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落地那天，雨，大得离奇。母亲的呻吟落在丰沛的雨里，像一把锯子，在清晨的西屋里，间歇性地切割。其实我只是感到了恐惧，我以为，母亲又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她会不会死？坐在雨季潮湿的门槛上，我托着自己的小脑袋，看着父亲急急的步子，和扯不完的雨线。
　　 那一季的雨水自檐上落下来，发出好听的滴答声。母亲的呻吟，比檐下的雨水更响，比檐下的雨线更长。去往破罡街的道路一派迷茫。破罡街有方圆数里惟一的一个小诊所，天亮的时候，二姐就去了，我不知道二姐是不是在油条的香气里转迷了路，否则，她早就该回来了，医生早就该到了。
　　 二姐带来的医生我似乎见过，那么高大，那么壮硕。这让我隐隐地产生出一种抗拒。但父亲显然是信任他的，我看见父亲始终站在他的身后，笑呵呵地递烟、端茶、送水、拧毛巾，或者说起母亲的疼痛。他的器械陈放在一个幽暗的皮革箱子里，外部的皮革已然剥落，颜色难以分辨。二姐后来便在灶下烧水，突突突的，那些他带来的器械，就被撂进了锅里。那些器械不久就发出欢快的声音，牙关与牙关击打的声音，听上去，脊背泛起阵阵寒意。
　　 而母亲还在呻吟，瞎二娘坐在她的身边，不时地骂着那一年的鬼天气。五娘很快也来了，她的步子甚至是兴高采烈的，裤腿上溅了许多的泥。整个堂屋里很快就扬起了大把的笑声，包括那个医生，也始终是笑着的。他就坐在父亲的对面，像一尊复活的弥勒佛，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一支支香烟。除了瞎二娘，他们似乎都把母亲给忘了，他们都沉浸在盛大的欢愉里，蝙蝠一样悠忽的笑声，不时飞起。
　　 母亲的痛疼持续了一个上午。到得晌午，母亲的呻吟不复是锯子，而更像是一把钝刀，呲呲啦啦地，漫无目标地砍杀在堂屋里。父亲这时候终于有些急了，举杯夹菜之间，显得有些犹疑。五娘也时而不时地望望面色酒红的医生，小声地和二姐嘀咕，直到父亲不放心地停下了筷子，在堂屋和母亲之间来回地奔走了两趟，弥勒佛一样的医生才不情愿地站了起来，踉跄着去往母亲的呻吟里。
　　 父亲跟了上来，五娘也跟了上来，而母亲西屋的门，却怎么也推不开。
　　 父亲面红耳赤地看了看五娘，又一屁股坐了下来。
　　 不大功夫，屋里就传来瞎二娘张皇的喊声，喊声刚落，便是医生的呵斥，母亲断续地呻吟。除了雨点在屋脊上奔跑，在水洼里跳高，堂屋里忽然鸦雀无声，有着死亡般的寂静。我看见父亲和五娘都轻轻地靠近了西屋的门，父亲还破天荒地抽起了烟，劣质的“大前门”有些呛人，父亲显然是在压抑着自己的咳嗽，脸憋得通红。我淹身其中，左边是父亲，右边是五娘，做贼似的，在门外偷听着门内的动静。粗重的呼吸像起落的蝙蝠，倒挂在父亲和五娘的鼻孔，空气紧张而沉闷。
　　 我再次听见了母亲凄厉的喊声，医生的骂声，以及瞎二娘惶恐的哭声。父亲在门外叫着医生的名字（好像叫朱志友），母亲的名字（来香），五娘也跟着叫了起来，比赛似地，一声比一声焦急，一声比一声揪心。我以为母亲可能是要死了，否则他们的态度不会变得这么快，变得比天气都快，像下雨似的，像刮风似的，说来就来。
　　 我坐在雨季潮湿的门槛上，泪水像雨水一样，一下子就从我的眼里，滚落了下来。车福家的老婆、宪文家的老婆、五娘家的二女儿花莲、本根的媳妇，以及老丑和其宝，都前脚撵后脚，往我家的堂屋里开会似的，蜂拥而至。那么多嘈杂的声音很快就把我的哭声给淹没了，母亲的呻吟也被淹没了，只有医生嘶哑而粗鲁的呵斥，像只不肯被驯服的野兽，从门缝里决然地钻了出来。
　　 母亲的呻吟渐渐地小了下去，像那一天的雨，终于有气无力地停了下来。
　　 一直到下午三点四十四分，屋里才再次传出一声微弱的哭喊，像灰蒙蒙的天幕上偶然闪过的亮光，照彻了暮气沉沉的屋内。父亲在这一声微弱的哭喊里泫然落泪，当时他正打摆子似地蹲在我的旁边，这一声微弱的哭喊像一剂从天而降的良药，父亲一下子就容光焕发地站了起来。事实上所有人的屁股都离开了板凳，或者是椅子，那一声微弱的哭喊像一声嘹亮的军号，使所有人的热情都复活了过来。
　　 斗大的屋内弥漫着挥之不去的腥气。那么多的鲜血自被褥上下泄，像猩红的雨点，仍在滴滴答答的。床头下的凹处，汪出了浅浅的一滩，映出了我苍白的小脸。那个比我更小的小东西，像一只猫，蜷缩在父亲的怀里，一张红丝丝的小脸，遍布着至少五百道皱折。父亲笑呵呵地抱着她，靠在母亲的旁边，似乎是想让母亲也能分享他的喜悦。而母亲还卧在自己的血褥里，那么多的汗珠，更像是雨点。一张同样遍布皱折的脸上，无有一丝血色。
　　 我就这样成了一个小哥哥。而父亲环抱着的那个小人，成了我的妹妹。
　　 许多年之后，妹妹的出生一直是我生命里最初的记忆。事实上那一年我已经六岁了，完全可以拥有五岁甚至是四岁时的记忆。但那一个雨水丰沛的清晨和上午，那半个雨水寥落的下午，一直顽强地烙在我的脑海里。
　　 妹妹出世之后，母亲就再也不能生育了，事实上，生下妹妹那一年，母亲也已经过了不惑年纪。好在母亲在卧床两个月之后，终于能够再次下地。听母亲说，妹妹的孕育完全是个意外，母亲生到我，原不打算再生了，可既然又有了，母亲到底不忍心放弃。在那个偏僻的小山村，在那个生育还没有计划的年代，生儿育女，更像是一场黑灯瞎火里平常的性事，说来就来，乐此不疲。没有人知道，在她们的意识底里，生育究竟意味着什么，更多的时候，她们的生育仅仅是生育，而并没有与生命本身发生隐秘的联系。一般是婆婆或者是妯娌，拿着把生锈的剪刀，一面骂骂咧咧着催促，等着剪断脐带了事。
　　 记忆里，每一年都有临盆的几个妇女，永远地安睡在自己的鲜血里，一直到呼吸渐止，鲜血还在奔涌。最为深刻的记忆是江化家的媳妇，那个皇天腊月，她凄厉的叫喊持续了一夜，洞穿了疲惫的男人原本休养生息的梦境，撕裂了怀孕的女人原本心驰神往的笑容。天亮的时候，江化的媳妇再也没有了声息，她大睁着一双不眠的眼睛，苍白的脸色，在撕裂般的疼痛里，扭曲、变形。那个血糊啦啦的小人，终于没能冲破生命之门，他（她）的小脑袋已经探进了这个世界，但迎接他（她）的不是阳光，而是淋漓的鲜血。江化的哭声终于代替了媳妇的叫喊，他的哭声像是雪地里的狼嚎，嚎了几声之后，突然昏厥。几个上个年纪的女人搭帮着江化的母亲，收拾起那具渐渐凉下去的尸体，不久也哭成一片。她们兔死狐悲的哭声，许多年过去，还回响在我继妹妹出生之后，第二个最为深刻的记忆里。
　　 及至年岁渐长，我终于明白了生命的全部奥秘。那些阴翳的记忆，那些疼痛的女性的生命个体，像是一轮回环往复的风车，呼啸在一个个异乡的梦里。这些虚汗淋漓的梦境有着惊人的相似，无数的血光像是生命的光环，一路绵延，令人窒息。醒来的夜里，我大睁着惊惧的眼睛，一次次地想起对母亲的疏离。——这样的疏离类似于罪孽，难以正视，在一次次的愧歉之后，终于还是不知觉地选择了逃避。直到有一天，我偶然地看见一则消息：1998年6月16日，美国全球首播孕妇分娩。组织本次现场直播的是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健康网络频道，而这位勇敢的女性是40岁的孕妇伊丽莎白。这家有线频道公司称，他们从伊丽莎白抵达医院的那一刻起开始作现场直播，直到她顺利完成分娩。
　　 紧随其后的是2003年的德国。那位勇敢的女性在几乎家喻户晓之后，顺利出院。而她的住院费，全部由电视台负责处理。
　　 一年之后的6月15日，中央电视台“中国人口”栏目首次直播了两位产妇的分娩。那个直播的下午，因为工作之便而提前得知消息的女同事，纷纷告假，或者干脆是溜之大吉，而她们第二天的争论，简直沸反盈天。我不知道她们到底都争论了些什么，但她们的脸色都像是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仇恨。愤懑。不共戴天。
　　 我已经记不确那两位北京产妇的姓名和她们的来历了，但我记住了另一家媒体随后所作的一次采访。一个女律师振振有辞地说，这已经侵犯了女性的公共隐私权。
　　 我不懂法律。或许从法律上说，女律师的论断确实能够找到法理上的依据。因为自那次之后，我再也没有看过电视台直播分娩，连国外也很少见。在隐私和文明之间，公共话语权的持有者忽然都选择了缄默，像是集体失声，也或许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妻子也选择了前者。
　　 与分娩的再次遭遇是因为妻的小产。事实上，小产，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分娩。但即便如此，我和妻还是如临大敌，日不能安，夜不能寐。我再次看见了鲜血，没有任何预兆，仅仅是鲜血，那么多的鲜血！时间是一年之前。
　　 一个生命的流亡，仅在眨眼之间。我看见了那个尚未打开的生命。只是一团血块，凝结的血块，借助陈放它的透明的器皿，我看见它，黯淡。蜷缩。一丝冰冷的光晕。仿佛不是真的生命，仅仅是一朵滴血的花蕊。一个中年女医生端着它，渐行渐远。
　　 我仅仅只看到了一眼。那个与我无缘的生命，就永远地蜷缩于冰冷的器皿。
　　 忧伤如网，蚀骨地裹紧了我。那一刻，我再次忆起了那些过往的岁月，忆起了那些脆弱的生命，像一朵花，未及打开，就黯然萎谢。——在暗夜里，在田埂边。我甚至没有真切地看见过他们，他们就都不见了，像生命里无所不在的迷藏，杳无音信，不忍揭穿。
　　 那个小生命使妻子的灵与肉，都留下了长久的阴影和疼痛，最为明显的反应是，后部和腰部的脆弱——它们时常隐隐作痛——不再柔软和充满力量。而在心理上，妻子一直对怀孕持有莫名的排斥，那些冰冷的铁器以及男医生触及内部的探视，使妻子一直以来，仍怀有巨大的惊悸，和持久的恶心。
　　 也正是从那一次开始，我终于相信并祷告起了上帝，没有上帝的眷顾，生命的到来就没有偶然的机缘。生命从来都属于偶然，脆弱如纸，如器，破碎，或者是打开，潜伏着无数的可能。而重重阻隔的生命之门，同样蛰伏着无数的隐秘，蛰伏着神性的欢愉与妖冶的巫性。
　　 她是神性的源头（或者是图腾），也是巫性的终极（类似于毁灭）。像两扇相向而开的大门，打开或者是会合，无法预知，充满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