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年年清明节，又到清明时。
　　 我知道，今年清明我是一定要回故乡的。往年的清明，我几乎是没有回去过的。这样，我就不知道父亲是如何祭奠，我曾未谋面的爷爷奶奶及其他先人们。他们大多都殁于那个发生于六十年代初最大的贱年。母亲曾告诉我，故乡人祖辈都叫大饥年为贱年，一个“贱”字，足见乡亲们对这种年月的不忍回想与回避。也就是在这一年，我们一家饿死了八口人，其中包括母亲后来一直不能忘记和后悔的人。他就是我不可能谋面的七岁二哥。父亲一直念叨是母亲脾气发作把其打死，后来又被饿鬼从坟里扒出来煮吃了。这一点，母亲很少反驳，但似乎又有许多不愿提及的无奈。
　　 我一直想与母亲交流这件事，可我终又没好提及。现在，我已经无法理解母亲的无奈与痛苦了。自去三年前的正月初十，我就知道永远没有这个机会了。这一天凌晨四点二十分，被食道癌折磨了三年多的母亲，最终靠意念和毅力走完了她七十四个春秋。
　　 清明前的一个周末，天还没亮，我就开着车从省城回来了。我知道母亲是喜欢我开着车子回到村里的，这似乎已不是她的荣耀，而是整个村子的面子。车子从县城下路，车速并没有减下来多少，现在乡下也都村村通柏油路了。田野和天空在车窗外飞驰。这天，没有雨纷纷的阴翳，却是铺天盖地的妩媚阳光。而我的心，却让对母亲的怀念压抑着、水淋淋的包裹着；乡路上的绿树、麦田、不知名儿的野花，如影如梦，向后疾奔，不能存留。我心中只有要见到母亲的急切。鸣叫的飞鸟掠过绿野上空，我却感觉那正是自己心灵的哭泣声。
　　 家乡的规矩，上坟是不能直接去坟地的，而是先要回到家中。
　　 进了村，来到老家的小院前，首先映入眼帘的依然是院门旁的那两棵树。一棵是榆树，另一棵是洋槐树。两棵树都是1961年母亲亲手栽下的，它们便像两个听话的儿子，比着长高长粗。四十多个春夏秋冬的风霜雪雨中，都长得水桶一样粗，舒展着的枝条交织在一起，成为一片绿云，铺盖了整个院子的大半。
　　 榆树已经泛青，榆钱儿正嫩，就像碧绿的铜钱，一嘟噜一串地挂满树上的所有小枝条；它们由青涩出落得饱满，在正午阳光照耀的枝条上恣意放纵，随风狂欢。现在正是蒸榆钱儿吃的好时节，可今年，母亲却不能再给我做这种已经吃了近四十年的美味了。洋槐树也已长满了椭圆形的叶，鸟儿羽毛一样的一根根附在枝条上。槐花也已经抱了骨朵儿，要不了多日，那紫白相间的花儿就会盛开了。这棵槐树的花儿，每年都比别的槐树繁密而热烈，香气也霸道而浓郁，给我的印象那是一种化不开的邪香。每年花开的时候，母亲都会用长杆打下花串，洗净了，和上干面，蒸了吃。应时应景的鲜物，吃在嘴里香在心里。
　　 我下了车，柱立在树下。仰头看着绿云样的伞状树冠，我分明看到绿云上方母亲俯视的微笑。母亲对这两棵树是挚爱的，她说这树是救命树，荒春的时候能救十几条人命。小时候，我有些不解，曾经不止一次地问过，“娘，这树啥时候救过命啊？”母亲便笑，“六零年贱年那日月，要是有这两棵树，咱家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稍大一些，我便知道不会再过那样的贱年了，有时与母亲讨论起这树的时候，她总还是深情而执拗的说，“这树啊，可以救命啊！”
　　 大哥和二哥已经在家里，把要烧的火纸，用一佰元的票子印好了。老四、老五、老六，也都已经在家了，他们好像在聊着什么。我给他们递了烟，点着，我们哥六个没有再说什么，就出了院门，向母亲的坟地走去。这时，那条瘦得让人心疼的小白狗也跟了过来。
　　 这条白狗是母亲从省城出院后喂的。母亲每天都把吃剩下的饭菜留给它。它也跟母亲形影不离，母亲在外面或院子里走它就跟在后面、母亲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它就伏踞在母亲脚旁、母亲睡了它就卧在床头。母亲去世时，它与守灵的人一样守在灵堂前，不吃不喝；母亲下葬了，它就圈卧在母亲坟前，整日不离不散。我看着小白狗跟在身后，心里就在想：这真是一条讲情讲义的生灵啊。
　　 母亲的墓地是她亲自选的，就在离老家院子一百米的正南方。这原是我们祖上的老树林子，椿树、槐树、葛花树、榆树、楝树、荆条树、楚树，杂杂绕绕高高低低、或绿或花或果或枯的留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由西到南却是一湾长年碧绿的深水，鱼虾及水中万物生生息息。这是母亲生前心仪的安身之地，我弟兄几个也就依了她。
　　 坟上的黄土中已长出了不少绿草，坟前坟后的芍药和牡丹也已长到半尺高。牡丹正艳，芍药刚开。如拳头、如鸡蛋、如白杏，或大或小姹紫嫣红，绿叶丛中或粉或红或黄或白或浓或淡，次第开放。如母亲诸恶皆无、众德悉备的慈祥微笑。生前最爱花的母亲，虽然身在花丛却不能亲睹了。想到这些，泪水突然盈满了我的双眼。花开有期，慈母不再，空落与无助让我长跪坟前，很长时间无力起身。
　　 燃了鞭炮，烧了火纸，叩了头，我们六个弟兄便开始拔母亲坟上的青草和树苗。树枝被砍下还可指望发芽；青草被拔下根还在土中，及至得了水气也还会发芽；但人死了便气绝归天，能复生的只有影像和精神。我想，我们之所以要祭奠先人，就是因为我们生命的隐密处有他们的呼唤，有他们的记忆。隐现如花，飞去如影，风闻其声，永远存留。
　　 鞭炮的青烟散尽了，空中还飞动着纸钱的灰片。老二和老六就先离开了坟地。每次我们弟兄们在母亲家里相聚，都是他俩负责做饭的。接着，大家都离开了坟地，老四和老五边走边说着，这一地牡丹四年后能卖多少钱的事儿。我走在最后，而且不时回头向母亲坟上看了又看，我分明看到母亲就站在坟旁，向我微笑，似乎是催我快回去。
　　 这时，我想母亲的离去是与自己有关的，是自己满足了母亲的心愿，她才走的。我突然明了：对于老人的心愿，你轻易是不能去满足她的，尤其是近了七十岁的老人。因为，她的心愿一旦实现了，她很快就会离你而去，离这个世界而去。
　　 （二）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似乎没有向我说过什么心愿的，最起码没有像六年前中秋那天，郑重地提过要求。
　　 那天，我与妻儿一道回老家去看她和父亲。刚下了柏油路，我就看到站在村东头的母亲正在向我们张望。中秋团圆在家乡更被看重，一年一个中秋，中秋月儿圆，我是必须回来的。头一天已打了电话，母亲是知道我今天回来的。到了母亲面前，她一脸慈爱的叫着妻子的名字，抚着儿子的头，高兴地说，“看我孙子又长高了，真给咱老杨家争光！”进了院门，母亲就对着父亲喊，“还不快去劈柴呀？都回来了，得动两口锅呢！”父亲接过我递来的烟，点着，嗔怪地说，“你就眼里不夹闲人，这么多孙男孙女的，我可得看一遍！”
　　 我的母亲一共生了七个男孩和一个女儿，除了活到七岁就死去的二哥之外，我们弟兄六个和一个姐姐都成了家，已是一个三十多口的大家庭了。由于我和两个弟弟及几个侄子们在外工作，要想聚齐是有些难的，但分着日子回来，母亲和父亲显得更热闹。那天，饭吃得很高兴，我们先敬母亲喝酒，每次都是这样先敬她，然后再敬父亲。这次我们还是先敬母亲，她却非常得意地对着父亲说，“你不是能奈吗，孩子们咋都是先敬我呢！这规矩可没有人定吧。”父亲就带着自嘲地反击，“他们上学时，我说认字也得劳动，你却又打又捶的，现在都出息了，肯定得先谢好你！可你打下的江山，我不也照坐享吗？”说罢，父亲端起酒杯，一仰头喝了下去。
　　 那天，母亲显得从未有过的高兴，她还真的喝了三杯酒。我想，可能是我告诉她自己将要提职，到省城去出任一家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吧。天下父母最高兴的事，莫过于看着自己的子女有出息了。我的母亲更是如此。父亲那天也有点人来疯，非要与我和三个弟弟猜拳。他所谓的猜拳就是敲杠子老虎鸡，杠子打老虎、老虎吃鸡、鸡叨虫、虫螿杠子，有些残酷的生态循环游戏被用在酒桌上，显得特别生动而深刻。父亲是有些酒量的，虽然当时已七十二岁了，仍能喝半斤白酒。那天似乎喝到了极限，竟突然说“人不死就好了”之类的话，并由此回忆起与他有关的死去的亲人。这似乎是一种规律，幸福的生活着，就最易想到死；亲人们团聚着，最易想到分离。
　　 喝了酒的父亲吃着烟，竟又说到了爷爷奶奶及殁于那个最大贱年的七位先人。母亲显然对父亲的回忆不太高兴，她没有像平日那样对父亲发火，而是很快就把馍端上来了，这就意味着让他们不要喝了，赶快结束。这是我们从小就与母亲达成的默契。母亲一般是不明说的，但她的一举一动，我们七个做子女的都是一看就明白，而且一般是不敢违背的。
　　 饭吃完了，我们都从堂屋里出来，或坐或站地散落在院子里，说着话，吸着烟，喝着茶。秋日的艳阳洒在院子里每一个人脸上，使人都洋溢着温暖和幸福。院外那棵榆树和棵洋槐的枝叶，如花一样的斑驳一地。十几只或雪白或瓦灰的鸽子，在地上、屋脊上、榆树上和洋槐树上，咕咕地叫着，似乎也要与人们一道叙话，一起分享这团圆的美好。父亲却不依鸽子的加入，扬手驱赶着它们，生怕鸽子的加入淡了他们的啦话。而此时，母亲却在厨房里，她在给儿子们一袋一袋地装着燋馍，这是她一大早就起来做的。
　　 在老家，燋馍是只有中秋节才吃的美食。母亲在方圆几个村上的女人中算得上是能人，田里的活计犁耙种收、灶间的手艺煎炸煮炒，样样都拿得起数得着。这跟她要强的性格和艰难的生存经历有关，也与她出生于地主家庭和十几年精细地生活分不开。我们小时候家里虽然很穷，但只要一到过节，她总能变戏法一样，把最普通的吃食做得别有风格，让我他们馋涎欲滴。母亲特别讲究过节，她常说再穷过节也要吃顿改色的饭，不然，一年要是焦苦到尾，这日子还有个啥盼头。
　　 母亲每年中秋节都是要做这种燋馍的。她选好籽粒饱满的芝麻淘净晒干，然后再把芝麻放在白面里，当然还要加芫茄粉、胡椒粉、细盐、小茴香面，和匀了、醒好了，才架上鏊子开始烙。每次都是父亲烧火，也只有他能与母亲配合得默契。鏊子热了，母亲才揪一团面，用手一按，再擀杖一擀一旋，右手中的面擀杖在空中一扬，薄如黄纸的面皮正好落在鏊子上。再揪一团面，用手一按，这时就腾出手来用擀杖翻一下鏊子上的面皮，这面皮就烙熟了。这时做出的还只能叫烙馍，等凉了以后，再放到火上去烤，烤得焦黄才叫燋馍。烤好的燋馍再冷凉，一入口香脆焦酥，满嘴留香。这是我最爱的美食，所以母亲每年都要做，有时让弟弟给我送到城里的住处。
　　 我知道此时母亲正在厨房里分燋馍，我怕烙得不多，想少要几个，毕竟想让弟弟们多要几个。到厨房，母亲已经分装好。她见我进来，嘴张了张想对我说什么，可又没说出来。我便笑着问，“娘，你有啥事就给我说吧！”母亲迟疑了一会儿，然后一脸严肃地说，“儿啊，娘有个心愿，想照一张好的大相片。”我一听是这事，就笑着说，“这有啥啊，明儿我接你到城里，咱到影楼里照最好的！”母亲拢了拢额前有些灰白的头发，满意的笑了，如释重负。我有些不解，就问，“娘，你咋突然要照相片了？”她微笑着说，“傻孩子，你娘多大了你不知道吗，再不照，等我死了再照，殡我的时候我连个好面相都不能给人留下啊！”我突然想起，去年东院黑猫婶死的时候，她生前没有一张照片，作照片是死后照的。母亲不止一次地说，一生一世一番云一番水的都过来了，她可不愿意就这样死丧着脸走。何况你们弟兄这么多，到我走的时候亲朋好友的来得一定很多，我要给送葬的人留下一个好印象。当时，母亲身体并未见有什么异样，现在回想起来是我们做儿女的太粗心了，她一定是感觉到身体哪里不舒服，也许是感觉到死期离她越来越近了，不然，她是不会为死去做准备的。
　　 我的两个弟弟工作成家后，母亲和父亲也过上了他们没有想到的快乐日子。虽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七个子女都成了家，有口饭吃，而且都十分孝顺，用母亲的话说：这就是梦中的日子了！由于我挣钱得多些，也几次带母亲到北京、上海十几个大城市去玩过，当然也照了不少照片，但母亲还是不满意。她觉得死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隆重的事，应该照那种标准照。说真的，我心里是不情愿的，而且有种不好的预感，所以，虽然答应了下来，但一直在拖着。
　　 转眼间，十月长假到了，我给母亲打电话说要回去看她。她却说，“你别回来了，我让老四送我去你那儿！”母亲是个聪明人，是个不愿意把话说白了的人，我知道她这次来就是要照相的。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为了冲淡这次照相的不祥之感，我决定选一家叫“圆梦”的影楼。照片放大冲冼出来后，母亲十分高兴，一遍一遍地看。照片上，母亲微侧着脸，一缕白发贴在宽阔饱满的额前，慈祥的微笑和坚毅的目光，亲密而高远，似一直在看着你，又似乎注视很远很深的前方。母亲看到照片后，满意的笑了。很开心，也很惊喜。我知道，她的心愿实现了。
　　 然而，这也是我有些后悔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