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婆姨】
　　 一串鞭炮声，几声唢呐响，陕北女子就盘起了头发，走进了婆家，她的称谓便由女子变成了婆姨。
　　 陕北婆姨长相漂亮，举止端庄。她们虽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长年辛勤劳作，成天风吹日晒，但一个个仍然俊格丹丹的招人喜爱。她们的皮肤白白净净，眼睛花扑楞楞，牙齿齐齐整整，辫子长格缨缨，脸蛋白中透红，身材匀格婷婷，活脱脱的一个电影明星。更重要的是：她们穿着朴素，作派稳重，坐有坐相，站有站样，见了人未开口先是格抿一笑，那种淳朴真实的美，谁看了不为之动心。
　　 衡量一个婆姨的好坏，陕北人的评价标准大不相同。老年人认为银盘脸、大花眼、体型偏胖、相貌富态是最好的。年轻人喜欢身材条条的，眼睛毛毛的，走起来像水上漂的，而这正好是老年人最反对的。他们认为这样的婆姨身体不健康，上山受苦没有量力，生了孩子没有奶水，不是过光景的“料子”。这种争论永无止境，当年轻人老了时就改变了看法，又和新一茬年轻人争论开了。但无论怎样争论评价，陕北婆姨的漂亮端庄是无可置疑的。
　　 由于封闭保守，陕北人一直有重男轻女传统观念。解放前，陕北婆姨的主要职责是操劳家务，生儿育女，很少上山劳动，是一个足不出户的家庭妇女。她们虽然苦力不算太重，但社会地位很低，低到一生连个名字也没有。没有孩子时附在丈夫的名下，如狗娃婆姨、二虎婆姨；有了孩子附在孩子的名下，如迎春妈、四宝娘；有了孙子之后，又附在孙子的名下，如三娃奶奶，毛女奶奶——这次改动也不是抬举她们，而是抬举她的儿子，她有孙子大了，附在儿子小名下称呼嫌对儿子不尊重。丈夫对她的称呼就更奇怪了，在家里说话，一不提名，二不叫姓，只是冲着她喊：“哎”，像叫狗一样；对别人提起她，总称“我家里人”、“孩子他妈”。就是死了后，墓碑上也只刻一个“某氏”。家里讨论问题，她们不能插嘴，一插嘴就会遭到丈夫的训斥：“婆姨家，插什么话？”有债主来讨债，男人不在家，她就会说：“人不在，等回来了再说”，好像她不是人似的。
　　 别人对她不重视，她却必须对别人礼貌有加。当新娘子进婆家门的第一天，她就要开始“认大小”，给家族里的所有成年人每人送一点礼物，给长辈磕头，给平辈作揖，以恭敬的态度对待这个家庭的所有人。往后的日子，那就更是事事小心，处处谨慎了。吃饭时，别人是吃饭的，她是盛饭端饭的，先给公公，后给婆婆，再给丈夫和孩子，最后才是自己的。如果饭不够，饿着的必定是她了。丈夫遇上不顺心事，不敢给老人发泄，舍不得对孩子发怒，动不动就在她身上出气，她只有默默地忍受。
　　 婆姨们权利不多，义务却不少，其中最让她们劳心费力的就是拉扯孩子。那时候，人们不实行计划生育，一个婆姨一般至少生育三五个孩子，有的多达十个八个。她们既要伺候老人、丈夫吃饱穿暖，还要把这些孩子们屎一把尿一把拉扯大，所受的熬煎只有她们心里清楚。比她们更可怜的，就是那些不能生育的婆姨们。陕北人都有传宗接代的讲究，不能生育的婆姨，婆家人看不起，娘家人也看不起，有的被丈夫赶出了门，找一个二婚男人将就着过日子。光生女儿不生儿子的婆姨，也被人看不起，家里人抱怨丈夫要打，村邻四舍的人们也常以此揭她们的“短”，使她们有多少泪水也只能自个儿往肚子里咽。
　　 陕北婆姨活得压抑，排解她们内心委屈的渠道只有吟唱和哭坟。吟唱如同自言自语，做针线、办茶饭、干杂活的时候，她们一个人轻声地唱，歌词随心情，曲调随环境，充满着叹息和无奈。不管嗓门好不好，唱得很投入，民歌是她们心里的油，不到动心它不流。往往唱了些什么，自己也不知道，唱完了独自发呆或饮泣。她们的满肚子辛酸，就在这低低的歌声中得以释放。哭坟是陕北婆姨平时有苦无处诉说，想哭找不到地方，家族里、亲戚中死了人，她们“借别人灵堂，哭自己冤枉”。虽然是公开的秘密，但她们哭得悲伤，往往这个婆姨没哭够，哪个婆姨就哭开了，哭着哭着就成了婆姨们的悲歌大合唱。
　　 新中国成立后，陕北婆姨的地位有了较大改变。她们的审美观念变了，长辫子剪成了短帽盖，洋袜子捋在胳膝盖，穿着料子戴着表，骑上自行车忽了了跑；羊皮褂换成红棉袄，老粗布变成了毛哔叽，二八月穿件红毛衣，夏季尽穿些的确凉薄衬衣。她们的劳动方式变了，劳作的重点由家里转向了山里，不再是“围着锅台转圈圈，手提篮篮掐蒜苔”的家庭型妇女了，她们和男人一样劳动挣工分，早战群星夜战灯，真正成了半边天。虽然苦重了一点，但地位高了不少，累死累活她们觉得心里舒坦。
　　 由旧社会向新时期过度阶段，老年人和年轻人的生活观念有不少分歧，致使陕北婆姨和婆婆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集体化时期，陕北婆姨和婆婆吵架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先是背后议论，婆婆们在一块说儿媳妇的不是，说她们不懂规矩，说她们不够孝敬，“爱吃好的怕动弹”，用的都是旧社会的标准，大发今不如昔的感叹；媳妇在一起议论婆婆的不然，说她们心眼偏，说她们“拨弹多”，见了啥事都要说，用的都是新时代的标准，直抱怨自己命不好。再是指桑骂槐。婆婆们总是指着儿子骂儿媳：“把你们抚育大了，我成了多余的人”；媳妇们多是指着孩子骂婆婆：“人随种，山随岭，最看不惯你们这种人”，说着，说着，就吵开了，骂开了，把陈年的古事，积下来的怨气全都喷发出来。这种吵闹没人劝，也不用劝，这时候只要有谁稍微伤害了她们家的利益，如谁错收了她们家的鸡蛋，羊吃了她们家的庄稼，两人立刻团结一致对外了。
　　 生产责任制以来，陕北婆姨的负担更重了。白天，她们和男人并肩在田间劳动，春种夏锄，秋收冬打，重活拿得起，轻活放得下，山山洼洼有她们辛勤劳作播撒的汗水；早晨和夜晚，丈夫和孩子们都在睡觉，她们就开始忙活着做饭，给一家人缝新补烂，半夜里睡，鸡叫了起，黄土窑里有她们晨炊夜缝留下的印记。农闲季节，她们又拿起剪刀，操起针线，剪出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剪纸作品，绣出一件件活灵活现的刺绣礼物，这些做工精美的工艺品，谁能想到它出自成天和黄土打交道的陕北婆姨之手。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如今陕北婆姨的特点就少了，穿的、吃的、惆怅的、企盼的和外地女人没什么区别，仅有的区别是比其它地方的妇女俊样、贤慧、能干。这是老祖宗遗传的基因，这是黄土地滋养的结果，不要想也不能。
　　
　　 【陕北老婆】
　　 旧社会，陕北女人一娶过儿媳妇就被称为老婆。由于过去的早婚早育，陕北老婆的年龄特别悬殊，下至三十三，上至九十九，相差以倍数计。说是老婆，其实年龄最小的放在今天，也只能算个少妇，有的甚至还是未婚。
　　 老婆和婆姨的区别在打扮。婆姨们能留“短帽盖”、长辫子，能穿颜色鲜亮的衣服；老婆们必须把头发盘在后脑勺，缠成个“莲花髻子”，穿的衣服颜色都比较素，不是一身黑，就是一身蓝。尽管她们的穿着收敛了，但地位却高了起来。因为她手下至少管着一个婆姨，算是家里的“中层干部”，商量事也能插一半句话了，因为要给儿媳妇们传达“会议精神”，并组织“贯彻落实”。所谓“三十年的媳妇熬成婆”，指的就是这个理儿。
　　 话虽这样说，具体到每一个老婆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能干一点的老婆不但在家庭中有地位，在家族里甚至户族里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能混到这种地位的老婆很少，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这些人大都是长门长媳，没有了婆婆或者婆婆的能力不行，她们进门后，先管兄弟媳妇，再管儿媳妇、侄儿媳妇，最后直管到孙子媳妇、侄孙子媳妇。她们在家里的地位仅次于主事的男子，有时候“垂帘听政”，甚至“挟天子以令诸侯”。如果把家庭比作一个王朝，她们就是武则天、慈禧太后，不容易出现，一出现就声名远播。
　　 一般的陕北老婆没有这么幸运，大都是受着夹板气，像泔水桶子一样，把所有的闲气都往自己肚子揣，一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些人之所以活得可可怜怜，还不完全是别人的原因，自己身上也有问题。问题总出在偏心上，看女儿重，看儿媳妇轻；把女儿看成一朵花，把儿媳妇看成些豆腐渣。女儿大了要出门，儿媳妇的势力一天天大了起来，于是，她们就把受气的根子扎下了。
　　 一般老婆可分两类：妖老婆和乖老婆。他们表现不一样，结果也大不同。
　　 妖老婆没本事不省事，别人看不起她，她的自我感觉还好得了不得。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知道的事放大了说，不知道的事约摸着说；刚听到一个“头”，自己就加一个“尾”；听到的是一升，就敢说成几斗；听到的是一只鸡，就敢说成一头牛。然后见人就说，四处乱说，说了又说。她们没威信，说话没人听，不但村里人不听，公公婆婆也不听，儿子媳妇更不听。因此，一个个都很孤立，也很孤独，最后只好妖老婆和妖老婆说。
　　 妖老婆一“扎堆”，那就热闹了。高一声低一声，长一句短一句，总是一个说，几个和，叽叽喳喳像青蛙群里搅了一扁担，说不出个事非来不罢休。一旦出了事，她们又害怕了，低了头儿出门，贴着墙根走路，生怕有人来“扯嘴”。周围人都知道她们的德行，因为不相信她们的话，所以也没人来“扯嘴”，于是她就又妖开了，又胡说开了。就这样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她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低，最后竟没谁把她们当人看了。
　　 陕北乖老婆最多，“知事晓事不多事，忍人让人不欺人”，处事原则是“抬举别人个牛犊，自己才可能得个羊羔”，终极追求是“家庭和睦，子孙满堂”。为了这个目标，她们一辈子“夹着尾巴做人”，概括起来就是一个“怕”字。年轻时怕公公、怕婆婆、怕大伯子、怕村里人、族里人和外边来的人；后来怕儿子、怕媳妇、怕亲家。
　　 吃饭时怕饭不够，自己总在最后吃，剩下多少吃多少，剩不下就饿着。有一点好吃的，公公也该吃，婆婆也该吃，他们是老人，应该孝敬；亲戚也该吃，朋友也该吃，他们是客人，“人情门户”要紧；儿子也该吃，媳妇也该吃，他们活苦重，他们应该关心；孙子更该吃，一口吃不到，孙子无感觉，自己却受不了。落底下来，好的都让别人吃了，自己只能吃不好的、剩下的。做活时，她们又怕别人累着，唯独不怕自己辛苦。心疼老汉，老汉腰腿不好；心疼儿子，一家老小他是中心；心疼媳妇，繁重的家务怕她操劳过度。看了谁都觉得心疼，见了啥活都要去干，直到累倒为止。就是累倒了，她们还一边呻吟一边做营生。
　　 她们也发火，也耍个性，大都是为了孙子。她们看孙子、外孙子如掌上的明珠，噙在嘴里怕化了，抱在怀里怕飞了，心疼得格颤颤的。无论谁说孙子一句不然，她就要站来出争论，不论是非，只讲感情。为了孙子，她们敢和老汉闹，敢和儿子吵，敢和儿媳妇“不言传”，敢给公公婆婆“洼黑脸”。这种爱孙子的态度，就像中国政府看台湾问题一样。
　　 乖老婆大都有好结果，临老时，受了罪的也有，但享了福的更多，原因在孙子。孙子小时候得到奶奶的呵护，长在后变着法子孝敬奶奶。病了，孙子叫医生，馋了，孙子把肉称，上不了炕头，孙子扶，出不了硷外，孙子背；这个孙子给奶奶买一件毛衣，那个孙子给奶奶织一条毛裤；张家孙子给奶奶庆寿，李家孙子便给奶奶贺棺。近年来，陕北立碑成风，绝大部分碑是都孙子给爷爷奶奶立的，从感情上讲，主要是念奶奶的好，爷爷在其次。
　　 随着时代的发展，陕北老婆大变了，变得和原来完全不一样了。一是年龄变了，早婚现象没有了，所以30多岁的老婆早已绝迹，四十多岁的也不多见，大都是50岁以上才娶儿媳妇，才能称得上传统意义上的老婆。即便是娶了儿媳妇，也没有那么多的规矩约束了，想穿什么什么，想说什么说什么。但也有不好处，还有伤心事。儿女都进城打工，只留下她们看门户，吃的饱，穿的好，地里农活干得少，但就是寂寞得厉害。每每回想起以前家里红火热闹的情景，就不由得流眼泪。孙子们都去城里上学了，一年见不上几回，偶然回来，也没有共同语言，奶奶叫得倒是挺勤，就是没有真情，加上都说的城里人的话，听起来像外人一样，这最让她们寒心。
　　 儿女看出她们苦处，总是劝她们进城去住，可她们舍不得这个穷家，条件虽然不好，但一样样、一件件都浸透着自己的汗水和心血，都储藏着她们的记忆和希冀。“前山里的糜子后山的谷，哪达价想起那达儿哭”。她们不是哭儿孙把城进，不是哭家里光景穷，至于哭什么？自己也说不清。她们是最后的陕北老婆，随着她们的离去，这样的陕北老婆将会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