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说父爱如山，可惜我七岁丧父，因而对父亲的印象并不十分深刻。倒是感觉二位哥哥就像是父亲一样。因为从我记事起一家五口全靠他俩给人家帮工赚钱，协助母亲艰难度日。
　　 我十几岁时，二哥结婚后自立门户，姐姐出嫁，家中就只剩下母亲、大哥和我三人相依为命。
　　 刚解放时，大哥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先是一般的办事人员，接着先后担任过附近几个乡的乡长。在他担任姜村乡乡长的那个冬天，母亲去乡政府帮“工作同志”（当时老百姓就这样称呼上面来的干部）烧饭，我也就常常到乡政府去看望大哥，他一天忙到晚，基本上没有坐下来的时候，总是穿着一件黑色的棉大衣，背着一支三八步枪，匆匆地进进出出，一个村一个村地走门串户发动群众。那时他的工资是每个月一百二十斤大米，每次下村时手里总提着一小袋米，在谁家吃饭就把米留在谁家，再给那家二千元（相当于现在的二角）人民币作为菜金，贫雇农是很欢迎工作同志到家里吃饭的，因为这是一种荣耀。而作为乡干部，他心里想的就是替穷人办事，自己的家属是一点也没有优待的，我母亲经常开玩笑说：“军工烈属，乡干部轧出。”我大哥任劳任怨地当了好几年乡长，如果问他为了什么？一句话；为人民服务！为了穷人翻身做主人，为了大家分田地过好日子。我常常跟在他身边一起下村，大冷的天，他就将我裹在他的大衣里，因为我俩年龄差得太多（他大我十八岁），人们经常以为我就是他的儿子。
　　 村里的互助组转成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大哥回乡了。我二哥是合作社的社主任，我记得我们的社名是“联益社”，大哥就担任会计，记记工，算算帐。后来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又变成了人民公社，大哥先后担任过食堂会计和大队会计，还服从组织分配离开老家去过莫枝公社的郑隘、光辉等大队干了好多年。最后又回到柴家大队担任生产队会计直到改革开放，分田到户。
　　 大哥担任了那么多年的会计，对待工作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丝不苟，总是为了账面上的一、二分钱的差错反复核算到深更半夜，我就经常被滴滴答答的算盘声从梦中惊醒。他本来体质就不好，再加上经常熬夜，所以老是头疼，总是一包接着一包吞“头痛粉”.母亲经常劝他，不要太劳累，慢慢来；我也不理解就那么一分二分甚至几厘钱，凑乎一下蒙混过关不就过去了。可大哥说，别看一点点小差错，说不定里边隐藏着大问题，这可是社员们的血汗钱，千万马虎不得。
　　 在那个绝对凭力气挣钱的年代，大哥由于体弱多病，虽然技术活干得不错，可是肩挑背扛的重活就比不上别人啦，所谓“拳头大做阿哥，喉咙胖做大王”，在生产队，力气小的、循规滔距不会强词夺理的老实人处处吃亏，工分的级头就高不了，因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结果总是收入甚微，只够勉强糊口。可是对于妈妈、姐姐和我，他却是竭尽全力尽他作为长子、长兄的职责。很长一段时间，母亲一直和他生活在一起，由他负责饮食起居，悉心照顾；“三年自然灾害”公社化大食堂时，人人都为吃不饱而发愁，虽然大哥是食堂会计，也只能凭票吃饭，不过说实在话，总比一般的社员好多了。自己吃饱了，他也没有忘记我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把省下来的干点心积起来摸黑步行十多里地，去送给为吃不饱饭而操心的姐姐，因为姐夫是壮劳力，饭量特别大，家中又有很多小男孩，能吃饱饭是他们的最大愿望。外甥们有时还会到大哥家来住上几天，大哥也是竭尽所有热情地招待他们。而他自己却省吃俭用，将积聚下来的钱资助我读完高中。
　　 由于既要照顾老母亲，又得资助我读书，既没有房子家具，再加上囊中羞涩，大哥一直没有成家。到了三十六岁好不容易结婚成亲。大嫂是一位丈夫亡故的不幸女人，和大哥结婚时膝下已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儿，当时大哥是大队的助理会计，大嫂虽然身强力壮，两个人要养活一家七口（其中还有我妈妈）实在是非常艰苦的。幸亏大嫂也是一个吃得起大苦的劳动妇女，夫妻俩苦苦支撑着这个家。后来，他们又先后生下了二个儿子。我的小侄子出生以后，大嫂原先的子女们一个个慢慢长大成人。大哥领着他自己的大儿子将户口迁回了我们自己的大队，而大嫂一则因为要照顾她原先的子女，二则当时的户口迁移有种种限制，因而没有随大哥一起回来，只是留下了襁褓之中的小儿子。长期的两地分居，她俩的夫妻关系已是名存实亡。而我的大哥还是隔三岔五地去看望大嫂他们，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大哥不但在生活上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心，而且还是我的精神支柱，特别是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是他给了我咬牙挺过来的勇气。当时我们三兄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二哥是党支部书记，大哥是会计、我是教师。按当时的说法我们掌握了大队的“党政财文”大权，是“三家村”，是当权派就得打倒）最严重的要算是我。先是“清除”出教师队伍下放种田，再是罗织种种罪名让群众专政“隔离审查”，最后还被“无产阶级专政”投进了“人民监狱”，莫须有的罪名，罪恶滔天，“罪该万死”。在这期间，亲人不能相见，朋友避而远之，有理无处讲，有冤无处申，真可谓叫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有很多次我都想一死了之。只有大哥他趁着送饭的机会给我传递一张张小纸条，要我咬牙挺住；在监狱羁押的半年里，大哥趁接济的机会，在被子里夹带进纸张让我写申诉材料，夹带进母亲烧制的鸭肉干、炒米粉让我抵饥。我写的材料偷偷夹带出去经过他的抄写，再由他一份份投向各级部门，在他的大力帮助下，才使我的冤情真相大白。要知道，他这样做在当时该冒多大的风险！
　　 我结婚以后，大哥父子俩省吃俭用买下了一间旧楼房。没想到却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之中。因为对方在地方政府里有点权势，官司打得十分艰难，当时他俩又没有房子住，搬东搬西，居无定所，最后我的老婆就让他们和我们一起住，我和大哥一起一遍遍地赶写上诉材料，发往县、地区、省的各级法院，最后一直写到中央。反反复复，终于胜诉。那时候没有复印，弟兄俩只得用手抄，有几份还是好心人给我们拍的影印件。
　　 如今大哥已是耄耋之年，我这小弟弟也已年逾古稀，这一路互相搀扶走过的风霜雨雪、崎岖坎坷，体味的世事沧桑、人情冷暖已成过眼云烟，唯有兄弟之情，胜过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