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我们说一个人死了，盖棺论定，墓地便成了他的归宿和终点。但对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就并非如此了。他的墓似乎关涉时间对他的淘洗与评价，因而关涉一种重要史实的书写，也关涉他所置身的这片大陆的政治氛围和意识形态气候。
　　 如果一个人的墓冢经过迁葬、埋没、多次修茸和重建，形成了我称之为“墓史”的东西，那么，这时墓冢已成为死者的替身，墓史便有点像逝者的另一种历史，它从终点那儿被强迫着重新长出枝叶，充满了死者生前备受争议的足迹、个人思考与集权政治及时代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死者并没有死掉，也无法安眠，他不断被活着的人惊醒，吵醒，弄醒。他们不是呼着口号、戴着红袖章，就是捧着鲜花、携着修墓工具，甚至带着放大镜和秃笔来盗掘绯闻大发死人财。总之他们必须弄醒这个沉睡在泥土深处的死者，以便清算他的罪行或者表达内心的崇敬，或者嗅嗅有没有利用价值。于是乎，死者就不得不醒来，不得不坐起来倾听坟顶上的时代喧嚣。例如陈独秀，不论生前还是死后都历经大毁大誉，当年有两副挽联是这样写的：
　　 其一、“言皆断制，行绝诡随。横览九州，公真健者！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陈铭枢）
　　 其二、“喋喋毁誉难凭！大道莫容，论定尚须十世后！哀哀蜀洛谁悟？慧星既陨，再生已是百年迟！”（高语罕）这两副挽联发出的慨叹竟得到历史的回应和证实，并曲曲折折地显现于他的墓史中。陈独秀作为现代中国无法绕过的历史文化符号，其墓地也成了这个符号最物质的载体之一。人们否定他或肯定他，利用他或敬仰他，都试图通过这个泥土载体来表达什么。这似乎也决定了他的墓不能不屡经动迁和衰荣。
　　 蜿蜒而行的墓史简直就像他生前历史的倒影：以1942年辞世为零界，两边阴影浓重如暗夜连成一体，并分别向1999年和1919年弥漫扩展，历经了1967年和1927年的血与火，相互印证着这片古老大陆不断恶性循环的历史图像和政治怪圈，因而它竟成了折射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和精神史的一面微暗的镜子。
　　
　　 【1942：孤绝之渡】
　　 一、必死之地
　　 四川江津成了陈独秀的必死之地。这是当年激扬凌厉的陈独秀所无法设想的，也是他的追随者和敌人所不可逆料的。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曾有一句名言：“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句话后来竟成了他自己的真实写照。陈独秀是一个不怕杀头的铁血汉子！刽子手多少都忌惮杀这位在中国极具影响的人物，以免引起天怨人怒。陈独秀五次被捕，五次被关进监狱，抓他的有军阀政府，有外国巡捕房，更有蒋介石政府。最后一次被捕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这时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已被蒋介石杀头，大女儿玉莹也死在找寻兄弟的异乡之途。我们知道，陈独秀选择的死地是监狱，但监狱却没有成为陈独秀的必死之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被免去中共总书记职务，鲍罗廷代表共产国际多次要求陈独秀去苏联训练和学习，均遭到他坚决拒绝：“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所谓训练和学习，说穿了就是洗脑子，就是变相流放。据记载，与中国大革命有关的联共、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有一百六十四名被苏联当局处决。陈独秀若去了苏联，注定回不来，甚至连骸骨都找不到。“苍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苏联当然不是陈独秀必死之地，这是由陈独秀倔强的反抗性格所决定的。
　　 一九三七年九月，陈独秀被国民党释放出狱，蒋介石极尽拉拢之能事，以高官利诱之，邀陈独秀担任劳工部长，理所当然遭到陈严辞拒绝：“他杀了多少共产党人，杀了我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这时，老友胡适从美国写信来力邀他去美国，说一家图书公司请他写自传，也被他婉言谢绝。如果换另一个趋利之人，处于乱世困境中正求之不得：眼见大势已去，且饱受冤屈和排挤，何不退而求其次，早点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寻一处清静之地尽享安逸生活？！然而，陈独秀是猛士不是懦夫，在他的词典里从来没有“逃避”二字。在他看来，国难当头之际，让他跑到美国去写自传赚钱，拿共产党人鲜血染红的旗帜炫耀自己，那无异于亵渎和背叛！因此，重庆和美国都不是他的必死之地！
　　 当时上海的托派也派人来联络，劝说陈独秀前往上海重整托派。此时的陈独秀对托派组织已完全失望，投机钻营者、变节者、告密者太多，内部争吵无休无止，说得多做得少，政治纲领也不能随抗战而变化，因此陈独秀拒绝去沦陷区上海，那儿不是他重振雄风、为抗日摇旗呐喊的地方。至于对托洛茨基这个“持不同政见者”，他的看法也发生很大变化，批评得相当尖锐：“直至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然而太晚了。”与此同时，中共也希望与陈独秀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或者让他直接去延安，将他养起来，但前提是陈独秀必须公开承认错误。陈独秀当然无法接受，他表示：“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谁无过还在未定之天，不写，有什么过可悔？”陈独秀不是一个拒绝反省之人，但他决不接受共产国际强加给他的“错误”！
　　 在陈独秀倒霉时，当时的各种政治势力——共产国际、延安中共、蒋介石集团、上海托派等——都以“悔过”要挟陈独秀，而王明、康生之流在延安《解放》周刊不断施放暗箭，造谣中伤陈独秀是日本人的走狗，每月从日本人那里拿三百元津贴。假设陈独秀真的去了延安，谁也不敢保证他不被诬为“汉奸”，因而他存活下去的可能微乎其微。退一万步，即便他活到解放后，他也无法逃脱集权势力一轮轮的政治运动，必定郁郁终日，生不如死。这类似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有人问毛泽东，要是鲁迅还活着，他可能怎样？毛沉思片刻，回答十分认真：以我的估计，要么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不说鲁迅，就是国家主席刘少奇会知道自己的必死之地是河南开封吗？会知道死后被裹在破草席中顶着“刘少黄”的名字火化吗？
　　 二、葬于民间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客死江津，享年六十二岁。颇有意味的是，其时他尚未完成著述《小学识字教本》，写到“抛”字突发疾病，卧床几天后竟撒手人寰。他为中国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抛洒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在晚年更抛开四面八方的诱惑和召唤，同时也被当时中国主要政治势力所抛弃——他们无法容忍一个人保持独立的政治立场和自由思想的权力。这注定了陈独秀必然困守在穷乡僻壤的鹤山坪，这个孤绝之地因而成了他的必死之地！正如陈锺凡的哀词所写：“生不遭当世骂，不能开一代风气之先声；死不为天下惜，不足见确尔不拨之坚贞。”此言甚确也。
　　 陈独秀之死被当时主要的政治势力有意忽略，他们几乎没有发表任何悼念性的言论。因为陈活着，他们想把他当作可以利用的工具；陈死了，便如同干柴烧成灰烬没什么价值了。在我看来，陈独秀死在必死之地江津是有象征意义的。江津之“津”是关津或要津，也含迷津之意，而且二者处于互含互否的关联之中。但关津和迷津都是道路所连带的，或者它们本身就是一种道路。陈独秀身陷于困顿的此岸以及历史和思想的双重迷津，他拚尽最后的余力要做最后之渡，以找寻走出那自以为看到了光明而其实不过陷入更深迷津的道路。
　　 一般认为，陈独秀的丧葬及建墓立碑在一九四二年六月一日便告完成。事实并非如此。它一直延续到一九四三年元月。何之瑜撰《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也是分两次跨年度记述了丧葬过程，后一次这样写道：“墓道之修筑，先生入葬后，芟芜剔秽，竖碑砌道，莳花草，艺果树，敷布景物，差强人意”。纵观整个丧仪葬式，可以说是民间力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陈的葬礼得到了江津社会贤达的大力支持，如邓鹤年、邓燮康等。在烽火连天的战时状态，他们为陈的丧事奔走乡野，最终得到一副楠木棺。稀贵的楠木棺同样是民间性的，与官方性的水晶棺形成强烈对比。陈的棺木内置石膏、木炭（按四川习俗不用石灰），入殓时身穿着青丝棉衣棉裤，裹着白绸，“举体柔弱，而目如生”，“默然观遗容，怆然者久之”（葛康素语）。这是典型的民间的、乡村的葬仪：没有花圈，没有挽联，也没有人致悼辞，一切均在平旷高远的露天进行。棺木上扎了很大的一朵白绸花，连着两条白绸带，由童男童女牵执开路，“灵榇由鹤山坪移至双石桥附近登舟下驶，左右乡邻壮丁不期而会者一二百人，沿途护卫，且鸣放鞭炮以示景仰惜别之意。舟抵鲤鱼石登陆，由其亲属前导，……此外则有先生之戚同党同乡数十人而已”（高语罕：《入蜀前后·独秀之死》）。
　　 其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送葬队伍正在肃穆中缓缓行进时，来了两个陌生人找到邓燮康加以盘问：“在这国难之秋，你带头为中共之父送葬，是什么意思？”邓燮康反击道：“我不管他是啥子党，啥子派，一个爱国者客死于此，我敬仰他的人格和道德文章，身为本地士绅，不忍看他陈尸于室！”陌生人厉声质问道，“你们组织了这么多人，放鞭放炮，大张旗鼓，是不是想再搞一次‘五四’运动？”邓燮康冷嘲道：“这么说来，你是害怕‘五四’运动吧？”想想看，那一刻，“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就躺在棺材里，他死了。他再也不能呐喊了。他也听不见这个饶有意味的对话了。而被“五四”运动启蒙的中国竟然感觉不到他的死，没有人高喊“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了。是谁将他逼死在这个必死之地？这难道不正暴露“五四”运动的使命远没有完成：专制和奴性仍在统治中国？！陈曾无奈地说：“我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而又忿怒”。这正是陈独秀一生的悲剧和忧思所在。
　　 陈的墓址选在鼎山麓康庄桔园之中，用白条石砌成圆形的墓体，占地近一百二十平方米，墓宽五米，长七米，墓周水泥过道宽一米，墓前有石梯，左右有条石凳，墓后有条石堡坎，墓前矗立峡石碑，上镌碑文“独秀陈先生之墓”（1879－1942）”，其书写者并非台静农，也非欧阳竟无，而是名不见经传的葛康素的五堂兄葛康瑜手书，并亲自錾刻。这一史实为当时陈独秀大姐之孙吴孟明先生所亲见。当时仅十来岁的吴孟明问道：“葛叔，为什么不写‘陈独秀先生之墓’？”葛答道：“这是何之瑜的主意。”这个碑文别出一格，既突出了“独秀”的峻拔不凡，也增添了亲切平易的民间色彩。陈独秀葬于民间几乎是必然的。他的一生是从民间划出的一道锐利闪电，在撕开黑暗、震彻夜空后，如同春雷远逝那样跌落到返青的草间。广袤而深厚的民间处在与官方、集团、教会相对或相反的方向，因而它看待世界、历史和政治的眼光，便往往取非官方、非教会和非国家的角度。可以说，葬于民间便意味着葬在民心之中，栖息于大地、野草和皖河的生生轮转之中。为陈鸣冤也好，呼吁平反也好，修建陵园也好，一旦置于民间之阔大背景便不复有第一位的意义。这正如此刻，我看见一个亡灵伫立在雾霾深锁的一叶孤舟上，忽而眺望前方，忽而纵声大笑。
　　
　　 【1947：漂流返乡】
　　 一、漂泊于巨河的亡灵
　　 “白骨可曾归闽海”，陈独秀早年悼何梅士的诗，几十年后完全适合他自己。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儿子陈松年遵父亲遗嘱将他的灵柩从江津迁回安庆。人们不会忘记，民国初年徐锡麟的遗骸迁葬时，浙江都督是派兵舰和督府要员来安庆迎接灵柩的；吴越归葬安庆，安徽督府在大观亭后举行公祭仪式，军政要员，督府军乐队奏哀乐，孙中山亲撰“爰有吴君，奋力一掷。戊申义军，耀武挥戈”的祭文。而迁葬陈独秀灵柩则纯属私人行为，且无声无息。
　　 陈松年雇了一条小小的民船，先把灵柩运到一百八十里外的重庆，再由重庆浙江会馆民船负责托运。历史学家大都只对史料感兴趣，而对难以复现的历史场景则完全忽略掉。当我的笔尖触及到这一史实时，内心就被一幅极为黯淡极为悲怆的泅渡图景所打动：一条载着灵柩的小小民船，张着风帆，在凶险诡谲如鬼门关的三峡中浮沉，奔突，旋进，那仿佛就是陈独秀一生曲折勇进、不知暗礁为何物的倒影：巫峡、瞿塘峡和西陵峡如同他在重历人生探求的三个阶段。那么，当小船漂过重庆，漂过武汉，亡灵是否会被留有余温的生前足迹所惊醒？而那木船，远看就像船形墓或冥河之筏，载着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亡灵在一条日渐衰老的巨河上漂流。
　　 猛烈的风从阴阳之间吹响暗箫般的峡夜。
　　 “秋风衰劲草，天地何不仁。驾言陟阴岭，川原低暮曛。临空奋远响，寒飙逐雁群。”这是一九O九年陈独秀闻长兄孟吉病逝东北而千里奔丧，在扶棺南归中吟成的长诗《述哀》中的句子。令我震惊的是，诗中似乎预设了命运的玄机，其描叙的悲楚之景竟与三十八年后的场景暗合，读来如漂流中的亡灵在低诉：“扁舟浮沧海，去住随风波。浩淼不可测，起伏惊蛟鼋。……坎坷复踽踽，慷慨怀汩罗。孤篷岂足惜，狂澜满江河。区区百年内，力命相劖磨。……感此百念结，巨浪如嵯峨。噰噰鹡鸰鸟，双飞掠舷过。”不堪回首呵。当年与兄“双飞”不可能，后来妻子君曼也如黄鹤飞去。当一个亡灵苦思另一个亡灵时，会在船头激溅起星星般凄美的浪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