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觉得我是美的，更多的时候觉得我不美。老师也不会认为我是美的。在我爸的眼里，考不上大学怎么也不会美，也许是社会的垃圾。其实，我爸已经把我当垃圾看了。有的老师也这么看我，我还是个学生，就已经是垃圾了吗？我很不服气。不服气！不服气！不服气！”——这是一位初中毕业生的内心独白，他的名字叫张冲。当我在著名“鬼才”作家杨争光的长篇新作《少年张冲六章》中面对张冲那发人深思的反抗之语时，内心所受到的强烈刺激与震撼是不言而喻的。“少年不识愁滋味”，而张冲，这位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乡村少年，身上却负荷了太多的苦闷与烦愁。在我看来，他不过是今日千千万万个中国少年成长路上的一个缩影：家长、学校、社会对其寄予厚望的同时，又以“爱”的名义将他们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最终，念不好书的“问题学生”张冲成了少年犯。“问题学生”成为少年犯，这似乎是当下中国普遍存在的思维逻辑与社会语境。一味将张冲的失足简单归结于中国教育的失败未免以偏概全，但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教育的积重难返，已成不争事实。因此，在这部忧思甚广的作品里，杨争光试图以小说为利刃，解剖中国教育积弊，并带给我们一个深沉而迫切的问题：怎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健康成长？
　　 我以为，想要轻松地回答这个问题并非易事——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步履维艰中即可窥探一二。不得不正视的现实是，在绝大多数家长眼里，甭管什么教育，能让孩子考上大学的教育就是好教育；在绝大多数老师眼里，甭管什么学生，能考出高分数的学生就是好学生。久而久之，我们的学校里只有两种学生：学习好的和学习不好的。以现在不成文的评判标准，学习好的学生也就是好学生，学习不好的学生就是坏学生，时髦的说法叫“问题学生”。就如小说主人公张冲所言：“父母嘴上说打你们骂你们是爱你们，其实心里爱的是大学。爱的是考上大学的学生。学习不好考不上大学的学生好像不是人一样，自己的父母也瞧不上，很鄙视。”家长如此，老师的态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老师比父母更势利。也偏爱学习好的学生。学习好的学生能考上高分么，能提高升学率么，能让老师光彩么，能多发奖金么。看我们这些问题学生不用正眼，用正眼也是装的，说话连讽刺带挖苦，有时还侮辱。老师教学生要有爱心，爱心在哪？都给学习好的学生了。”“学生在老师眼里只是学生，不是人，是学习的机器。”小说对于中国教育现状的揭示，无疑带有普遍性和真实性。不幸的是，少年张冲成为“问题学生”中的一员。于是，在父亲张红旗眼里，“他不是我毬日下的”。因为对张红旗来说，张冲就是他的全部希望。他唯一念叨也只想关心的是张冲必须好好读书考大学，其他的任何问题都不是问题。为此，他甚至带着尚在读小学一年级的张冲，到同村的陈大家里去感受他那考上大学又考上研究生的儿子多么有出息。然而，杨红旗的希望落空了，儿子张冲并没有朝着他的预期发展。戴耳环、抽烟、上网吧，不好好念书……张冲的这些行为无形中成了张红旗的心病和隐痛。对此他的解决办法是“棍棒教育”：吊在门框上、拴在牛槽里、随意殴打辱骂……由此造成的结果是适得其反的，张冲变得越来越叛逆，并一步步走向了人生的不归路。于是，当张冲成了少年犯之后，放电影的张红旗经常会陷入沉思，问他想啥呢？他就会说：“谁想整谁了就给他当儿子去。”问他这话是啥意思？他说：“无期徒刑么，你想去。”
　　 小说中写到，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张冲是喜欢学习的，二年级的时候也还喜欢学习。后来，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就不爱念书了。其实，我们生活周围类似张冲这种经历的学生并不少见。并非他们天资愚钝，而是承受的压力实在太大、承载的希望实在太厚罢了。透过少年张冲的成长轨迹，我分明看到了一个民族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焦虑，潜藏于这种困境和焦虑背后的，则是一个民族逐渐畸变的文化基因和思想意识。几千年来，中国的教育传统告诉我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我们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我们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要做闪光的螺丝钉。做精英。做“人中龙”。尽管我们知道，精英和“人中龙”永远是少数，但历史和现实永远也扑不灭我们的幻想：我们也许可以挤进去，甚至，我们必须挤进去，成为其中的一员。为此，“我们做困兽斗，愈斗愈烈，愈斗愈惨，最终还要拉进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生命的延续，最终的希望。”然而，倘若仅仅将《少年张冲六章》看成是反映当下中国教育问题的小说，我以为是远远不够的。杨争光自己也坦言，没想把《少年张冲六章》写成一本社会问题小说。“我要的是：提起树苗，连泥带水拔出它的根须，看看有什么样的泥水，什么样的根须，枝条和叶片上吸收的是什么样的阳光和空气。”尽管小说直接面对和切入的是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的教育，但“少年张冲青涩的形象里，纠缠和埋伏着苍老的根系，盘根错节，复杂纷纭。我说的就是他成长的土壤。除了土壤，还有空气。”土壤没有提供让他们健康成长的足够养分，空气让他们在悄无声息中窒息。家长希望他们成龙，学校希望他们成凤，社会希望他们成才，唯独忽视了让他们成“人”。我们的潜意识早已习惯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也将人生的“成功”过于简单化和功利化。在这种充满功利的土壤和空气中，有人说：“我家孩子天生就是念书的材料，不用大人操心费神，人家一路顺风，一直顺到大学里去了，还是重点大学。成功了。”也有人说：“我家孩子天生不爱念书，就是送到天堂里的学校去，让孔子当老师，也念不好。坏话好话啥话都说尽了，打呀骂呀啥手段都使了，还是个念不好，没法成功。”有人说：“我家孩子念书时好时坏，大人操不尽的心，请家教报各种强化班，这才赶上去了，考上了大学，终于成功了。”也有人说：“我家孩子，学习成绩一直居中不上，也请家教了报各种班了，最终还是个不成功，没考上。”在所有人眼中，成功与否就只归结到一点：能否考上大学。小说中，姨父王树国对张冲“娃是好娃就是不爱念书”的评价，即为现实中大多数家长对张冲一类孩子态度的真实写照。我们总是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挂在门面上，但那是针对别人家的孩子而言，一旦不爱读书的孩子出在自个家，话便一定不会说得那么理直气壮心平气和了，嘴上尽管说着，却又总感觉说得心虚气短，仿佛孩子不爱读书或不会读书是自己生活的污点，进而是人生的失败。对此，杨争光在《少年张冲六章》中有着入木三分却又迥然有异的剖析：“父母把自己搞得很辛苦，好像故意做给孩子看，自虐一样，很变态，然后说：都是为了你啊！……父母就这么压孩子，让孩子整天觉得自己像个罪人一样。念不好书就更是罪人了。”而为了让孩子能够好好念书，今天的家长们惯常使用的是“瞪眼”和“献媚”两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在作者杨争光看来，“瞪眼”和“献媚”都是奴才的脾性。但我们是以爱的名义。也许，我们首先做了自己的奴才，然后才是别人的，公众的，秩序的——对这一看法我深以为然。
　　 尤为重要的是，在孩子们成长的土壤和呼吸的空气中，除了父母，学校和社会同样充当了施压的角色。我们总是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将自己未了的心愿、未尽的义务、未达的目标……一股脑地堆积到孩子们头上。孩子们幼小的心灵怎堪如此重负？仅有的一点天真和纯洁也早就因为这些过重的负荷消失殆尽。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是一回事，社会现实则是另一回事。譬如，关于幸福是什么，孩子们在课文里学到的是“我劳动我幸福”。张冲的父亲张红旗却认为课文里说“我劳动我幸福”是哄傻子的。因为“古往今来最可怜的就是农民，最让人瞧不起的也是农民。我爸说幸福不在村上，幸福在外边，在大城市。”面对今天巨大而无奈的社会现实，谁又能责怪张红旗说得不无一点道理呢？当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人们往往会选择站在现实这边。不错，我们今天的教育理念存在问题，我们太注重于教育所带来的结果而忽略了教育的过程。“人是有个性的，有差异的，依这话做教育，就该‘因人施教’了，或者叫‘因材施教’”。而事实上，几千年前古人就已明白的道理，今天却被许多教师集体无意识地抛弃了。鲁迅在二十世纪初发出的“救救孩子”的那一声呐喊，依然响彻我们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壤和天空。殊不知，“土壤”和“空气”也有着自己的处境和苦衷。小说中的家长张红旗，面对叛逆的儿子张冲，宛如掉进“井”里了，就想把自己弄死在井里算毬了，当自己没活过。因为和张红旗一样的家长们，“顾当下也顾将来的人也是顾着过去的，活自己也顾着自己的先人。还有亲戚，还有朋友，还有邻居，还有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他们都有眼睛，会看的。自己觉着好，别人看着好，埋在土里的先人们当然也好。这才能叫做人。”小说中的教师李勤勤，面对“不爱念书爱掏鸟”的“问题学生”张冲，虽百般无奈却仍然坚持对其进行“思想”改造，自己的孩子快要上小学了，她很矛盾，但还是给孩子报了钢琴班，绘画班，还有英语班。作为教师，她在现实生存和道德理想之间平衡着自己。压力太大的时候，她就告诉自己：我是为了学生好，我在让他们成才。小说中张冲的姨父王树国，也同样少不了活人的难处，他有两块心病，一是钱，二是儿子。儿子文昭和张冲一样，典型的“问题学生”，托人找关系上了高中，非但不好好念书，还让女朋友怀了孕，结果让王树国为儿子付出六百块钱的打胎费而心疼不已。是我们过于溺爱了孩子，还是孩子过于纵容了我们？作为“土壤”和“空气”的我们，一面用“司马光砸缸”、“孔融让梨”的故事教给孩子真善美，另一面却又习惯于歪门邪道、阿谀奉承、尔虞我诈的假丑恶；一面希望孩子的未来充满阳光铺满鲜花布满雨露，另一面却又习惯于明哲保身、虚伪世故、远离高尚；一面教育孩子要“君子坦荡荡”，另一面却又习惯于“小人常戚戚”。不知不觉，我们在与孩子们“猫抓老鼠”的游戏中，成了所谓的“双面人”。我以为，此般情状折射出的，正是我们当下遭遇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焦虑，之所以有这样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焦虑，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少年张冲和我们一样首先不属于他自己，或者，干脆就不属于自己。他属于父母，属于家庭，属于亲人，属于集体，最终，属于祖国和人民。”这是历史原由，这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习惯，张冲无法逃避，我无法逃避，你也无法逃避，只因我们都希望“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作为一部直切我们生命症结的作品，《少年张冲六章》有着一股让人扼腕的疼痛感。小说语言简洁有力，笔调从容清新，故事丰盈独到，结构圆润奇特，整部作品读下来，既让人酣畅淋漓，又引人驻足深思。在杨争光行云流水般的字里行间，我分明听到了他对成长中的少年张冲心灵受到扭曲发出的感叹和唏嘘，我也分明看到了他对民族心理、家庭伦理、教育体制进行的体察和反思，我还分明感觉到了他对我们面临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焦虑进行的追问和突围。在我看来，正是这种反思、追问乃至突围，让《少年张冲六章》获得了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并在由中国小说学会评选的“2010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中成功上榜。人民文学奖如是评价杨争光和这部磨砺五年的作品：“杨争光的写作保持着对生活的警觉和追问。《少年张冲六章》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一个少年的扭曲成长，侧面触及了社会之伤和生活之痛。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曾是张冲，每一个人都可能会有张冲这样的孩子。小说由此进入了这个时代复杂经验中某些纠结的、难以言表的层面，有力地证明了文学对现实作出回应和命名的独特能力。”“对现实作出回应和命名”，这可视为作家肩负的重要使命，就此而言，小说《少年张冲六章》达到了“引起疗救的注意”之目的。但对生活保持警觉和追问的作家杨争光，面对“这个时代复杂经验中某些纠结的、难以言表的层面”，似乎又显得力不从心，在小说中他找到了所有伤痛的根源，却和我们一样难以觅到让伤痛痊愈的良方。遭遇张冲这样一个叛逆者和反抗者，杨争光也并没有为他找到人生的更好出路，故事的结尾，张冲成了剜去公安局副局长一只眼睛的少年犯。这也许和复杂的时代经验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问题学生”似乎只能成为少年犯。除此，我们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结果，如张冲的父亲张红旗所说：“天生的也罢不是天生的也罢，最后都归结到一个字：命。人各有命，都是命的问题。”真的只能如此吗？
　　 我却记住了小说中一位退休老教师生前的忏悔，他是李勤勤的父亲。和张冲交往后的他说：“我当了一辈子教师，明白得太晚了。我很失败。我无法重活一次。我很后悔。我为自己感到羞愧，羞耻……”他把他的痛思，说给了同为教师的女儿：“要善待每一个学生，尤其要善待那些学习不好的学生，不爱念书的学生，我们过去叫‘坏学生’，现在叫‘问题学生’”。倘如此，则无疑是学生之幸、教育之幸、民族之幸、国家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