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和我爸是堂兄弟，我爷爷和大伯的爸爸是亲兄弟。
　　 我爷爷是老大，大伯的爸爸是老二。在他们那一代人时，他们原本是在一个屋子里生活的。到有了我爸这一代人后，他们兄弟们就分开另过了。他们把原本是很大的一个院子，一分为二，就隔成了两个院子。到我们记事时，大伯那边院子里有15口人，我们这边院子里就有18口人。一到中午或下午只要是地里人都回来，这两边院子里就吵翻了天。锅碗瓢盆的撞击声，我们一帮孩子的嬉闹声，大人们相互之间的问询声。还有公鸡打鸣，母鸡下蛋。猪要吃食，驴要喝水。再加上树上的知了，屋檐下的麻雀，没有一个是安宁的。这两个院子简直就是一锅粥了。
　　 我们一帮兄弟姐妹20多人就是在这样的两个小院子里长大的。我记事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已经从兰州回来了。同时回来的，还有我的伯母和她的四个女儿。加上我的妹妹，两个小院一下子就加了6个孩子，这个不想让热闹那都是不行的了。
　　 我的大伯还继续留在兰州。他是一个腰椎有残疾的人。据说，那是在解放前，他被宜川县的白军抓去，严刑拷打致残的。那时候，他在延长（固临）县警卫队里担任班长。晚上回到家里却不幸被偷袭的白军抓去的（我们村和白军住地只隔一条鞍子峁沟河不到十公里路程）。由于他始终没有开口，没有给白军吐露出半点有用的情报价值。白军折腾了一夜，也弄不清他的身份，没有办法，就把他丢到荒郊野外，幸被村人发现救起。这以后，大伯的腰就再也伸不直了。解放后，我的一个户下大爷在兰州工作，我大伯也就随我大爷到了兰州。后分配到兰州市西固区一家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工作，起初做行政工作，到最后一直是在公司做安全保卫工作。“拨乱反正”后，一直在省建工局电视广播大学负责。
　　 大伯一辈子生了五个女儿，两个儿子。这和我们当地人崇尚的那种“五男二女”的生育观正好相悖。大伯嘴里不说，心里也常常是不满意。因此，对几个女儿，特别是对几个大一点的女儿，非常冷淡。好在女儿们从小就习惯了这种冷淡，并不以为然。真正让大伯舒心的是，到了最后，生了两个儿子。这以后，大伯脾气也好多了，对女儿们也热情了。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欢声笑语也就多了起来。
　　 听我爸经常说起，说我大伯在没有儿子之前，常常做恶梦。常常梦见有两只狼从门里回来，一左一右，蹲在他面前，看着他。好几次都把他从睡梦里惊醒。他怀疑可能会有什么不测，就去给我的户下大爷说。我大爷听后，给他圆梦说，狼是债主，你梦见的两只狼，就是你的两个债主。我大伯连忙否认，说他现在谁的债务都不欠的。大爷说，人到世上，最大的债主就是儿女，人常说，儿女是人前生的债主，你前一世里欠了他的，没有还清，这一世，他就来做你的儿女，你就得给他无条件的吃喝，还要把他供应成人，你说他是不是你前世里的债主？大伯似懂非懂的说，我已经有五个女儿了，我有这五个女儿还不够还债吗？大爷说，你还没有儿子，这两只狼就是你的两个儿子，是两个儿子要来向你讨债来了。大伯一听，高兴极了。他说，要是这样的话，我就不怕了。如果是真的话，我的儿子将来就一个叫大狼，一个叫二狼吧。
　　 借大爷的吉言，大伯最后真的生了两个儿子。也真的把两个儿子，一个叫了大狼，一个叫了二狼。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伯一家人被勒令下放回到了我们村里。这时，他的大女儿已经结了婚，没有回来。二女儿已经就了业，也留在了兰州。只有三个女儿和两个儿子还有我的伯母一块回到了村里。三女儿兰兰，这时候已经是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其他的几个都小，二狼正是咿呀学语时候，谁见了谁都喜欢。那一段日子，也是我们兄弟姐妹们最开心的日子了。
　　 兰兰是我们姐妹子中间唱歌和跳舞最拿手的一个。我们村的人，大都会一两样乐器。我爷爷的三弦，我二爸的板胡，还有底院里我二哥的笛子，在村里都是拔尖的。我那时也爱凑红火，也常提着一根笛子，跟着大人们“滥竽充数”。兰兰只要是听到我们在外面的“奏乐”开始了，就会不请自到。一旦来，就架不住大家的怂恿，就只有一展歌喉了。那时候的人们，虽然生活艰辛，但精神却是富足的。下午饭一吃，只要队里不开会，就都聚到一块，不是吹拉，就是弹唱，那逍遥自在，神仙也都莫如了。
　　 我大伯回来的那几年，他看到村里人经济条件十分落后。一心想改善村里的落后面貌。他不能劳动，村里人就不勉强他。那时候，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村干部就给了他一个组织大家学习的差事。这以后，大伯常常是鸡一叫，就去敲响村里的那口大钟。起初，大家还觉得新鲜，时间长了，就都受不了了。原因是我们村里人虽然一直是习惯鸡一叫就起床，那是因为我们村里缺水，人们鸡一叫，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着毛驴去沟里驮水。可大伯的钟声一响，沟里就去不成了。学习一完，马上就得上工。这样一来，驮水就得在中午了，这时候，又累又热，几天下来，村里人就一个个怨声载道了。村干部没法，就把这个时间又给挪到了中午。大伯这以后，中午饭一吃，就早早来到我们村人都喜欢聚集的那道里那棵大槐树下，只要村里人到齐了，就开始了他的例行学习。过了一段时间后，公社来人到村里搞形势宣传。了解到他这个情况后，就把他树立成了公社里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又给他任命了一个村支部副书记的官衔。这以后，大伯在学习上抓的更积极了，甚至开始了紧跟形势不放松。他甚至还把村里的村民和工厂的工人一样管理，要求按时间钟点上工。那时候，村里人都没有钟表，只有他们家，再就是学校里有，谁都掌握不来这个时间。许多村民都被他罚了工分。久而久之，村民们就有了意见。说他不劳动，没瞌睡。整天想着方方罚人里。是专门回来祸害人的。那时候，我还有一个户下大伯，我们称他是底院里大伯。这个大伯是个口无遮拦的人，看见什么就说什么，对我大伯回来在村里这一套做法一直看不惯，有时在会上也直言不讳，几次弄得我大伯在会上都下不了台。我大伯就认为底院我大伯是对社会主义不满，是新形势下的阶级异己分子。就把底院我大伯平时说的一些话，组成了一个材料，报给了政府。那时候，“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社会主义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去占领”。政府接到这样一个“阶级斗争新动向”，谁都不敢消停，材料一直被送到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省革委马上就在全省进行了通报。这一下，事闹大了，县上专门来人在村里主持了通报会，在会上，对底院里我大伯进行了批斗。到第二天中午，再学习时，又照样是批斗底院里我大伯。这天中午，天气特热，我大伯把底院里我大伯叫站到太阳地里，接受批判。那知站了没多的时候，就把底院里我大伯站晕了。只听到一声塌墙一样的响声，底院里我大伯就重重地后倒着摔到了地上。这一下，村里人不依了，都说底院里我大伯是爱说淡话的一个人，但绝不是坏人。如果世上的坏人都是这样的人，那世上就再也没好人了。这时候，底院里我伯母也不依了。她叫起我大伯的小名（这在我们这里是人把人逼急了时才会有的举动）说：“XX子，你看我那个人活的时候不值钱，你要给我弄死了，我可和你没完”！
　　 这次批斗会后，底院里我大伯好长时间都不能上地里劳动。村里的学习会从这以后也就终结了。
　　 我大伯为了村里的事业，可以说是操碎了心。他回来的时候，村里连个开会的地方都没有。为了这个地方，他亲自带人到我们村叫背砭的一个地方，去打窑洞。当时，村里连个架子车都没有。打窑出土就靠村民们自己修的土车子，只有一个木轮子，一次只能送一筐筐土。大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就把自己从兰州带回来的架子车给了村上叫打窑用。使这个原本要一个多月才能完成的任务，最后只用了八天就完成了。这以后，村里人才认识了架子车。在村里人普遍都有了架子车以后，大伯家的架子车早已散架成一堆了。
　　 大伯回来的那几年里，二女西禅在兰州谈下了对象。三女兰兰也在南河沟谈下了对象。其他的几个儿女也都长大了。就在把兰兰还没出嫁的时候，大伯得到了“拨乱反正”的政策安排。他又重新回到兰州的单位上恢复了工作。
　　 我在兰州当兵的时候，大伯一家人还没有都回到兰州。我那时正在部队管油料，每个星期都要到兰州炼油厂去拉油。因为中午赶不上回部队吃饭，就常常在西固的几个饭馆里吃饭。有一次吃完饭后，出来正准备上车，却听到身后有人叫了一声“哥”。我根本就没想到在这里会有人叫我，直到她出现在我面前挡住我的去路时，我才看到，竟然是兰兰！我激动地一把抓住她：“你怎么会在这里”？兰兰说：“我现在毕业了，没事干，就跟我爸也来兰州了”。听兰兰这么一说，我忙问：“我大伯在哪里”？她说离这里不远，我马上就跟着她，一会儿就来到了我大伯的单位。我大伯高兴地问这问那，我们拉了近一个中午的话，大伯说要和我出去在市里转一转，我说明天我还要来拉油，今天我还得赶时间回去，就明天吧。
　　 第二天，我特意请了三天假，来到西固。先和我大伯在西固区几个大商场转了一圈。我们又来到西固区唯一的一家照相馆和我大伯照了一张相。下午，我说好了和兰兰一块去大姐家。大姐知道后，特别请了半天假，出来到我大伯的单位接我。二姐也同时知道了消息，这天下午也来到了大姐家。
　　 到大姐家，我才知道，大姐的家就离西固区不远。她家的附近就有一个煤球厂，我几次去那里给部队拉煤球，就路过大姐的门前。可从不知大姐就住在这里。
　　 大姐夫是山东人。是他父亲在他还小的时候，就带他从山东来到了西固。他父亲是个木工，在厂里是当时最高的工资级别，是个八级工。那时，大姐和大姐夫的工资加起来才70多元，这个老人一个月的工资就是他们二人工资的总和。在当时的社会来说，大姐一家的收入已经是很可观了。那时候，我们延长县里还没有电视，可大姐家已经有了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那时时兴的飞鸽车子上海表，蜜蜂机子大立柜，大姐家一样都不少，而且全是名牌货。我说大姐啊，你比我们延长县长都牛啊！延长县长家里也没有你们家里这么全的一大套啊！
　　 这时的大姐，已经有三个孩子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非常的漂亮和聪明可爱。大姐一家在兰州再没有亲戚，我这一去，就成了她唯一的亲戚了。三个孩子围着我，都要我抱，我抱起这个，那个不行，抱起那个，这个又不行，直逗的大姐在一旁笑。
　　 第二天，大姐又请了一天假。带我和二姐，还有兰兰，我们一同去兰州市的五泉山公园玩了一天。我那时都不知道，我大姐又是身怀六甲了。只见她行动很不方便，人很瘦，肚子却很胖。我回到部队，还给大姐写信说，你要好好注意身体哩，看你现在走路都那么困难，那么吃力，你的几个孩子还都正小里，你这样的身体，怎么去照顾孩子呢？再过了几个月，我去大姐家里时，大姐的肚子再不胖了，床上却有了一个小孩子。我问这孩子是谁家的？大姐笑着说是她的啊。我这时才想转大姐和我们逛公园的时候，走不动原来就是已经有了这个孩子了。我现在都一直在想，我那时怎么就那么傻呢？
　　 我从部队回来后，大姐和大姐夫，还有我的伯母带着大姐的小儿子回了一回老家。那时，我正在张家滩拖拉机站当会计。大姐她们一家到了延长县以后，因为没有去南河沟的车，就在延长旅社住了好几天。我得到消息后，骑自行车来到延长。面对没有车的困境，也是一筹莫展。上午就带着大姐的小儿子在延长街上转了转，给买的吃了一个小瓜。再要给孩子买什么东西，大姐都硬是不让。我下午就又骑车子回到了张家滩拖拉机站。第二天中午，得到大姐从县邮电局打来的电话说，她们坐南河沟政府的车下来了。我过了半个小时后，就到了拖拉机站下面的大路上等大姐到来。车到了后，我招手要车停一下，那车以为我是要坐车的，就摆了摆手，意思是拉不了了，油门都没松一下就跑了。大姐在车上看见了我，站起来无奈地给我挥了挥手，车就那样的一溜烟跑了。
　　 后来，我得到大姐家的消息，就一直是不幸的。先是她的小儿子大学毕业后，刚分配了工作，到施工工地的楼房上去检查施工情况时，不幸从楼房的脚手架上坠落，当场就没了呼吸。再后来，就是大姐夫不幸患上了胃癌，在儿女还都没有成事的时候，就撇下我大姐走了。前几天，我和在山东的一个朋友聊天时（他和我大姐是亲姑舅），我问到我大姐的情况时，他说，你一点都不知道啊？大姐早就不在人世了。我说，谁都没给我说啊？我过年的时候，还和大狼视频聊天，问起大姐家的情况，大狼都说好的哩。这是怎么回事啊？山东的朋友急了，说大狼给他交代过，说他妈年龄大了，怕知道了受不了，就一直没让知道，叫他给谁都不要说，他把这茬给忘了，无意中就顺口说出来了，叫我千万不要再问大狼了，也不要再给其他人说了。我说，是这样的话，我还再问什么、再说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