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在那首著名诗篇《另一只老虎》中宣称：
　　 我们要寻找第三只老虎
　　 这一只，像别的一样
　　 会成为我梦幻的一个形式
　　 人类词语的一种组合
　　 不会是有血有肉的老虎
　　 在神话以外的世界上踩遍大地
　　 许多年过去了，博尔赫斯死了，谁也不知道他是否找到了那只老虎。但他已暗示他要找的“另一只老虎”存在于纸上！它用词语的利爪行走于各种各样的纸页之中！这与我的梦境有相似之处，因为在我的梦中屡屡出现的就是纸老虎。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只要有纸在，它就存在，即便被绞碎成纸浆，也并不影响它的存在方式。因此，你不可能看见它庞大而隐秘的整体，你顶多只能看见它的某一部分，比如它的利齿和尾鞭。
　　 一个词可以杀死人，一个句子可以抹黑一群人！这种情形我们其实并不陌生，只是我们没有把它与纸老虎联系在一起，没有想到那正是它怒目圆睁、无比狰狞之时。同样，我们也没有想过真实的猛虎是如何移居到纸上来的，它们为什么不愿呆在亚细亚大陆的森林里，为什么要在人类文明的纸页上扑咬出血墨喷涌的大窟窿给我们看？
　　 【被杀戮的老虎】
　　 被杀戮的老虎如今只能存活在纸上，在日益高级、奢华的纸上凄惨地活着。它是真实的老虎，热血的老虎，但又是孤绝的、虚无的老虎。它只能沉眠或奔行在纸上，咆哮在那砍伐它所栖身的森林所造的纸上。纸和火药的发明将世界同时带入光明和晦暗，这是持续了数百年并正在延伸的可怕悖论。在宣纸上，所有的泼墨都变成了它淋漓的鲜血；而在相纸上，它那被凌辱的威仪是二十世纪最令我震惊的回光返照之一。1916年新疆虎被剿灭。1937年最后一只巴厘虎被枪杀。1972年爪哇虎掉入灭绝它的陷井。
　　 它是纸质的、可以随手撕碎的老虎。即使它们仍威猛地活着，在武装到牙齿的殖民者和现代人面前也只能是纸老虎。可以断定，最早的有关纸老虎的故事是从杀戮开始的。它不是一个词，也不是一个隐喻，更不是一个政治判断。它从预谋、下套或瞄准开始，经过血淋淋的尸体的过渡，然后再到达纸上。这注定了它们必须再死一次！当它们被无数次优雅地留下墨痕、影迹，并在赞美它们的挽歌中悲惨地活着时，它们再次死掉了。这是怎样一幅虚伪、无耻、必遭报应的强暴逻辑和文化图景。
　　 它让杀戳者及其后代在对象物上看到了人的“本质力量”，从而挑逗起他们血管里的冷血，进而豪情万丈地杀戮森林中可能是最后的那一只。然而，历史的报复并不因极端残酷而丧失了逻辑性：在人类无数次地将“奥斯威辛”强加在动物以及老虎们的种群之后，属于人类自己的“奥斯威辛”时代降临了。在我们哀叹并反思“奥斯威辛”时，却忘记了虎皮曾经围裹在犹太贵族的身上，虎肉曾是殖民地贫民餐桌上的美味，而虎骨一直沉浸在歌吟自然的文人所泡制的酒里。至于宫中太监们何以对虎鞭产生浓厚的兴趣，这不属于本文探讨的范围。如此看来，德国纳粹所制造的“奥斯威辛”绝非偶然，它继续在柬埔寨、乌干达、科索沃、索马里上演更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我更想知道在我生活的皖江流域最后一只老虎的情形。据记载，古代安庆地区老虎很多，多到了它敢到村庄或集镇上“登门造访”。当年梅尧臣在桐城县任主簿期间，一次骑马赶路遭遇了老虎，吓得从马上跌落下来，老虎追马而去，梅尧臣因此捡得一命。他后来作诗记下此事：“我昔桐乡吏，穷出使屡蹑。路险独后来，心危常自怯。下顾云容容，前溪未可涉。半崖风飒然，惊鸟争堕叶。……马行闻虎气，坚耳鼻息协。邀投山家宿，骇汗衣尚浃。”（《初冬坐忆桐城山行》）。梅诗人真是有福，他跟百兽之王终于有了一次亲密接触，只是我不知道他此后是否还喝“虎骨酒”？二十世纪初有一个来安徽传教的美国医生，他后来在自传中追忆说，初到安庆时，“有一次，安庆郊区打死一只老虎，人们把虎肉当作补药拿到街上卖，价格很贵（2美元一磅）。虎肉卖完后，卖肉的又偷偷地把猪肉当作虎肉销售。”（《戴世璜自传》）我敢断定，这就是我要寻找的皖江最后一只华南虎。它死在一百年前的晚清，那时《辛丑条约》刚刚签定不久，安庆所辖各个县的农田因此又增加了田赋杂税，加上连年天灾让百姓流离失所，生不如草。
　　 试想当年（准确的时间是1900年3月）最后一个看见并记载新疆虎的人，也不是中国人，而是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他在罗布泊考察时有两个重大发现——新疆虎和古楼兰遗址，从而震惊了世界。然而，在不到几年的时间里，神秘的新疆虎却灭绝了，再也看不到了。它预示着流过这里的塔里木河也终将干涸。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时，我看到了这样的历史文件：1959年2月，在林业部颁发的批示里，把华南虎划归到与熊、豹、狼同一类有害动物，号召猎人“全力以赴地捕杀”。
　　 纸上的老虎停留在1902年、1937年或1959年的某一天黄昏，可是它能听见日渐孱弱的人类写在纸上的记忆吗？
　　 【从图腾到喻体】
　　 然而在民间，纸老虎并非一个虚拟词，而是植根于近乎图腾崇拜的心理情结之中，并呈现于相应的具象。在我国古代就有迎神祭虎的习俗，老虎一直被视为吉祥、优雅、力量和勇猛的象征，至今仍保留着原始时代祭虎文化的遗迹，诸如湖南土家族的“毛古斯”，云南彝族的“跳虎节”和“虎掌舞”，青海彝族虎图腾舞、土族的“四只虎”等，这些“活化石”残留着远古社会图腾崇拜的文化记忆。而纸老虎正是这种图腾崇拜的产物之一，它在古代是专指风筝上的老虎图案的。在皖省安庆，据张楷《安庆府志》记载，安庆地区“俗信鬼神，好淫祀”，而在所有的鬼神中又最崇拜“山神”。凡升官发财、驱灾避邪、生儿求子都要向它烧香祷告。
　　 何谓“山神”？它既指一种无所不在的隐秘之神，也指有血有肉的山兽之王——老虎，并且前者只有通过后者才能显现神秘和威力。皖江人将老虎的形象彩绘在风筝上，让它们飞到天上去，借此震慑瘟神厉鬼，使之不敢靠近城垣村寨。
　　 在皖省，放风筝往往是在清明时节。那么多“纸老虎”风筝在城垣上空自由飘荡，该是怎样一幅祭拜山神的原始图景？当他们口喊“纸老虎，纸老虎”这个词时，他们对老虎怀着怎样的谦卑之心敬畏之心？那时，天上的老虎符号、地上的百兽之王与人们心中的图腾情结，形成气贯神通、相互呼应的神秘联系，在氤氲烟岚中打成一片圆融。
　　 然而，随着外国势力不断入侵和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国人的生存状况便更加恶化，自然生态也遭到空前破坏。皖江最后一只老虎正是在这个时刻永逝于人们的记忆，图腾情结也随之土崩瓦解，“纸老虎”便退化成了一般风俗。比如孩子戴虎头帽，穿虎头鞋，大人则睡虎头枕，过年在窗上贴老虎剪纸等等。而作为一个喻体和俗词，“纸老虎”也更多地出自皖人的口中和笔下。李鸿章在给曾国藩孙女婿吴永的信里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庚子西狩杂谈》）既然北洋海军是“纸糊的老虎”，那大清王朝只能是“破纸屋”了。清廷大管家说出这等自揭老底的话来，倒是很经典的。
　　 在我看来，第一次公开使用“纸老虎”作出政治论断的不是别人，正是以勇猛著称的皖人陈独秀。1904年，陈独秀为了唤醒国民的爱国意识，在《安徽俗话报》第四期著文揭露和抨击沙俄的侵略行径：“那个腐败的俄鬼，不过是个纸老虎，有什么好畏怯的呢。”将“纸老虎”与沙俄联系起来，再形象不过地戳穿了沙俄色厉内茬的虚弱本质。《安徽俗话报》在当时影响很大，发行达到三千多份，名列全国白话报发行量之首位。在这之后，蔡和森、梁启超、胡适都使用过“纸老虎”作为喻体，用来指称袁世凯或当时的军阀政府。
　　 【纸老虎定律】
　　 从图腾崇拜到喻体贬称，“纸老虎”在二十世纪迅速完成了它的语义演变。但它真正具备强大的杀伤力和双刃性，还必须借助意识形态权力和国家机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早年深受陈独秀影响的毛泽东多次使用“纸老虎”这个喻体。一九四六年八月，他在延安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与陈独秀早年的判断相比较，二者在句式、语意上都有相似之处，但毛泽东将单称判断（“俄鬼”）提升为全称判断（“一切反动派”），无论气势、力度还是涵盖力都不可同日而语。必须承认，在殖民地的政治语境和文化语境中，当反抗者说出这一论断时，具有重要的正面意义，它极大地鼓舞了被压迫民族反抗专制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斗志和决心。
　　 然而，随着反抗者上升为执政者，“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被很快应用到国内“阶级斗争”上来。这一论断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和广延性，它可以指代任何被视为阶级敌人的专政对象。实际上它后来发展成一种潜在的“纸老虎定律”，成了利剑高悬的普天“阳谋”，其指鹿为马的魔力和无所不包的吞噬力，类似宇宙中吞没一切星体和光线的巨大“黑洞”，任何被疯狂的大脑置于对立一方的目标都注定了无法抗辨、在劫难逃的命运。所有的自杀、告密、诬陷、伪证、移花接木、篡改、荒诞推理，无不证实了这个“纸老虎定律”的扭曲性和嗜血性。
　　 那么，在一九四九年旧的“反动派”被打倒后，谁将是国内新的“反动派”呢？郭沫若一九四八年发表《斥反动文艺》一文为此作了注脚，他在文中将萧乾、沈从文、朱光潜指斥为“反动文艺”的代表，“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是我所见到的第一篇明目张胆地指称知识分子为“反动派”的文章。
　　 谁知它竟被其后三十年的历史所验证：“臭老九”、“右派分子”、“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分子”等等都属于“反动派”范畴。仅五十年代，规模较大的政治运动就有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批判电影《武训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三反”和“五反”、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思想运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右派运动等等。这些运动的矛头所指是显而易见的。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大量自杀，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据一位法官亲历者回忆：“‘三反’后听陈毅市长作报告，全市共自杀五百余人，反右自杀者有多少，则不得而知了。”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中，出现《上海市在打虎运动中强打硬仗老虎自杀、翻案现象十分严重》这样的标题就不奇怪了。连陈毅也感到困惑，他在一次广播讲话里说：“我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陈毅看来是真“不懂”，所以他的命运在“文革”中也好不了多少。至于“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沈从文、胡风、邓拓、吴晗、范长江、翦伯赞、熊十力、傅雷、老舍、储安平、顾圣婴、陈梦家、叶以群、周瘦鹃、李广田、顾而已……，就不必说了。
　　 在1968至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据一份“内部”统计材料，仅上海就有“阶级敌人”自杀一万多个。他们身陷“纸老虎定律”中，不得不愤而选择自杀来表达无声的抗议。一篇回忆陈寅恪之死的文章这样写道：“为达到终极目的，致陈氏于死地，‘革命者’心生奇计，先是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至陈宅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双目失明，不辨牛马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不止，惊悚不安，惶惶不可终日。‘革命者’见效果初成，乃加大攻伐力度与强度，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在“战无不胜”的“思想”武装起来的亿万革命群众面前，“纸老虎定律”果然屡试不爽。
　　 在官方话语中，这些抱定“士可杀不可辱”的知识分子，其决绝行为均被定论为“畏罪自杀”，因而“死有余辜”。当时有人对这一提法不满，“在运动中自杀的人，当时都被说成是‘畏罪自杀’，这是很不公平的，应深入调查，如是畏罪，应指出罪在那里，如是畏逼、畏斗自杀的人，政府应恢复其名誉，照顾其家属生活。”（陈新桂：《对过去几阵暴风雨的批评和建议》），这当然是对的，但异议者并不懂得“畏罪自杀”也是专政利剑之一，谁触犯它谁就必遭同样的下场。异议者后来被打成右派是不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