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确切地说出我那时是几岁，大概是四岁多吧，因为我妈有一天说：“小丫能分出倒正了，今天鞋没穿反。”（我的外孙，他在三岁半的时候总是把鞋反着穿，进了四岁，一下子就能分清左右了，再没有穿反过鞋。）
　　 在风箱“呱嗒呱嗒”的声响中，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满屋的饭香气味让我醒来了，然后耍一会儿赖，哭哭咧咧叫嚷着，要喝糖水或者要听故事，不要穿衣服。我爷进来治住了我，他朝我屁股上拍一巴掌，再教给我一两句唐诗，我也就不再赖了。
　　 早饭后的家里安静，我爷出去遛弯儿，我姐拿上皮筋或者羊骨头节找她一般大的女孩玩去了，我妈收拾完厨房，开始做她的手工活儿——给针织厂缝袜尖。她把两个断端都拆下来两行，露出整齐的针套，趁着整齐把那些针套一对一的缝上。拆下来的线先捋在一边，等缝完了所有针套，才把它们连接上缠成团，预备给我们织袜子和坎肩。这个时候没人搭理我，我就在一旁捣乱，把她缠好的线团拆开，把捋在一边的线头弄乱，我妈烦了，就会说：“去吧！拿上木头碗，上门口去等着卖毛粉的来！”
　　 我一下子高兴起来，到厨房找到那个木头碗，踢踢踏踏出门去了，身后有我妈的声音：“把碗扣在门洞的石桌上！”“别把碗弄脏了！”听着这些叮嘱的时候，我早已跑过曲里拐弯的里院，下了二门外的台阶。
　　 这里叫新生街，它不是一条大街，只是个胡同罢了。刚过了早晨，上班的人们已经走出去了，唠闲嗑的婶子大娘们还没有出来，这会儿是难得的清净，门口只有同院的小荣姐背着她胖弟弟玩，她揽着那个胖男孩的腿弯，仰头看天上飞的鸽子，鸽子在天上转一圈，她跟着在地上转一圈。
　　 坐在大门槛上等好半天，才听见一辆毛驴车的声音，驴蹄子踩着碎乱的点儿，一步一步朝这里走来了。那毛驴瘦小，烟黑色，白眼圈，它拉着的车可比它大多了，车上有个大木桶，还坐着个胖大的老太婆。每一次都替毛驴的小身板担心，毛驴却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在我看来，老太婆和她的毛驴车比我爷讲的故事还神秘，她们是从哪里来的，在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她和她的毛驴都干了些什么，过着怎样的日子，……那个大木桶，比我家门窗的颜色老气多了，桶沿像大门槛一样凹凸不齐，别是已经得了仙气吧，还有那个一声不响的毛驴，它会怎样看我们这些围着它的孩子？
　　 老太婆个子高大，腰身抵得上我妈两个粗，她的动作慢吞吞的，把驴车挨近电线杆子停好，把缰绳栓到电线杆上，有时还从车上拿下个袋子来，一折一折挽下袋口，搁在毛驴的嘴巴底下，让它吃里面的草节。做这些事的时候，间或还要吆喝两声“毛……粉……儿！”
　　 我不喜欢这个老太婆，她的手脸粗黑，眼睛总是不高兴的样子，眼皮很厚，眼角往下耷拉着，下嘴唇挺长还往外翻，像是有些不满和埋怨的意思。现在猜测起来，她这样吊着脸，或许是时刻准备着拒绝那些大娘们的讨价还价？或许是想堵住那个有些讲究的婶子的嘴巴？也或许，真是对每天这样沿街叫卖的日子疲惫了？不得而知。
　　 她就是这么一副面相。但是买主来了，她总是很和气，像她那个年岁的老太太一样，甚至可说是慈祥。她站上车排子去盛毛粉，嘴里跟人拉着家常话，“嗨！看你孙子，几天没见又吃胖了。”“妹子，身上的花大袄咋这好看啊！”买主递钱给她，她也会突然地咧开嘴笑笑。
　　 轮到我了，我踮着脚把碗举到她手里，她搅搅桶里的毛粉，再接连舀上两铁勺，然后把铁勺放在桶沿上，两只手捧着碗递给我。她的身子探得很低，把碗放在我手里以后慢慢缩回，一边还对我说一句：“丫头，慢慢走，别摔了。”
　　 我捧着碗回家，从我妈手里接过一张绿色的二分钱纸票，给老太婆送回去。
　　 我喜欢那个毛驴，它个子小，对我没有威慑，我敢在它跟前近距离地看它，甚至举起手来试探着摸摸它。它的眼睛里映出我的脸，那双大眼睛多亮啊，还是个双眼皮的！趁着老太婆正忙着，我偷偷拿了两个草节，搁到嘴里悄悄地嚼，可是嚼不动。
　　 偶尔有一回，小毛驴的眼光哑了，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似乎它心里的不痛快，要比拉的车沉重得多。有个婶子问老太婆：“驴咋不精神啦？有病了吧？”
　　 老太婆说：“呵呵，反群了，这两天正闹腾……”没等我琢磨反群是怎么回事，它就“啊……啊……啊……”地拉着长声叫起来，它的叫声太大了，惊得鸟儿从电线上往天上钻，我们几个孩子也吓得鸟儿一样跑散，跑出几步回头看看，没有什么危险，就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看看没人买了，老太婆会赶驴车到别处去卖，在开始离开的时候她会叫卖几声，她的吆喝声很单调，没有什么变化，总是那三个字：“毛……粉……儿……”那头驴的脚步也总是那样悠悠然然，一步四个脚印走在踩过多少年的泥路上，一步一步走出新生街，往左拐向中学街，先是驴看不见了，然后木桶和老太婆也消失在我的眼里。
　　 如今我每一次走过那片繁华的街头，都会仔细辨认着原先新生街的方位，总希望拐过某一处楼角，忽然听见一声悠长的吆喝“毛……粉……儿……”，然后看见一个粗笨的身影赶着她的毛驴车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