过来跟我说话。他看上去像个饱学之士，身体嬴弱，眼珠子大概因为看书都有些向外鼓凸了。他一开口说话，便给了我些许震动。
　　 “别灰心，尼采还不是个疯子？你看现在有谁不敬佩他？”
　　 他的话向我展示了精神病人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他的谈吐，说话时从容不迫的神态，让人无法把他与这座精神病院联系起来。
　　 “我看出来了，你也是个读书人，看书总比闲得无聊要好。”说完他把手上的那本书递给我，是春上村树的《舞！舞！舞！》。
　　 “如果你还需要，我那边还有别的书。”手上没了书，他有些不知所措，双手不停相互搓揉着。我好奇地朝他铺位的方向瞥了一眼，看见了一张最为凌乱的床，不少书籍散落在皱起的被子和床单上。大概他一直没碰到可以谈文说书的知音，似乎为我能加入到精神病人的行列，感到由衷的高兴。但我的表现有些失礼，他感到的愉快让我不能认同，我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列在他们的花名册里，显出同病相怜的亲密。与真正的精神病人过于亲热，会危及我作为正常人的信心和尊严。我咬着嘴唇，偶尔用点头来表示我在听他唠叨，免得他过于尴尬。
　　 房间里几乎没有多余的摆设，看得出是为了防止病人自杀。其他病人对我的好奇心过去后，屋里又弥散着孤身独影的气氛。我对父亲的怨恨无以复加，后来变成了彻底的轻蔑。他闪着一丝笑容来看我时，我拒绝和他见面，他做的事在我看来已经不可饶恕。尤其我在十七岁生日那天接受电击治疗后，用温湿的毛巾捂着脸，这种情绪达到了高潮。我悲痛地接受了父亲给我的这份生日礼物。电击过后很久，我的脸颊还在发烧。那个电击的盛大场面实在太可怕了。那天吃过早饭，我就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劲，医生让念了名字的人都到楼上一个大房间去。我以为又是每天例行的运动治疗，只是对改变场地和不让所有人参加感到有点疑惑。等到医生手拿摇铃让大家安静下来，我看到其他病人都娴熟地坐到一排座椅上，二十几张嘴巴几乎同时张开了。医生拿着电极从紧靠窗户的那边开始，电极在病人嘴里塞进拔出，几次下来电极就挂满了长长的涎水，被阳光一照，涎水像冰凌耀眼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