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重返天津，已经五年多了。身处于繁华的北方闹市，漫步在宽阔的城市街头，却总也忘不了家乡的路，忘不了刻骨铭心的思路、修路的历程，忘不了那些支持和参与修路的善良的人们。
　　 车出县城，很快就淹没于茫茫的群山之中，满目都是遮天蔽日的石峰，充耳皆为湍湍急流的喧哗。只觉得路在山缝中延伸，车在石隙里穿行。过了一个多小时，才到了镇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农资、商品集散的地方。
　　 一条灰白色的小路，像一根飘舞的绸带，从山脚延伸至顶谷，时而溜行在险坡之上， 时而穿贯于山涧之中，时而攀援在绝壁之间，时而掩映于密林之下。山高坡陡，经过雨水自然的冲刷，当中坑坑洼洼的，沟壑遍布，乱石嶙峋。两旁生长着高过人头的荆棘和灌木，密不透风。人行走在小路之上，心沦陷于郁闷之中。
　　 这就是十年前，镇里通往我村原始的路。一条千百年来，我们的祖祖辈辈，穿着草鞋踩踏出来的，连接山里山外的通道。
　　 我村离镇八公里。放眼远眺，弥望的是层层的山脉。四周被围了起来，形如腰子盆。我们一百三十多户，六百多个人口，就生活在靠北的一面山坡上。一线狭长的空间，几近与世隔绝。山尖呈犬牙状，顶托着蓝蓝的天盖。只有巨松耸立于山癫，冠尖刺破了平展的苍穹，枝下还透现一片蓝天的时候，才会让人想到：山后还有其它的空间，山外尚存另外的世界。山脚一条小河，似一条匍匐前行的水蛇，从交错的山缝中蜿蜒而出，流向镇里。小时候看到远处有一片河水闪亮，就疑心是“洋油”的出处。望见月宫有人在挥斧砍树，便猜定是从山尖爬上去的。几次登上山顶，想触摸一下天，哪知被另一座更高的山峰支撑着。大山，隔断了我们的视线，封闭了人们的思想，阻挡了村子与外界的联系。
　　 八岁时，我怀着极大的好奇，首次走上了出村的路。翻越一座山，徒步十几里，才来到镇里，第一次看到了公路和汽车。那高兴的劲儿简直无法形容。可往回赶时，我的双脚肿得像胡萝卜似的，鞋子再也容不下厚厚的脚掌了。大人们轮换地背着，到天黑我才疲惫地回到家里。见到妈妈，我泪如泉涌，哭了。那时我就想：要是让汽车开进我们村里该多好啊。
　　 爸爸是书记，算是村里最大的官儿。我一脸稚气地走到他的面前，煞有介事地对他说：“爸爸，你叫大家修通公路吧！”爸爸脸一沉，眼一瞪，粗着嗓子，没好气地对我说：“你麻雀子屙鹅蛋，不怕挤破粪门？”看着爸爸一脸的无奈，我知道，这公路，不是说修就能修通的了。
　　 当上老师以后，看到所有物资的进出，完全依靠人工挑、抬、背、扛；闻知卖猪得深更半夜打着火把，几个壮汉抬得汗流浃背，送到市场还要无奈地被吃称压价；目睹长期的肩挑手提，多数男人累成了煮熟的大虾，个个腰弓背驼；想着村姑纷纷嫁去了外地，很多男人娶不进老婆，就像寒冬里枯树一样孤苦零丁……我的心里，很悲，很酸，很涩，很痛。每次看到老人挑着重担，十分吃力地爬行在陡峭的路上，我总会主动地帮助挑一程。看到幼小的学生，下雨时上学满身都是泥巴，雨水湿透了鞋袜，冻得直打哆嗦，就帮助背一段路。但心里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修通公路，才是解脱百姓苦难的根本之举呀！”
　　 村民们也多么地渴望致富，多么地期盼有人组织修通公路啊！
　　 可是工程大，投资多，还要从邻村辖地过，需要占田、占山、毁林木，工作难做。老村干们也曾多次尝试过，可一去现场，俨然遇上了老虎，脸色骤变，不敢吭声了。
　　 时光荏苒，年复一年。书记、村长各换了六任，我也由一个懵懂小孩变成了成熟中年。可回首一望：山，还是沉睡不醒的山；路，还是一尘不变的路。乡亲们发出了失望的叹息：“恐怕这辈子看不到公路进村了!"
　　 听着这话，我如坐针垫毡，异常难受。“难道家门口的路，还要等别人来修吗？”我是村里见过世面的人，又是党员，应该为家乡发展做点贡献啊。于是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组织村民修通这条路！
　　 二零零二年九月，我破釜沉舟，辞去了公司办公室轻松舒适的工作，从天津城市回到老家农村，开始了修路的筹备工作。
　　 村民们也不约而同地把希望寄托到了我的身上。代表大会上，参会的三十名代表，把二十九票投向了我，选我做公路总指挥。看着选票，我仿佛看到了几百双眼睛都瞪大了，齐刷刷地望向了我。觉得肩上沉甸甸的，心里忐忑不安。
　　 风言冷语亦汹涌而至。有人公开劝说：“这么大的工程，书记、村长都不敢为首，你为何要带这个头？不是自找苦吃吗？”有人窃窃私语：“他可能是想当村干部吧？”也有人出言不逊：“能为首修通这条公路的人还没出生呢。”我笑脸相迎：“如果大家都守株待兔，坐等别人，这公路能修通吗？”他们无言以对，闷不作声了。可心里却嘀咕着看我的热闹和结果。
　　 村里太穷，靠集资修路是不现实的。我们通过政府领导，争取到了国家拨付的十余万元雷管、炸药费；在外乡任党委书记的陈汉周也慷慨解囊，捐助了一千元，缓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村主要干部私欲作祟，利用占据的主要职位，擅自改变线路，把主线测到了他的家门口，招致了广大村民的极大愤怒和坚决抵制。一时干群关系十分紧张。
　　 在这个节骨碌上，我如站在村干一边，就辜负了广大群众的愿望；如果站在群众一边，就得罪了主要领导。我想，修路是为百姓造福，只有从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尽可能方便大家，才能为大家所赞同。于是我不顾个人情面，代表指挥部，给镇党委和政府写了一封长信，客观地分析了不同走向的利弊，如实反映了广大村民的合理诉求和愿望。镇领导明辨是非，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认同了我和人民群众的主张，确定了公路的正确走向。
　　 适逢村委换届，村民们提名选我当村长。我想，要把公路修好，最需要的是凝聚人心，获取强有力的支持。于是，我谢绝了大家好意，走村窜户、挨家挨个地做工作，力推了一个热心修路的血性汉子为村长，还委任了几个公道正直的同志为指挥部成员，大大增强了公路建设的力量。
　　 最难的是有三公里公路要从邻村辖地过，需要占用他们的田土和山地，还要损毁一大片林木。给钱补偿吧，我们给不起；不给则难以通过。书记、村长先后多次以组织名义去协商，均未成功。他们灰心了，把最后的一线希望寄托给了我。
　　 我二话没说就去了凉水井村。大会、小会开了好几个，我的嗓子都说哑了，可他们都像闷葫芦一样，闭口不言。我理解他们内心的难处，人均才三分亩赖以维持生计的田地，是何等珍贵，谁不希望得到适当的经济补偿呢？我干脆留驻那里，带着浓浓的情，怀着诚挚的心，挨家挨户，分别逐个地拜访请求，对他们诉说我们的无奈。听到我声声有情、句句暖心的话，他们原本善良的心更被感动了，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只对占用的良田给予象征性的补偿。而占用的山地，损毁的林木，则无条件赠送。七十四位户主还都郑重其事地在我拟定好的协议书上签了字，并通过司法程序对协议进行了公证。这样，公路建设得以了如期开工。我也被他们的热情、厚道和善良所感动，因他们的无私奉献和大方支援而潸然泪下。
　　 要在陡峭的石山上炸出一条公路来，工程之大和危险因素是可以想象的。身为总指挥，我把安全工作放在了重中之重。每天早上，我都如赶考似的提前进入现场，先行排查未被发现的哑炮，以确保安全施工。白昼我深入现场监管，力求把不安全因素消除在源头。到夜晚排完哑炮，我才能披星戴月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多少个日子，我疲惫不堪，饮食难下；多少个夜晚，我通宵达旦，辗转难眠；多少次我顶风冒雨，淋湿了身体；多少回我被沿路村民热情相邀，吃住在他们的家。我深知村民为何对我这么尊敬和热心，也深知身上的责任有多大，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因而一天也不敢懈怠和停歇。我和安全员齐心协力，没有发生任何事故，确保了整个工程的顺利进行。
　　 连续的劳累，我的身体日趋渐瘦了，体重由原来的一百零六斤降到了九十四斤，眼眶也凹陷了下去。而公路就在我的渐瘦中向前延伸了。
　　 村长舒孝金对劳力组织很到位，新书记覃黄金对雷管炸药采供很及时，指挥部成员贺锡文、陈开华、戴英金等，以及广大村民也大力支持和配合。到了二零零六年底，全长八公里的公路主线竣工通车了！原来那崎岖、陡峭的羊肠小道，改头换面，变成了一条宽阔、平缓的公路。在此，我衷心地感谢同仁们，我向您们鞠躬了！
　　 公路修成以后，我重返了天津，继续我打工的生涯。
　　 家乡的路，承载了祖辈的艰辛，凝聚了我儿时的梦想；见证了邻村的友谊，寄托了村民的希望！我急百姓之所急，想大家之所想，团结大家，为修路付出了自己应有的努力，终于实现了大家的共同愿望。心里觉得：这辈子没活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