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9年12月16日开始，《辽宁日报》开始了“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大讨论。自此，许多重要的文学报刊和门户网站都卷入了这次讨论，成为当下最引人关注的文学现象。讨论中，陈晓明认为：“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个时代的文学让我感到骄傲”。而在2009年10月，王蒙在法国的一次演讲中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与此同时，肖鹰应和着许多人和一些所谓的汉学家的观点，认为“有人提出当下是中国文学最好的时期，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对了解我们的过去，明晰我们的今天和未来的去向，十分必需。问题是，我们以何种价值观念及站在怎样的立场上来进行评估？谁有能力进行这样的评估？这里每个问题都会有不同的答案。
　　 另外，从陈晓明、肖鹰两人的观点和他们所罗列的案例上看，按照“学理”的说法，“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大体上指向中国当下文学。
　　 我自己非常拥护王蒙的“最好说”和陈晓明的“高度说”。王蒙的“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和陈晓明的“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是亲历过近三十多年文学发展和知晓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不能不看到的一个文学事实和社会现实，除非别有用心。这是以发展观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得出的结论。尽管这样的结论主要是针对所谓的“纯文学”、“精英文学”和为数不多的一些作家及其作品而概括出来的。在我看来，从王蒙的一系列有关文学的论述里，他的文学观是宽容宽泛、开放和与时俱进的，是充分支持与理解纷纭复杂的当下文学，比如当下对网络文学包括所谓青春文学的态度。陈晓明也太抵如此。比如他对“普通作者”的理解，说他们“建构起了中国当下这么广大的市场，中国可以说是世界最大的文学市场，”他希望“对投入文学的人（估计是指广大的文学读者、普通作者——笔者注）给予尊重”，他还对网络文学给予积极的评价，认为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构成了并驾齐驱的局面。这是在说，王蒙、陈晓明都承认了“传统文学”（大体上是精英文学、纯文学）之外，还存在着文学（尽管他们并不看好），这显然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文学发展观。我略微不满意的是，两个人的结论是针对传统文学而言的，或说是站在传统文学的立场上，或说是他们自己就是精英的、纯文学的一分子、一部分。他们是在自己表扬自己，在维护自己的既得文学利益。
　　 而当下的文学现实是，传统文学仅仅是当下文学情势里小小的部分——我指的是文学发展的规模（文学报刊及书籍的发行量、包括读者阅读量，以及文学产生的经济效应，也包括社会效益——顺便说一句，某种类型的文学可怜的发展量无论如何也产生不太多的社会效益，都没人去阅读的文学，怎么会有影响）。而在“新媒体”（主要是数字化媒体）背景下的新的文学方式，比如网络文学，以及过去偏居文学一隅的流行文学像部分都市文学，还有由“普通作者”所创作的“自费文学”等等，都理直气壮地浮出了当下文学的水面，构成了浩大的文学景观。这也是我要对上述两位的观点所要补充的文学现实。
　　 还有肖鹰，本来不想说他，但因他和陈晓明讨论时许多结论不那么实事求是，那我还是要点点他。他也是个所谓的“精英”，我这里对精英二字用的是引号，同时后缀没有“文学”二字。或者我直接说吧，这里的“精英”还得有个前缀：“无知、落后、自负”。先说无知，他自己说“最近十年，我很少读（文学）作品，可以说从2000年以来，我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文学读者”。没读文学，怎么就敢这样肆无忌惮地评价中国文学？这种评价，结论是根据什么来的？再，也恰恰在2000年前后，当下文学像是突然爆发一样，比如网络文学，流行文学（里青春文学、部分都市文学等），你都不读就更谈不上知道，却可以下结论？联想到他在前些日子对东北“二人转”这一宝贵的载负中国北方民间文化精神的艺术的不实之词，那时他就说他并没有看几场戏，却也像如今对待当下文学一样，大胆下结论，我真的替肖教授攥了一把汗。如果真的深入到东北乡间与农民看几场二人转，如果真的进入当下文学的一线，特别是由普通作者构成的文学现场，或花点时间和精力去阅读一些网络文学，即使是站在精英立场上，也不会出现他那种“中国文学在走下坡路”的结论。
　　 我还替肖教授攥一把汗的更在于，他说“对中国文学60年的定位应该在中西学者和中西文学的对话中才能完成”。这就是说，对中国文学的价值评估，特别是在“全球化语境”里，中国学者才有资格堪承此任。但问题是，假如一个人，连文学都不读，他有能力去概括中国当代文学去与“西方学者”对话吗？是去说说我们的坏话，推荐我们现有的“下坡”、“颓败”“自我重复”吗？
　　 也正是站在“精英”立场上，陈晓明与肖鹰的结论，都存在着片面性和局限性；特别是后者，因为立场不合适，因为不怎么了解中国文学，几乎每一个重要判断都存在缺陷与瑕疵。
　　 这场讨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当代文学与西方关系。这个问题的关键也是在于，评价中国当代文学，是以怎样的方式、立场来进行。对此，陈晓明表达为“中国学者的立场”，而肖鹰则是“中西学者的对话”。两人都提到了学者。
　　 学者是类似于陈晓明、肖鹰这样的教授吗？他们能否具有这种能力？如果说他们方便交流对话，比如经常出国、会一二门外语，这倒是个方便条件。但中国当下学者有无这种文学能力，我表示怀疑。但有一个事实是，当下学者面对西方，充满了自卑与焦灼，渴望西方的理解和承认，似乎唯这样，中国文学才走向世界。
　　 世界文学的版图，天然地就有中国文学（包括汉语文学）的地界和位置，不管“西方”承认与否。我们以我们的立场，像陈晓明所说的“中国……立场”，来阐释我们的文学，定义我们的文学，这也是天经地义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更有权力，因为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有一个基本常识是，文化包括文学的输入输出常常是与政治、经济甚至军事联系在一起的。而面对“西方”的文学价值体系，我们自然是有所不同的，也未必就需要和他们趋同，他们承认与否，都应该无碍我们文学的发展壮大。甚至，得到那个无知又自负的德国汉学家顾彬的承认，得到那个根本不了解中国文学、因此才对我们的文学除了污蔑还是污蔑的顾彬的承认，还不如不得到为好。陈晓明所说的“中国……立场”没错。问题是，我们没有必要为此焦虑不安，没有必要期待“西方”的承认。在世界文学地理版图里，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文学生长之地，都有自己的文学价值体系，并不应该互以对方为标准为前提。这就像不能以德国的苞米为苞米，而中国的苞米就成非苞米一样。中国文学不应该惧怕“西方”眼里没有中国文学，它们有没有无所谓，我们的文学照旧勃勃发展，势头猛烈。什么夏志涛、顾彬、谷川毅之类的，既不在中国文学一线现场，又没有那么多的中国国情体察、中国文学经验的切身体验，说点什么，我们真的不该去大惊小怪、以为标准。
　　 文学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求，是人的精神健康自由的需要。文学体现了人对美好的生存与发展的一种思维及表达。当代中国文学在满足不同社会身份、不同年龄、不同审美的阅读上，已全方位地、即时应时地进行了全面覆盖，已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里精神需求之必备之一种。它的业绩、成就、价值在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上得到了很好的施展。这成就是主要的明显的。但也不是没有不足，没有遗憾，没有缺点。如果仅仅以“精英”的角度立场概括那将是以偏概全。无论是肖鹰所说的“新的人生和深刻希望的”文学，还是陈晓明所说载负深厚的“中国经验”的文学，还是“普通读者”的文学，还是充满潜力的网络文学、流行文学、青春文学、自费文学（姑且用这样几个概念），都是当下文学勃勃而兴的大潮中的一部分。面对于此，仅仅用抽象的干僵的几条“学理”概括，那根本就不是我们当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