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
　　 孟曰：“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从此，子曰成仁，孟曰取义，便成了士大夫们不离口的经典。掰着手指脚指细数，在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也还真有很多人深得孔孟之道的精髓，演绎着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壮举。他们中很多人甚至到了刑场，面临极刑时依然说得那么大义凛然，确实令人钦佩。
　　 虽然中国封建社会朝代更替频繁，但不管如何改朝换代，从孔孟开始的“仁义礼智”，到后来，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的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经过历史上无数人的继承发扬后，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仁、义、礼、智、信”的五常在中国简直就成了至高无上的行为准则。而且不管朝代如何更替，中国所谓的仁义社会也一直没有变，孔孟圣贤的思想更是从诞生开始就一直指引着中国几千年的思维走向，即使不被当政者赏识，至少也在民间流行。无论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心未正，家未齐，国没治”以至被天下平，甚至被搞到山河破碎家破人亡，迂腐之人都还是要以这两个人的思想为行动指南。
　　 “仁义礼智信”五字真言以“仁”为首，可见，“仁”是儒家思想中很高道德准则。因而那些自认为有德行的人不惜以死求得仁的名声。
　　 历史上，每当遇到生死不能两全时，不少人就舍生赴死，以自己一副臭皮囊成就舍生取义的光环。
　　
　　 （二）
　　
　　 翻开史书，你会看到无数个舍生取义者的英名。
　　 合上历史，你会发现其实在中国，舍生取义的迂腐莫过于明朝的方孝孺。
　　 方孝孺（1357-1402），浙江宁海人，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曾以“逊志”名其书斋，蜀献王替他改为“正学”，因此世称“正学先生”。福王时追谥文正。
　　 方老先生一生光环无数，死后更是受到无数士大夫的敬仰。光光后世给戴上的帽子就有这么多：明代大臣、著名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思想家。
　　 可是这货在“靖难之役”期间，拒绝为篡位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刚直不屈，不惜性命相争，孤忠赴难，甚至，不惜十族被诛，也要舍生取义，迂腐到令人扼腕叹息。
　　 方孝孺早年师从“开国文臣之首”的翰林学士宋濂。他的文章、学问是宋濂所有弟子中造诣最高的。但他轻文艺，重教化，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换句话说，就是他一辈子追随孔孟之道，至死不渝。
　　 其实，方老先生当年也是才高八斗，声名远播，行文走笔大开大阖纵横豪放，甚至每有文成，海内争诵，真可谓德高望重。他当年的出名程度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迅速窜红于历史那个网络，拥有众多粉丝，微博点击量达到上亿，随随便便发一条微博就有几百万人转载。不过他确实有实力，出名从来不需要靠绯闻。
　　 方老先生曾做过明太祖朱元璋孙子的老师，据说还是朱元璋钦点的。而且这位皇太孙也争气，朱元璋死后竟做了皇上，还是隔代继承的皇位，于是作为新皇帝老师的方孝孺自然成了两朝重臣，权倾天下。如果一直建文帝一脉子孙当朝，估计方老先生会是大明朝首屈一指的达官显贵。可惜，建文帝的皇位太命短，仅仅四年的时间，落在那把黄金龙椅上的屁股都没坐热，就被他那个文韬武略都胜于自己的叔叔燕王朱棣赶下了台。朱棣篡位成功之后，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原始动力催化下，自然免不了冷血的清除异己，而方孝孺当时名气那么大，如何处置显然很令人头疼。
　　 方孝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被誉为“读书种子”的大儒。当时姚广孝跟朱棣说：“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朱棣毕竟也是个人物，他想了想，觉得姚广孝的话很有道理，而且朱棣自己也知道方孝孺当时的名声确实很大，杀之，难平天下悠悠之口，更何况刚刚辅佐自己篡位成功的第一功臣姚广孝力保，怎么也得给个面子。于是方孝孺就很侥幸的从血洗旧臣的名单上除名。
　　 开始的时候，血腥的朱棣对这样迂腐的儒者网开了一面，只是将其投入大牢了事，并没有过分的为难他。这就跟现在很多有后台的贪官污吏仅仅判个无期徒刑，先保住性命是一样样的。一旦在监狱里面稍有立功表现，很快就从无期转到有期。
　　 方孝孺当年有何不可？更何况朱棣想改个朝号，立马就想起了名满天下的方孝孺，甚至立马召见。
　　 遗憾的是，方孝孺念及旧主，上得殿来时居然身穿孝服，以示悼念死去的二位主子。
　　 至此朱棣并不与他一般见识，仍然以礼相待，让他起草登基诏书，只是他不肯落笔。朱棣见状，躬身为其更衣，命下人赐座，还客客气气的说，先生你就别生气了，这是我们老朱家的私事，无论谁做了皇帝，你一样是为我们朱家做事，何必厚彼薄此呢？
　　 可那方孝孺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当着大臣破口大骂当今皇上也就算了，竟然还执笔疾书“燕贼篡位”四个大字，摔笔而哭。
　　 哭一场，闹一场，也就算了，估计朱棣也会压住性子，等他消停，再让他起草诏书。
　　 可方孝孺那迂腐的脑袋竟然指挥他同样迂腐的嘴说出很具挑战权威的话：“死即死，诏不可草。”
　　 朱棣见状大怒，但还是压低了嗓子说了一句：“吾为九五至尊，汝丧衣来见，见而不跪，君命不尊，当殿辱朕，死有余辜，独不顾九族乎？”
　　 方孝孺哈哈大笑，说出了很不负责任，也很不把别人的生命当生命的话：“子曰仁孟曰义，吾取义成仁也可，便十族奈我何？”
　　 方孝孺当真是说得掷地有声面不改色，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顶多是图得一时口快，而这一时口快却导致多少无辜生灵涂炭？
　　 于是气愤难当的朱棣当真就派人将其家眷九族全部缉拿，就算这样亦不过九族，哪来的十族呢？于是朱棣就很创新地加上他的学生，算作十族。十族尽抓，朱棣毫不客气地叫人当着方孝孺的面一刀一个杀个干脆，而且每颗人头落地便追问一声“只一诏尔，先生妙笔，挥毫而就，何苦生灵涂炭？”可那迂腐的方孝孺竟然还是怒目而视一言不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至亲至爱之人一个个被砍了头。
　　 据说轮到弟弟方孝友被斩时，方孝孺终于泪如雨下。他弟弟也是一方豪儒，兄弟相拥，从容吟诗一首：“阿哥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而迂腐的方孝孺看着自己的弟弟将要被斩，于是也作一歌：“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唉！
　　 这举世震惊的灭十族进行得是很顺利，十族杀罢，方孝孺亦被磔而死，可是，这灭十族大案几百年过去了，至今依然令人发指。
　　 磔乃极刑，即当众凌迟，一刀一刀地割，要割上三千六百刀方才毙命，最后几刀时整个人基本上就是一具活着的骷髅。
　　 方孝孺迂腐的一句话，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诛十族的人。因古时刀斩之刑不上女子及幼儿，方妻及二子被赐上吊，二女则投秦淮河，受其牵连被杀的有八百七十三人，仅因曾求学于方孝孺而有幸入选“十族”丢了性命的便有八十七人。
　　 朱棣灭其十族，反衬了朱棣的灭绝人性。自古灭三族已是罪大恶极之徒才有的刑罚，诛九族，一般都是吓唬人的，真正九族被诛的整个中国历史也不多，就算当年的暴君秦始皇，也不过是灭人三族，汉时刑罚极厉，也止于五族，人命大于天，灭十族，还有人性吗？
　　 朱棣灭其十族是够残忍，但方老学究当殿辱骂，丝毫不给皇上面子，甚至穿了孝服上朝，朱棣尚且不怪，还让座敬茶，这面子这涵养不算差了，设身处地一想，“便十族奈我何”一句极富挑战性的话，足以令多少当权者怒发冲冠，血流成河。
　　 早期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谈到方孝孺，没有不竖大拇指的，但朱棣对着方孝孺的面说“此本朕私家事”一句，也多少揭了方孝孺的短。
　　 本来这就没他方孝孺什么事，他们老朱家要怎么闹就怎么闹，要怎么打就怎么打，打完了，他方老学究还可以继续当官，顶多就官大点，官小点的问题，至少也是国家公务员，正式编制，甚至还是省部级高官。
　　 可方孝孺是什么人，人家是大儒，是孔孟之后成百上千年才出一个的德高望重的大儒，岂能容忍这种篡逆？
　　 历史上，很多人都想力挽狂澜，但是最后都是螳臂当车自取灭亡，方孝孺何尝不是这样呢，在挽不了狂澜之后，他选择了轰轰烈烈的舍生就义。
　　
　　 （三）
　　
　　 方孝孺这样忠于制度，忠于一个过世之主的舍生取义之死也堪称轰轰烈烈，可是，他这样的轰轰烈烈比起他之前慷慨赴国难的陆秀夫、文天祥、张世杰来说，真不怎么样。
　　 在宋元交替之际，当南宋的帝后辅臣们大部分已经向元朝屈膝投降、忍辱求生的时候，在东南沿海怒火燃烧的土地上，却站起了大批铁骨铮铮、力挽狂澜的忠义之士。这些铁骨铮铮的忠义之士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谱写着一首首壮丽的史歌。是那些铁骨铮铮的忠义之士中的杰出代表，甚至被后世誉为“宋末三杰”。
　　 文天祥，曾获庐陵乡校考试第一名，那一年才十九岁，是个少年英才。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中选吉州贡士。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元兵渡江，文天祥起兵勤王，只可惜经验不足，最终失败。1276年奉诏入福州，任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往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建立督府。他本来是个文官，可为了反对侵略，保卫国家，他投笔从戎，勇敢地走上了战场。那时候，元朝派出大军，要消灭南宋，文天祥听到消息，拿出自己的家产，召募起3万壮士，组成义军，抗元救国。有人跟他说：“元军人那么多，你这么点人怎么抵挡？不是虎羊相拚吗？”文天祥却说：“国家有难而无人解救，是我最心疼的事。我力量虽然单薄，也要为国尽力呀！”后来，元军攻入福建，端宗被拥逃海上，在广东一带乘船漂泊。1279年，文天祥兵败被俘，受俘期间，元世祖以高官厚禄劝降，文天祥宁死不屈，狱中所写的《过零丁洋》和《正气歌》最为后世称道。他九死一生，浩然正气，就那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足以让他名垂千古，光耀史册！1283年1月9日，文天祥慷慨就义，时年四十七。可就这短短的四十七年，他活得轰轰烈烈，死亦轰轰烈烈，真可谓是“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
　　 那一年，元兵入福建，宋君臣乘海船南走广东。次年，广州降元，宋廷迁至井澳（今广东中山县南大横琴岛下），陈宜中逃往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景炎三年（1278)初，二十万军民的实际统帅和精神领袖江万载为救溺海的赵昰被台风海浪卷走殉国，不久小皇帝赵昰也因此惊悸而死，庙号端宗，得年仅10岁。军民士气大受打击，群臣多欲散去，陆秀夫勉励群臣，甚至打算卧薪尝胆以图东山再起。后来，江万载次子接替父位握四万多精兵军权的江钲也坚定支持陆秀夫，与张世杰共同拥立宋端宗的亲弟弟，7岁广王赵昺为皇帝，定年号“祥兴”，迁居崖山（今广东新会南海中）。朝廷建制后，杨太后垂帘听政，陆秀夫任左丞相，与张世杰同执朝政。祥兴二年（1279年，元至元十六年）元张弘范率军攻崖山，宋军大败。陆秀夫估计已经无法护卫赵昺走脱，于是便当机立断，决心以身殉国。他盛装朝服，先是手执利剑，催促自己结发的妻子投海，继而又劝说赵昺：“国事至今一败涂地，陛下当为国死，万勿重蹈德祐皇帝的覆辙。德祐皇帝远在大都受辱不堪，陛下不可再受他人凌辱。”说罢，他背起八岁的赵昺，又用素白的绸带与自己的身躯紧紧束在一起，然后一步一步地走向船弦，与他的小主公踏上了从临安到厓山的最后里程——水天一色的茫茫大海。据传当年，被囚禁在元军船中的文天祥，目睹了崖山海战中最惨烈的一幕——无力回天的丞相陆秀夫背负着年幼的皇帝，背负着他为之坚持的沉重理想投海而亡。陆秀夫和宋帝投海自尽后，其余宋朝军民也纷纷投海殉国，七日后，海上浮尸十余万，山河为之变色。
　　 张世杰知道陆秀夫背着少帝投海后哭曰：“我为赵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祀耳。今若此，岂天意耶！”不久，因飓风毁船，溺死平章山下。
　　 以“宋末三杰”为代表的壮士们，慷慨赴国难，踏上了历史留给他们的最后舞台。一群宋王朝仅存的精英，就这样置身于这天涯海角的一隅，保卫着风雨中飘摇不定的流亡政权。他们无论是生是死都轰轰烈烈，如此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确是后世之楷模。
　　
　　 （四）
　　
　　 方孝孺这样忠于制度，忠于一个过世之主的舍生取义之死也堪称轰轰烈烈，可是，他这样的轰轰烈烈比起他之后抗击外国入侵，以保全江山社稷为己任的史可法夏完淳来说，也不怎么样。
　　 “国存与存亡与亡，巍峨庙貌甚堂堂。梅花岭畔遗香在，铁火贡何时返故邦。”
　　 这是郭沫若同志于1962年7月，适值史可法三百六十周年诞辰，为史可法写的赞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