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白：老师们，你们好！经省委统战部省知联会的委派，今天能到这里来跟大家交流，我感到非常高兴，一方面，我土生土长于农村，高中毕业到2007年这段时间，我的身份一直是民工。虽然现在不算民工了，但我绝大部分亲戚都还是民工；另一方面，我从开始写作至今，始终关注民工这个群体，在我写的小说中民工题材的占很大的比重，像我的长篇小说《城市蚂蚁》，就是围绕三个民工的故事展开的，已拍成电影的短篇小说《狗小的自行车》，也反映了一个民工孩子的现实困境。所以，现在来到这里，我感到特别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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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言归正传。今天，我主要想跟大家交流的话题是“良知对于教育的意义”。说起这个话题，要提到我们浙江的两个大名人，一个是明朝的王阳明，他原名叫王守仁，出生在宁波，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二程、朱、陆后的另一位大儒，“心学”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良知”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孟子提出并使用的，但真正让它的内涵极大地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就是 王阳明先生。
　　 他提出的“致良知”说，就试图用这一道德体系改变明中期内忧外患的处境和士风日下、道德沦丧的社会风气，以道德修养和实践改观社会风气，通过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使人们向善从善，提高整体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升华人的精神素养，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睦，推动社会和谐发展。“致良知”说不但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在今天同样也具有现实的积极作用。
　　 另外一个我要讲到的大名人，就是名闻天下的第一大儒方孝孺。方孝孺是宁海人，他是明代的大臣、著名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思想家。就是我们的这位老乡，在“靖难之役”期间，因为拒绝为篡位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刚直不屈，孤忠赴难，被诛十族。
　　 被诛十族是一个什么概念？大家当老师的应该都被我清楚，历史上常见的有被诛九族，这九族包括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具体一点讲，就是当事人全家要被处死，出嫁的姑母及其儿子、出嫁的姐妹及外甥、出嫁的女儿及外孙也要被处死，就连外祖父一家、外祖母的娘家、姨母及其儿子，甚至岳父的一家、岳母的娘家都要被处死。而被诛十族，要被处死的人更多了，不光光上面提到的人要全部被处死，就连当事人的门生（通俗一点讲就是他的学生）和朋友也要统统处死。据有关史料记载，方孝孺那次事件被诛的十族，被杀掉的人共达873人，投入狱中和被流放充军的人更是超过数千人。
　　 按一般人的想法，方孝孺是用不着死的，他的十族也不会被诛死，只要他为朱棣起草一个诏文。不就一个诏文吗，不但自己可以活，他的十族也全保住了，而且还可以为朱棣所重用。但是，这样活下来，对方孝孺来说，却是一个奇耻大辱。面对专制君主的屠刀，他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舍生取义也。”一个“义”字，通俗一点讲，也就是“良知”。他只有选择死，这是他不辱自己名节的唯一途径。尽管现在看来，他的死带有一定的封建色彩，但他的那种精神，在历史上实在是罕见的，不失为一座丰碑，一种亘久的精神力量，为中国文化史填写了精彩的篇章，应该值得我们无限敬仰和赞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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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我围绕“良知”这个话题，举了我们两个老乡的事例。从中，一方面已解释了“良知”这个概念，另一方面也例举了历史上坚守良知的最著名的典范。接下去，针对“良知”这个问题，我再观照当前中国的现状，跟大家进行深入交流一下。
　　 前几天，我在游览网页时，偶尔看到了一篇网文。该文对2010年相关“良知”的大事件，进行了归纳，分别为：“校园血案”、“拆迁战争”、“矿难哀歌”、“工潮连绵”、“疫苗血泪”。
　　 该文在提到“校园血案”时，这样叙述：“这一年，至少发生了七起惨烈的校园血案，分别是：3月23日，福建南平，失业医生郑民生杀死8名、重伤5名小学生；4月12日，广西合浦一小学发生血案，死伤多人，其中1名小学生死亡，3名小学生受伤；4月28日，广东雷州一陈姓教师，砍伤16名小学生和1名教师；4月29日，江苏泰兴一幼儿园被袭击，32人受伤，其中幼儿29人（这个伤亡情况曾受广泛置疑，真相如何，至今不得而知）；4月30日，山东维坊一小学受袭，5名学生受伤；5月12日，陕西南郑一幼儿园受袭，至少9名幼儿死亡，逾20人受伤；5月24日，江苏武进一幼儿园遇袭，至少1名幼儿死亡。”
　　 “拆迁战争”这一条，文章是这样写的：“除9月10日宜黄拆迁自焚案外，这一年在拆迁战场上，影响比较大的战役，还有3月3日武汉黄陂70岁老太王翠云被推土机活埋案，以及10月30日太原孟姓博士之父被入室打死案等。其他大大小小的战斗更是数不胜数，折迁部队在全国城乡均取得了全面胜利。”
　　 在提到“矿难哀歌”时，作者如此描绘：“矿难是中国多年来绕不开的的哀伤。这一年，比较大的矿难有，1月5日死亡34人的湘潭谭家山矿难；3月1日死亡32人的内蒙古骆驼山矿难；3月28日死亡38人的山西王家岭矿难；3月30日死亡44人的河南伊川矿难；6月21日死亡49人的河南平顶山矿难；10月16日死亡37人的河南中平矿难等。……在其中，王家岭矿难最为牵动国人的心。据说是成功救出了115人，成为人类矿难救援史上的第一奇迹。”
　　 “工潮连绵”作者写得很简短，但很悲壮：“富士康的‘十几跳’令人震惊。一个接一个的年轻员工，竟然以生命的代价，去控诉一个罪恶的经济制度。何其惨烈啊！”
　　 “疫苗血泪”，文章这样写道：“在现代社会，‘专业’仿佛成了令人肃人起敬、不敢置疑的存在状态。其实不然，不管是专业的工程师、专业的公务员、专业的医生，还是其它任何职业，这种“专业”都必须要建立在良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专业’的尊严，发挥‘专业’的威力。如果失却了良知，所谓‘专业’，就成了骗人的幌子和杀人的凶器。
　　 以山西为主，全国各地不少人因使用这些假劣疫苗，而致死致残。酿出大祸后，卫生部上下不但不作丝毫反省、检讨，查找原因，追究责任，反而利用所谓的“专业”障碍，来继续欺骗社会，吓唬民众。相关受害民众家破人亡后，投诉无门，不得不四处上访，又遭四处打压，甚至抓捕。真正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血泪纷飞。”
　　 这里，我之所以不惜占用你们的宝贵时间，将那篇网文所归纳的五个事例长篇累牍地照搬过来，无非是要说明：在当前的中国，每一个领域，每一处角落，良知都像泥坝一样，在利益和私欲的冲击下，毫无抵御地决堤！使我们每一个都面临着被淹没的危险。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坚守良知显得尤其重要，更加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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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座的大都是中小学教师，换句话说都是知识分子，而我也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经省委统战部省知联会的委派，来跟大家进行交流的。所以，我就先从知识分子的角度，跟大家探讨一下坚守“良知”的意义。
　　 其实，“良知”与“知识分子”之间有着很深的渊源。确切地说，“知识分子”这个称谓的产生是跟“良知”密切相关的。要讲清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先要了解“知识分子”这个称谓的来源。
　　 “知识分子”这个称谓的由来，跟一桩叫“德雷福斯事件”的公案有关。那是1894年，法国第三共和国时期，陆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受诬向德国人出卖军事机密，被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终身监禁。但随后法国情报机关查出一名同此案有涉的德国间谍，从而得出德雷福斯无罪的结论。但法国军方无意纠错，层层掩盖真相。
　　 “德雷福斯案”暴露了当时法国司法界的种种陋习。1896年前后，犹太裔记者拉扎尔对该案的报道促使关注该案已久的著名作家左拉于11月25日在《费加罗报》上撰文声援德雷福斯。次年1月13日，军事法庭第二次宣判德雷福斯有罪后的第三天，左拉又在《曙光报》上发表了著名的《我控诉！》一文，激烈攻击军方乃至整个司法制度的不公正性。
　　 左拉的文章发表后，当时还年轻的普鲁斯特和很多学生一起为德雷福斯鸣冤叫屈，在他们的奔走下，无数知识分子签名、要求该案件重审的请愿书也在《曙光报》上发表了，其中仗义执言的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法朗士和印象派画家莫奈等。
　　 左拉因为连续发表反对当局的文章而被起诉，并被判一年监禁和3000法郎罚款。左拉的战友，法郎士在1898年2月19日出庭为左拉作证。《曙光报》的主编、后来著名的政界人物乔治·克雷孟梭也为左拉四处求情。同年，法国出版了一本《法国文学界向埃米尔·左拉致敬》的书，书中那些支持左拉的人，被称为崭新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当然，有着社会道义和人间情怀的“知识分子”的抗争没有白费工夫。后来的情况是这样的：1899年6月，德雷福斯从魔鬼岛回到巴黎；9月9日，法国总统宣布对德雷福斯“特赦”；1906年7月12日，最高法院宣布对德雷福斯的判决无效，蒙冤12年的德雷福斯终于彻底平反；1908年，法国政府将去世后的左拉迁入先贤祠。
　　 在《我控诉！》发表百年后的1998年1月，法国总统希拉克发表公开信，庄重纪念“已成为历史一部分”的《我控诉！》100周年，他在信中这样评介左拉说：“让我们永不忘记一位伟大作家的勇气，他冒尽风险，不顾自身的安危、名誉、甚至生命，运用自己的天分，执笔为真理服务……一如伏尔泰，他是最佳知识分子传统的化身。”
　　 通过上面的事例，我们不难理解“良知”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也可以深刻地感悟到坚守良知的意义，那就是——正因为左拉对良知的坚守，捍卫了真理正义，阻止了公权蜕变，保护了共和民主，挽救了法国荣誉，同时也给全人类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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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这里，我想大家一定会为现状摇头叹息。是呀，纵观当前国内还有哪位知识分子，具有左拉他们那种社会道义和人性良知呢？！更不要说像他们那样为正义而呼唤，甚至于牺牲自己的利益和生命了。
　　 正因为如此，我们整个社会，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悖论：“我们想念那些有良心的人，却都不愿意去充当，谁都不愿意做英雄，只想坐在路边，当英雄经过的时候，给他们鼓掌。那些用生命去书写的人不见了，那些将我们拼命唤醒的人不见了，那些举着火把带领我们前行的人不见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只剩下我们，除了纪念，除了想念，没有其他办法可想。”
　　 这也正如曾试图唤醒德意志人民要求国家统一的德国哲学家、爱国主义者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在他的著作《论学者的使命》中所言的那样：“基督教创始人对他的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甚麽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是呀，连最理应担负起社会道义感的一群人，都彻底违背了苏格拉底所说的“只要我的良心和我那微弱的心声还在让我继续向前，我就要把通向真理的真正道路指给人们，绝不顾虑后果。”难怪当前的中国沦落成了一个知识界思想真空、人格矮化的国度，光2010年这么短短一年内，就发生了诸如“校园血案”、“拆迁战争”、“矿难哀歌”、“工潮连绵”、“疫苗血泪”等众多惨不忍睹的恶性事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电影《生死朗读》？这部电影里，善良而美丽的女主角汉娜是一名普通电车售票员，因战时雇佣为纳粹集中营女看守而在战后受到审判。法官讯问汉娜为什么要在集中营参与筛选犹太人并送去屠杀？汉娜回答道：“那是我的工作，筛选是我的职责。”法官后来又问及在解送三百名犹太人途中，当关押她们的教堂中弹起火时，为什么不打开门锁让其逃生反而见死不救？汉娜的回答是：“打开门会出现混乱，我们是看守，要维持秩序，要为此负责。”
　　 汉娜的回答让我们惊诧。在我们看来那分明是伤天害理的罪责，但在她却是面无愧色的职责。汉娜为什么不认为杀害犹太人是罪行？为什么她连基本的善恶都区分不了？是什么让她将罪责视作为职责的呢？ 职责与罪责，却原来同于一体，虽然它们有泾渭之分，但在特定历史下会自动变换而不露痕迹。只有人内心的良知才具有判断和识别的能力。一旦良知丧失了，善恶和是非就不能再分辨；而罪责视为职责，也就成为了必然。
　　 一位普通、善良而美丽的女子“忠于职守”而成为纳粹罪行的从犯，这毕竟有些残酷。“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这是汉娜法庭上对法官的反问。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反问。设身处地，你能放弃合作从而失去工作的机会或升迁的前景、甚或陷入某种更加不利的境地吗？如果不能，那么你就成为罪恶的同谋或充当邪恶的打手。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丧失良知的个人是可悲的，丧失良知的时代是可怕的。德国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汉娜也因此受到处以刑期的惩罚。汉娜以忠于职守为规范，以维持秩序为准则，服务于纳粹邪恶事业而成为民族悲剧制造的参与者，到头来又是这一悲剧灾难的受害人。这种历史悲剧的双重角色表现在小人物身上，具有特别的醒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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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要告诉大家，这次为什么要来交流“良知对于教育的意义”这个话题？因为，在座各位都是教育工作者，你们培养的是未来的知识分子。而任何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都是社会的中坚与脊梁。教育学生——未来的知识分子树立责任感与良知，不仅是家庭和学校的责任，也是全社会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
　　 从目前中国的现状来看，如今的学生的特质是：活泼有余，自我控制能力不足；抱负水准提高，受挫能力、忍耐力、包容力、勤奋精神均降低。根据一项统计，9-13岁学生的科技、数学能力名列世界前13名，而道德判断力却远远落后。
　　 而作为民工子弟，更有着其特殊性。这些学生在心理上、为人处事上比城市的孩子更单纯，但潜意识里，却更自卑。他们总认为自己处于一种漂泊状态，是边缘群体，小小年纪就随着父母四海为家，心灵上或多或少存在不稳定因素。
　　 所以，对他们更需要好的引导方向，越应该加强学生的责任感教育，老师的管教也就更加显得重要。
　　 古语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是个经师，更是个人师。如果未来的校园像一个超级市场，老师是售货员，资料与课本是产品，学生是顾客，买方视需要而定，向卖方买取语文、数学、英语等产品，学成后，银货两讫，互不亏欠。这样非但不具人性，而且悲哀。
　　 窃以为，作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教育者，在目前我国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期时，尤其应该明确自己的职责，在面对上述那些问题时，要确认教育的价值，确认学生的责任，担当起社会的重托，担负培养现代公民的历史使命。换句话说，每个教育工作者，在教育的同时，要具备应有的“良知”。
　　 这也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交流的话题。
　　 最后，我想说的是，如果一个人缺乏了良知，就会有人因此而遭受灾难。如果一个企业家缺乏了良知，他公司里生产出来的产品，就会让众多无辜的百姓经受痛苦的折磨；如果一位身居要职的官员缺乏了良知，那么人民的福利将无从再谈起，人民的困难将无法再解决。而如果一个民族缺乏了良知，那带来的后果更是非常可怕！
　　 只有人人都有了良知，我们的社会才能平安和谐，我们的民族才会蓬勃发展，我们的国家才会繁荣昌盛。良知，是人类文明的底线和基石。这非常需要我们每一位知识分子去恪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