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天最炎热的一个中午，年轻的诗人苏芒突然与我们不辞而别。据苏芒那位前额有一块明亮刀疤的房东反映，苏芒在出走之前曾到他的小杂货店里买过一刀草纸。当时房东还感到奇怪地问苏芒买草纸有什么用，因为清明早过了，而农历七月十五日的传统鬼节还为期尚远。房东的意思是在这炎热的天气里很少有人买草纸的，除非是谁家死了人了。话一出口，房东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言，哦了一声之后就到另外一个小仓房里找出一卷有点发霉的草纸给了苏芒。在苏芒转身离去的刹那间，房东发现他的肩上背着一个鼓鼓的旅行包，像是要出远门的样子，狡猾的房东立即起了狗一样的警觉，问苏芒做什么去，苏芒说我出一趟远门，过几天就会回来的。房东说那你先支了房租吧，你还欠着整整一个月的房租。苏芒说我母亲刚死，现在手头紧，我有了钱会马上给你寄来。房东转了半天眼珠想了想，说这样吧小伙子，我看你刚才买纸时的样子就知道你是真的没钱了，那就留下一样东西作抵押吧。苏芒说，好，你看这个行不行？
　　 他给我留下的抵押物是一支破钢笔。不瞒诸位，我他妈在劳改农场干了一辈子，你说我要钢笔有个屁用？我掂着它比掂着一把锄头还沉。那家伙说着，拿出苏芒的钢笔像扔一根鼻涕虫那样扔给了我们，我认倒霉了，你们把它拿走吧。不过话得说清楚了，那小子还欠我三十块钱的房租，如果你们不替他还，那他就一辈子都欠我三十块钱。
　　 我当即掏出三十块钱给了他，他嘿嘿地笑了两声，嗯，这还差不多。怎么，大热的天，你们不买瓶汽水喝喝？我与小北没有再搭理他，就离开了那个小杂货店。
　　 苏芒的离去使我的心情变得沉重而又复杂，自那以后，我的情绪坏透了，无论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不知怎的，我的脑子里老是晃动着苏芒孤苦伶仃的影子：他一个人走在大路上，风吹着他长长的头发，一只旅行包是他全部的拥有。他一定对我有一些不好的看法，或者对我感到失望了，不然他不会连声招呼也不打就匆匆离开了这座喧闹的城市。在生活中，我早就不像过去那样在乎别人对我怎么看了，奇怪的是我却很在乎苏芒，这是在他走后才意识到的，总之我在心中隐隐地盼望着苏芒会有消息传来。
　　 时间在飞速流逝，一晃几个月又过去了，在冬天初至的一天，我终于意外地收到了一封苏芒寄自远方的来信，这真令人惊喜，我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透过苏芒的来信，我不但知道了苏芒的下落，而且还知道了一些其它的情况。我对安苹说，苏芒给我来信了，他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
　　 什么？你说什么？安苹闻声从卫生间里出来，顶着一头湿漉漉的黑发。她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打量着我，像打量一位尚未进化的山顶洞人。
　　 我说我要马上离开金碗酒店，去找苏芒。
　　 这一次安苹听清楚了，沉默了好一会儿，说，你走了，我们的事情怎么办？我说算了，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相处，我认为我们还是做一般的朋友更合适一些。
　　 安苹背过身去，房间里很快响起了一阵轻轻的抽泣。记得当时，我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的“新月沙龙”该停办了，让一切都平静地结束吧。
　　 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苏芒的来信，沉入美好的遐想中无力自拔。我从苏芒长长的来信中得知，他去的地方是一个名叫雪米的北方小镇。他说他现在生活得很好，在那儿看守着全镇最大的苹果园，并且和果园里一位美丽的姑娘谈上了恋爱，有可能不久就会与她结婚了。他说他很喜欢雪米小镇，尤其喜欢那儿的冬天，那儿的雪下得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大，而且一下就是三天三夜，使整个小镇像是一篇美丽的童话，洁白而又晶莹。在那一刻，他总是拉着恋人的手在苹果园里来回奔走，让雪落满他们各自的全身，像两个雪人。一直等到夜深人静，他们就回到他们的木头房子里去守着暖暖的炉火聊天，一聊就是一个整夜。当然，更多的时候是两个人什么话也不说，而是喝着一种烧热的野果汁回忆往事。
　　 苏芒在信的未尾朝我和小北发出了迷人的邀请：你们来玩吧，我们在苹果园里迎接你们。
　　 苏芒的描述深深地打动了我和小北。我们俩商量了半天，决定在冬天结束之前去苏芒的苹果园看看，看看他，也看看那位美丽娇小一尘不染的姑娘。昨天夜里，当我们这儿也下了一场大雪，我与小北再也忍不住了，一大早就来到火车站买了两张车票，踏上了北去的旅程。上火车之前，我们像两个孩子那样用树枝在雪地上写下了七个大字：
　　 走啊到苹果园去。
　　 这对于我和小北来说，就像当年我们要举办“新月沙龙”那样，如今，苏芒的苹果园已开始像一轮崭新的太阳在我们的梦境中闪耀。
　　 说来话长，那个“新月沙龙”的最早发起人是我。一年前我想出这个点子的起因大概是出于生活太无聊了，或者还有点别的什么原因。总之我说干就干，先是找到了小北，他是一个热爱绘画的男孩，当时我们俩已经交往一段时间了。小北一听这个想法也很兴奋，说大光哥，早他妈该这么干一下了，你真伟大呵。我说得了，先别高兴得太早，能不能有人感兴趣还两说着呢，你不看看现在谁还有这个闲情逸致？但不管怎样，我们要试一试，这一点是肯定的。好在那时也是一个冬季，在我的印象里，人在这个季节里比较容易静下来，静下来想一想生计之外的东西，比如怎样活得更有趣一些。为此，我们俩坐在房间里策划了整整一个下午，从活动宗旨到活动内容，甚至还制定了几条纪律。第二天，我们到一家复印社打了上百份广告，分头行动，将它们张贴在城市里最惹眼的地方，连火车站附近的公共厕所也不放过。然后，我们就像姜太公钓鱼那样，神情不安地坐在家里，期待着会有一阵悦耳的敲门声突然间雷霆般震荡我们的耳膜，或者像一段轻柔的钢琴曲那样拨响我们的心底。但一直等到黄昏来临，也没有一个人光顾我那间简陋的屋舍。世界上浪漫的人都死光了，这一残酷的事实几乎摧毁了我们的自信。晚上，我和小北守着火炉闷闷不乐，我们听着风在屋外呜呜地吹响树枝的声音，以及自郊外传来的某一只野猫婴儿般的哭叫声，谁也不说一句话。那几日刚刚下过一场大雪，太阳一出，雪像火焰一样在阳光下咝咝燃烧，夜风一吹，雪就又像火焰一样迅速熄灭，路上结了一层薄冰。但是，就在这样的晚上，一个寒冷得连手指头都不敢轻易往外伸的晚上，奇迹却在我们身边出现了——到了夜里九点半钟的时候，一直在火炉旁打盹的小北在身体哆嗦了一下后突然呼地一下坐了起来，他使劲揉着眼睛说大光哥，我刚才一脚踩空，从悬崖上掉、掉下去了。我笑了起来，刚想问他你做梦了？你做梦也不老实，好好的跑到悬崖上去做什么呢？——这时，咚咚，两声轻微的敲门声顿时把我们全身的毛孔都惊醒了。我们愣怔片刻，几乎在同时迅速地从滕椅里跳起来，拉开门，惊愕地发现一位姑娘梦幻般地站在了门外。直到今天，我也无法形容自己在那一瞬间的诗意感受，仿佛岁月又回到了一个久远的年代，我一遍遍在心里问着自己：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但她就站在门外，与你近在咫尺，你没理由怀疑。你在怀疑的氛围里呆得太久了，常常自以为是地怀疑一切，有时就难免要犯错误。我正这么想着，那姑娘就发话了。我敢说，她的声音在冬天的夜晚显得格外清脆悦耳，就像是一朵开放在雪地里的凌霄花一样动人。
　　 我是来报名的，她说。
　　 姑娘自我介绍说她是一位正在读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名字叫安苹。今天下午她看到了我们在学校门口张贴的广告，就像揭状元榜一样把它从墙上揭了下来。因晚上有课，只好等下了课以后才来报名。安苹说着，笑了起来，怎么，你们二位感到意外吗？我拘谨地搓着两手，连声说哦，没有，没有。请坐，请坐。
　　 安苹笑着，把身上的外套脱下来，我发现她的头发和眼睛上沾了一层严霜。她把外套脱下之后，顿时让整个屋子的空气都改变了，一股浓郁的香气溢满了房间。安苹坐在藤椅上，把手伸向炉火烤了烤，又捂了一下冻红的耳朵，问，大光，有什么吃的吗？我还没有吃饭。经她一提醒，我想起原来我们也还没有吃饭，就吩咐小北到外面的食品店里买回一些现成的东西：一只烧鸡、一个沙丁鱼罐头、两瓶啤酒。安苹把两瓶啤酒都拿在手里，非常老练地利用两个酒瓶盖的压力作用启开了一瓶酒，然后把啤酒倒进三个杯子里，说，来，为我们的相识干杯。说着，将满满一杯啤酒一饮而尽。那一晚，我们没有想到一个美丽的姑娘居然有这样大的酒量——在两瓶啤酒很快喝光之后，小北只好又出去一趟，又买回一只烧鸡，一个沙丁鱼罐头，而啤酒则是整整一捆，计十二瓶。
　　 喝着喝着，我看到安苹兴奋得两眼放出了光芒，她使劲儿拍了拍自己丰满的胸脯，说，大光，今后沙龙活动的一切费用我一个人包了。说着，她的舌头开始打弯了，我他妈、长这么大，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放……放松过！我就像是到了自己的家里。
　　 大光，你做了一件大、大好事。
　　 然后，安苹干脆用酒瓶喝了起来，把嘴上的口红稀释得一干二净。小北则一个劲地朝她竖大拇指，赞道：好酒量。嗯，大姐好酒量哇。
　　 事已至此，我忍不住皱了皱眉头，心中蒙上一层淡淡的阴影。我开始隐隐地担心了，我担心我们今晚迎接的不是一位艺术女神而是一位擅长豪饮的侠客。
　　 苏芒是在安苹报名的第二天找到我那间偏僻的小屋的。像许多年轻的艺术家一样，他留着一头长长的头发，穿一身破旧的牛仔装。不过他的眼睛看上去极有特点：很黑，很亮，看人时充满温和与明澈。仅此一点，我就有点喜欢他。苏芒简单地作了自我介绍后，从怀里掏出一叠厚厚的诗稿，我翻了翻，竟一下子被吸引了。那真是一些激动人心的诗篇，按理说这样的作者早该被公众认可了，如果赶上机遇，说不定他会像惠特曼或马雅可夫斯基那样流芳百世，或者像泰戈尔那样弄一个诺贝尔奖回来，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争光。而眼下的事实是，我们的苏芒至今仍然默默无闻，这太不公平了。我夸赞着苏芒的诗，他也很兴奋地点着头，一会儿又摇摇头。这么好的诗，应该拿去发表啊，我们怎么以前没听说过你呀？我问。我不是这个城市的。我刚从安宁县来。苏芒涨红着脸，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
　　 我对安宁县所知不多，只听说那是一个全省有名的穷县，离省城约三百华里左右。
　　 苏芒说他是到省城给母亲看病来的，很偶然地从医院大门口看到了成立“新月沙龙”的广告，就满怀好奇地找来了，还说他是冲着“新月”二字而来，它让人联想起泰戈尔的名著《新月集》——在深蓝无边的夜空中，镶钳着一弯镰刀似的新月，春天就要来临，大地布满草香……啊，多么幽远美丽的意境啊！听着苏芒喃喃自语似的朗诵，我们被感染了，我们对苏芒说“新月沙龙”就是为他这样的人开办的，我们要为一些高贵而纯粹的心灵提供对话的场所。苏芒很激动，说没想到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居然找到自己的知音了。苏芒坐了一会儿，就准备离开了，他说他的母亲还在医院里，他要回去给母亲做饭。临走时，小北把一个签名簿递给他，说苏芒，你也签个名吧，我们会与你联系的。苏芒接过签名簿，写了自己的名字和地址，他告诉我们说他目前与母亲在郊区租了一间很便宜的房子居住，如果我们若想找到他的话可以打电话给他的房东，他的房东是一个在劳改农场干了整整一生的男人，前额上有一块明亮的刀疤。他退休后开了一个小杂货店，还装了一部公用电话。当然，我每接一次电话他就会多收我五角钱，从月底的房租中一并扣除。苏芒说着，一边用欣赏的目光自下而上地翻阅着签名簿，短短两天，那上面又多了一些自命不凡的名字了：泽泽、龙龙、许剑、小岛、黑丫、白米……翻着翻着，苏芒的目光突然凝滞不动了，他脱口而出：安苹？
　　 透过苏芒吃惊的表情，我想苏芒大概和安苹有过什么瓜葛。若真那样，我们的“新月沙龙”可就有好戏看了。
　　 一个星期以后，我们的“新月沙龙”在著名的金碗大酒店向全市人民正式宣告成立。那一天，我惊讶地发现金碗大酒店的一楼大厅里人头攒动，新闻记者、电视摄像、镁光灯和各种噪音交织在一起。大理石柱之间悬挂着千篇一律可想而知的大幅标语。这一切都是安苹一手操办的，为了搞好这项活动，她慷慨解囊，出资两万余元。我问她你一个穷学生，钱从何来？她有些生气地说我是学生不假，但你最好懂点礼貌把“穷”字去掉，明白了吗？我只好老实地点头回答，明白了。安苹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大光，你等着瞧吧，下次搞活动我可以把王朔和贾平凹都给你请来。她分配给我的任务仅有一项：宣读来宾名单。长长的来宾名单让我足足宣读了将近二十分钟，大多是本市的作家、记者和编辑。还有一些口衔烟斗油头粉面来历不明的人。他们纷纷坐在沙发里，说笑、调情、喝茶、吃水果，每人腋下都夹着一份价值不菲的纪念品。待一切程序进行完毕，我看到一位满脸粉刺疙瘩的电视台记者扛着摄像机追得安苹团团转。安苹今天打扮得恰到好处，既不过艳又不过媚，像中央电视台某个最受欢迎的节目主持人悄悄靠拢着，显然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只见她面对摄像机侃侃而谈，表情自如，偶尔还猫一样吐一下舌头做个可爱的小鬼脸。当记者问她作为一名大学生，怎么想起要搞一个这样高品位的沙龙活动的呢？是否有意识地在向当前一些媚俗文化挑战？这个问题嘛……安苹支吾了一下，目光开始往人群中搜索起来，最后将光焦聚集到我的身上，我想躲开，可已来不及了。她立即把手悠雅地一挥--这个问题你去问我的合伙人吧！哎，大光，大光，快过来一下，记者要采访你。我犹豫着步子不肯前行实在是事出有因，不为别的，与安苹相比，我的口才太差了，即便有满腹经伦可一到了嘴边上就只剩下了声带的颤抖，一句成个的话也说不出来了，更何况我从未面对过神秘的摄像机说话。所以无论记者怎样折腾，失败是注定的，他录下的只能是我一头明亮的虚汗罢了。终于，我看到那位头戴一顶黑色“导演帽”的记者在皱了皱眉头之后脸上露出一副鄙夷的神情，他放下肩上的摄像机，说，算了算了，我干了这么多年记者，像老兄你这样的还是头一回见到，也算我今天开了眼界。嗯，这样吧，在节目播出时提提你的名字好啦。说着，就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绿颜色的小本本，用牙咬开圆珠笔帽，歪着头，用一种审案子似的口吻道，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我说我叫大光，今年二十六岁，还没有结婚，也没有女朋友，目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不耐烦地打断了我的话，你只说名字就可以了，我不是让你做征婚广告。然后刷刷几笔记下了我的名字，又画蛇添足地问，大，大小的大，那么光呢，光是哪个光？我脱口而出，光腚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