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父亲突然倒卧在罗岭的马路上，脸朝下，身体蜷缩，人事不知。
　　 五月的阳光带着田野的晨温，从不远处的树林里穿越而来，徘徊在他的周围。百米之外，母亲刚放下鱼篮，端起一碗稀粥。父亲保持着那样的姿势，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他的身边是散乱的石子、红砖、预制板、水泥残渣，近旁是一栋正在建造的楼房，粗糙的毛坯，空无一人。几个骑自行车的人，由远及近，侧过头，狐疑似地望了望，又从他身旁一闪而过。过了一会儿，两个上小学的孩子路过这里，退退缩缩地靠近了那个胡乱的身体。孩子们蹲下身使劲地把父亲扳了过来，啊，这不是江老师吗？！孩子们慌乱的声音惊动了前方不远处造房的工匠们，路旁居住的人家也赶忙跑出人来，聚拢在父亲的四周。人越聚越多，议论纷纷，远远看去，像是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有人打电话叫来了派出所的民警，叫来了医院的医生，也叫来了惊慌失措的母亲。等母亲扔下饭碗踉踉跄跄到达的时候，父亲正淹没在人群里，仰面靠在瓦匠红喜身上，汗如雨下，脸已完全变了形。刚出来说到银行领工资，怎么就……？母亲喊着父亲的名字，和平，和平，却没有任何回应。母亲的泪很快就流了下来，央求红喜和几个劳力赶紧把父亲抬到家里。人群再次裂开一道缺口。横放在沙发上的父亲，忽然全身都痉挛起来，眼睛上翻，嘴里含混不清地呼噜着，手脚乱舞，仿佛在驱赶什么，又仿佛被某种痛苦而巨大的力量所控制，五个劳力赶紧拼命按住父亲的四肢和头，动弹不得。父亲又伸出舌头来，用牙齿狠狠地咬着，渗出丝丝的血，罗岭医生忙叫人找来一把铁勺，压住舌头。匆忙中，母亲抓起“氧立得”的急救药剂包，就倒进制氧器里，因为错误的操作，产生的氧气微乎其微，然而就是这点微弱的氧气，一点点送进父亲的鼻孔里，慢慢的，父亲安静下来。
　　 半年来，这已是父亲第三次病情发作了。记得上次因为父亲五十九岁的生日我回到罗岭。在那个恰当的季节，喜悦似乎冲淡了所有的隐痛。两次住院又两次出院的父亲已调养得很好，面色红润，神清气爽，看不出任何病相。我站在他面前，摸摸自己瘦削粗糙的脸，亦喜亦悲。母亲倒是瘦了很多，向我们展示上次在市里买的便宜的衣服，20元一件，她问我是不是太贵了，我无声地笑笑。莎莉文的蛋糕是父亲喜欢的，我们围坐在一起，很生涩又很腼腆地唱起生日歌，父亲很不好意思似的许了个愿，他没说，但我们能猜得到。来回的路上，桃花盛开，春风依旧，油菜已经退场了，只残留些零星点缀，不合时宜却显出十分坚定的美。这条回罗岭的路，应该是我最熟悉的道路吧。从市里出发，乘21路公交车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打的约需四十分钟，而坐救护车，只要二十五分钟。车已开得飞快，然而，我还是觉得格外的慢。那些熟悉的地点，熟悉的景物，从窗口逃也似地掠去，对于它们，我从未如此漫不经心过。跟车的是两个年轻的护士和医生，他们神情从容，不时地聊上几句，他们是见多了急救、血腥以及死亡的。山路已修得平坦，但依然弯弯曲曲，“哎哟哎哟”的声音尖锐得让人心慌，我的心止不住地上下颠簸，左右摇晃，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脆弱得就仿佛易碎的玻璃，禁不起那可怕的剧烈震动。
　　 家里已挤满了人，父亲躺在沙发上，面色痛苦，嘴角有隐隐的血丝。母亲已擦干了眼泪，收拾好了衣物，准备出发。赶紧用担架把父亲抬上车，在呼啸声里返城。量血压，测心跳，缴费，住院，相似的过程，已重复了三次。父亲渐渐有了意识，望着我，想说话，却被我制止了。无论如何，父亲又开始了第三次住院。
　　 当天晚上，心室率仅为35次/分、被确诊为“Ⅲ度房室传导阻滞”的父亲被推进手术室，安装了临时心脏起搏器。第三天，正好有省里的一位心血管专家来医院会诊，便又安装了永久性的心脏起搏器。手术很成功，伤口在慢慢愈合，父亲似乎又恢复了生机，但我知道此后的岁月父亲的心脏将和我们无法看见的仪器共同度过，那颗缓慢的心已承受不住任何刺激、压力甚至稍微剧烈的运动。第八天，阴雨绵绵，父亲半躺在病床上，闭着双眼，让我给他读去年我写的一篇文章，名字就叫《父亲》：
　　
　　 父亲从断断续续的梦境中爬起身来，天已有些亮了。他披上一件外套，穿上拖鞋，慢慢地走向厨房。母亲像往常一样，很早就出门卖鱼去了。他把煤炉打开，清晨的火焰便很快升腾起来。
　　 三十年来，在罗岭，父亲的每一个早晨似乎总是这样的如出一辙。我闭上眼，仿佛就能看见他每一个细微的动作，甚至可以听见他夜里此起彼伏的鼾声。三十年来，父亲始终保持着一个文人的姿态生活在乡下，虽然现在他的面容和罗岭的农民别无二致，拿粉笔的手拿起锄头和扁担竟也是异常的灵活，虽然每天他都挑着粪桶，黄昏时走向菜园，在清晨又会从菜园里摘回新鲜的蔬菜来，他的老实能干得到乡亲们的一致赞扬，但是，我知道：他的心里始终潜藏着对城市对文学的最初向往和想象。
　　 他的关于城市的印象和想象，于我看来，在1968年下放回乡之后就已成为虚假的幻象。历史不会重来，时间不会停止，那一艘载着他离开爷爷所在城市的轮船，我的诞生，自然都无法停止。如果停下来，一个人的命运将面目全非。有很长一段时间，父亲都迷失在失眠的痛楚里，是因为更年期，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不得而知。他向我说起我小时侯是多么笨重，压得他的胳膊生痛生痛。而所有的疼痛，都仿佛干瘪的稻谷，浸泡在那我永远无法看见的遥远的水域。现在，父亲在我们的劝说之下，终于戒掉了抽了二十多年的烟，每天只喝一小盅白酒，可惜的是，他听不见许多切近的声音；他的耳朵早就坏了。他总会时不时地向身后张望，或突然地应上一句，我不得不像对外公说话一样，一再地重复。我一直没有问他，当年轮船起锚时的汽笛声，他是否还听得见？无论如何，1949年出生的父亲，最终信了命。
　　 记得今年夏天回罗岭老家，父亲坐在门边，一边剥蚕豆，一边跟我聊天。父亲说，乡下总有干不完的活，做不完的事。我知道，一天当中，他是极少有空休息的，除了上课，就是做家务，从校园到菜园，从教孩子们唱歌，到给院子里的家禽拌食，仿佛永远没有真正的停歇。间隙的时候，他肯定会翻一翻报纸，看一看我带给他的几本文学杂志，或是写下一点随感，记录下他过去的岁月和乡村的原生态生活。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写作起，他的笔就似乎没有停歇过，也从未放弃过对文学的执着追求和努力，只是现在他写得很少，很慢，却更加认真，每篇短文都要修改五遍以上，然后一字一字地抄写誊清。更多的时候，他戴着老花镜，欣赏我们发表的作品，并拿给亲戚朋友们看，比我们更加高兴。就在前天，他又拿给我他刚写的两篇诗文，“请吾儿（青年散文家江飞先生）雅正”，在稿纸的顶端他这样写到，我笑了笑，很快，笑就消失了。1995年，他一字一句修改我的信手涂鸦之作，而现在却是请我“雅正”，不知不觉，十年时光竟这样轻易地完成了父子间这近乎残酷的转换！
　　 那一天，母亲突然在电话里说，你父亲现在有高血压了，高压竟达到180。我很是诧异，因为在我眼里父亲的身体似乎一向很好，尤其是陪我打乒乓球的时候，那简直是“60岁的人20岁的心脏”，然而，就在前不久一次打完球后，他的两只眼睛充血得厉害，一量，就是这样的我从未想过的结果。想想我寒假里还拉他去打乒乓球，他还“奋不顾身”地跑动扣杀，或许他早已有所觉察，只是藏着不说罢了，而自私的我却真的忽略了！在母亲的转述里，有一次他一个人在家突然晕倒，一头栽到地上，不省人事，过了很久，又自己爬起来，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等我周末回来，他的额头和脸上只剩下青肿和道道印痕，他向我描述起当时的情形，轻描淡写的，就好像是讲我小时候经常淘气地摔倒。当我摔倒的时候，父亲总会将我扶起，并拍打我身上的尘土,而当他晕倒的时候，我在他看不见的六十里之外的城市，过着好像还算体面的生活，我没有感觉到那沉重的一瞬！
　　 于是,禁不住怀疑：是否是我们，他的孩子，将他身上的那些最宝贵的东西，比如文学，比如乒乓，比如对城市的想象，一一偷走，而只留给他愈来愈弱的身体和无尽艰难的回忆？“我终于理解了/我的父亲/他的一生，根本/就不像水变成冰那样/在一点一点地凝结/而是像石块变成沙子那样/在慢慢地，一点一点/散成了时光中的粉尘”，当我在《诗刊》上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我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了下去，似乎也终于理解了父亲如此的一生。
　　 我注视着他——我的父亲，就坐在那里，一粒一粒剥着蚕豆，手法熟练，他的身上是明亮却日益暗淡的夕阳。
　　
　　 此刻的病房外细雨迷离，病房里却充盈着无限的热气。或许是因为从未如此近距离地描述过我的父亲，又或许是因为父亲愈来愈弱的身体，所有对父亲的认识和记忆似乎都显得无力，破碎，甚至哀伤。哀伤是有理由的，就像我从未想过他的晕厥不是因为高血压，而是因为丧失了健康功能的心脏，而我，从未听过他心跳的声音，缓慢抑或急促；而一个儿子，又需要多久才能理解一个父亲的心呢？
　　 我注视着他——我的父亲，躺在病床上，神色安详，呼吸平和，心律稳定，全身也禁不住慢慢温暖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