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库切】
　　 等待库切。有人在引颈张望。中国现代文学馆里，人们进进出出，媒体摆好了架势，摄像镜头仿佛大炮在等待猎物。——来了，他来了。小小的混乱骚动以后，大家屏息相待。来了，他真的来了。中国、澳大利亚作家代表团昂然阔步进了会场。他沉默着，并无笑容，或许说，没有什么表情。他的穿着一开始就让女士惊呼：他好帅！黑色小皮衣，白衬衫，牛仔裤，旅行包随意搭在左肩膀，一头银白的头发，他似乎仍在流浪孤苦中，尘埃满面，只是一不小心误入到了这个人声鼎沸的地方。他们在说些什么，欢呼些什么，好像都与他无关。他是在异乡，与生俱来的局外感和孤独感袭卷了他的内心，他有些局促、不安。他回到了敏感的少年时代。
　　 我见过他十一岁那年的照片：羞涩的笑容，阳光斜照在他瘦削脸庞上，小雀斑，淡淡的忧郁、迷茫的表情，有树叶斑驳的影子。“想到要成为一个南非布尔少年：剃着光头，不穿鞋，他就觉得恐惧。那种感觉就像被打入监狱，一种毫无隐私的生活。”从十一岁至七十三岁，时间维度无论拉得有多长，人的基本情态是有惊人的相似度。他走在时间的河流里，伸出两只手，拼命推拒这个世界的喧嚣。
　　 第二次中国－澳大利亚文学论坛首场就是让他来主持。徐小斌和卡斯特罗探究“文学的传统与现代性”。面对话筒，面对频频闪现的镁光灯，面对黑压压人群，他开始了既定的程序。只是，一口痰卡住了喉咙，他有些紧张，“Execuseme”,说得小心翼翼，那句英文像一个滑音，偷偷地溜入他的喉间。他拧开小塑料瓶，喝了口矿泉水，继续。他还原给我们的是大师那种极其朴素的谦逊。很少人注意到他与生俱来的孤独感，他们仍沉醉在领略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风采的精神狂欢里，已经有人在发微博，不可遏制地进行抒情。
　　 两位主讲人结束了话题。自由提问时间。有一些小小的冷场。他作为主持人，挠挠头，提出了“大学怎样保留文学传统以防止文学灭亡，怎样解决大学教纲和经典阅读之间的冲突”的问题。他游荡在开普敦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阿德莱德大学。谁也不会料到，他曾经是一个彻底的理科生，电脑工程师的职业让他对这眼花缭乱的世界感到无所适从，煎熬，是的，他一直在煎熬中，直到他转身成了一个文艺工作者，成为大学里的文学教师，浸淫于写小说同时开始进行文学评论。在《异乡人的国度》、《内心活动》批评文论中，他的优雅风度完美体现出来了，他把里尔克、卡夫卡、博尔赫斯、本雅明、福克纳、贝娄等等作家亲切地拉到我们眼前，从而审视哲学家胡塞尔所称的“欧洲人文危机”文学余震。
　　 好吧，我思绪游离得太远——我得回到当下的库切状态。第一场探讨结束，休息。已经有人冲上前去请求签名。苹果手机把签名内容一拍，即刻又能发微博。4月2日，中国大大小小的报纸都在关注莫言和库切两位诺奖大师。再直接一点说，这一日，甚至可以成为库切日了。他应该是不会意识和领悟到。他无可奈何拿起笔，签名，写了十几本，又有几十本书眼巴巴等在后面。直到有中方作家前来制止了粉丝们的行动。疲惫，我已瞅见了他作为流散者矛盾复杂的疲惫感。他抓起他的行囊，黑色的双肩背包，返身就要走入苍茫的旷野中。
　　 【异乡人】
　　 “没关系，他到了伦敦。”
　　 在第二部自传体小说《青春》中，库切用了这样一句话。南非的童年生活，让他过早地陷入了青春期的痛苦和迷茫。父亲债务缠身，一步步走向酒精和绝望；母亲独立温婉，却终究承受不了丈夫与儿子莫名其妙的打击。库切在双重文化夹缝中双眉紧锁，愁云无以消逝，也许此刻，写作成了他唯一释放的空间。“如果不写作，我会感到压抑。”
　　 他悄无声息地来到英国，期望找到回家的感觉。
　　 “家是什么？让我告诉你我认为家是什么。一只鸽子有家，一只蜜蜂有家，英国人大概有家。但是我只有住所，住的地方。这里——这套房子，或者这个国家，只是我住的地方。对于我，‘家’太神秘了。”
　　 库切想要寻根，但现实击毁了他的梦想。朝九晚五的电脑公司职员工作化解不了他精神上的迷惘。他愈加痛苦：真正的家园到底在何方？故乡在哪里？他所热衷的艺术追求究竟如何实现？萧瑟凄冷的英国街头，库切徘徊着。他和母亲、弟弟在伦敦的一张合影，隐约告诉了我他内心的凄惶——母亲抱着猫，弟弟和他长得很像，有淡淡的笑意，库切竖着衣领，衣领遮住了半张脸，冷峻又哀伤。
　　 他辗转又移民去了美国，想在这个自由多样化的国家找到文学的归属感，却很反讽性被拒签绿卡。局外人——南非、英国、美国一致把他当成了局外人，他陷入了更深层次的孤独感，而此时，对贝克特的戏剧研究，让他从死胡同中挣扎着跑了出来。
　　 荒诞的真实，绝望的幻想，永远与人类同在。
　　 2006年3月6日，库切宣誓成为了澳大利亚公民。
　　 中国现代文学馆会场，有人提问，“您认为您在澳大利亚拥有怎样的文学地位？”他轻巧地跳过了这个问题，就像我们玩纸牌斗地主游戏时，轻轻说了声：“过”。
　　
　　 【库切与他的人】
　　 读库切的第一本小说是《耻》。译林出版社。书购于2008年3月。暮春时节，还有点微寒。我与他的人——五十二岁大学教授卢里相识了。卢里招妓，却产生了热望，想了解眼前这妓女的生活，对电话里从未见面妓女的丈夫，心头涌起了妒意。故事就是这样拉开了帷幕。在苏州新华书店一楼书架旁我站着一口气读完了小说第一章。几乎不加藻饰、令人心怵的笔调排铺开来，我深吸了一口气，这太切合我阅读的小说气场了。卢里教授又陷入了勾引女生并与之发生性关系的丑闻——“篡越”事件不断发生，矛盾、冲突纠缠着卢里教授。他真正面临了南非殖民者后裔的尴尬处境与命运。最终，他放弃了“拯救”一条终将一死的狗的生命的企图。
　　 我牵着卢里教授的手，我为他什么也做不了。沏一壶咖啡，还是帮他找到和女儿调和的机会？省省吧，他只能在农村诊所里帮忙做狗的阉割手术。充满了隐喻、反讽的生活让他尝尽了痛苦和绝望。人无法绕开历史，殖民主义消退后伤痛仍是留在各个角落。库切撕开了面具，把最真实的人性坦露在我的眼前，他寡淡的神情在微寒中没有什么表示。——我惊诧、讶异，很快陷入了小说创作的迷潭。
　　 08年底，我循着库切的气息，开始创作《去做最幸福的人》，现实中的父亲和小说中的耿土元不断交叉重复。他时而沉默，时而激情，时而兴冲冲，时而像被霜打过的茄子完全蔫了。他孤独的个体在现实里冲锋陷阵，迎来的却是误解和讥讽。谁能耐下性子听一个老年人不常态的心灵陈述？
　　 库切反剪着双手。他在林中路等我。《内陆深处》，以絮絮叨叨濒临疯狂之态叙述了主人公内心深处的话语。我应该是能有所领悟的，创作中篇小说《猜猜我是谁》——猜，猜猜看，我是谁？电话里的我究竟是谁——令人生厌的电话，幻想与现实交错，女主人公走入了自我的绝境之地。
　　 库切与他的人。他最终选择了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这位女性几乎成了他的代言人，她有胆量与整个西方文明传统叫板，而且绝不退步。那个春天的下午，中国现代文学馆，库切朗诵了《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八堂课》中第一章：现实主义。他站得笔直，仍是黑皮夹克，眼神忧郁，英语纯正。从南非移居到英国、美国，最终栖息于澳大利亚的英语，闪着银色的光泽。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倾尽力量，用耳朵去捕捉一个又一个从库切嘴巴里不断蹦出的单词。
　　
　　 【轶事】
　　 库切说，诺贝尔文学奖是人的选择，并不一定客观公正，尤其是早期，评委会选的都是与诺贝尔世界观相同的人，前期受政治影响的成分也不少。
　　 隔壁邻座另一位诺奖得主莫言，烦心事更多一点，他说诺贝尔文学奖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世态人情，也照出了真正的我和被哈哈镜化的我。他拜托各位媒体不要去找他，也不要到他老家高密去找，他只想尽快回到书桌前。
　　 库切带着耳麦，听着被翻译了的莫言心声，点点头，表示同情。
　　 我终于逮到机会，近距离拍摄了库切。中澳论坛最后一场，他右挎黑色背包，手上拿着瓶矿泉水走近。他在这儿，好像又不在这儿。他的灵魂在游荡着。陌生的语境，永远是异乡人的感觉。伊沃.印迪克和他打招呼，他侧转过来，倾听，难得的笑容更具有怀旧的味道——我调准焦距连拍。玻璃镜片、皱纹、修剪齐整的一茬白胡子、巴赫的复调，都浓缩在影像中了。
　　 当日下午，他在鲁迅文学院学员宿舍参观，闻到了中国茶的味道。当青瓷杯盛着乌龙茶，递到库切的指尖时，他拱着身子，一饮而尽，连喝两杯，然后握着女学员的手，激动地说：“thankyou.”
　　 库切新作《耶稣的童年》，在中国推出，与英文版几乎全球同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