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留下一个春天
　　 当我接受《远方的萤光》这部书的写作任务时，脑海里第一个闪过的就是梁遇春。因为我记得大学毕业前，我在学校图书馆邂逅梁遇春的散文，那种“惊艳”的感觉至今没有消褪。他挥洒自如的才气、博闻强记的风致、倚马可待的激情和优美精雅的语言，激励着我那支写诗的笔，也打起了散文的主意。
　　 坦率说，在现代作家的作品中，我对梁遇春的散文较为了解，因为他只有薄薄的两本书《春醪集》和《泪与笑》，他所有作品加在一起也不到20万字，容易读完。何况他的文章读起来那么爽口，第一次读他作品十余年后，我的齿颊仍留着幽香余韵。
　　 但真正要写梁遇春这个作家，我感到木然，迟迟无法下笔。这个只活了26岁的天才少年，简历太简，故事太少，生活太过平凡。也许天才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好比从同一个地方到达同一个目的地，平常人坐汽车或者坐火车，而天才坐的是飞机，他们似乎没有舟车劳顿之苦，只有穿云弄月的奇趣和仰天长啸的豪情。
　　 近百年后，早逝的梁遇春仅仅留下了一丛丛花团锦簇的文字。它们长久而又鲜艳地绽放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园圃里，吸引着每一个季节（时代）的“流连戏蝶”和“自在娇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翻开梁遇春的作品，走进他的文字境界，你就走进了春天。
　　 《春醪集》是莺飞草长的初春和暖阳佳树的仲春。“青春之所以可爱也就在于它给少年以希望，赠老年以惆怅。好多人埋怨青春骗了我们，先允许我们一个乐园，后来毫不践言只送些眼泪同长叹。然而这正是青春的好处，它这样子供给我们活气，不至于陷于颇偿了的无为。希望的妙处全包含在它始终是希望这样事里面，若使每个希望都化做铁硬的事实，那样什么趣味一笔勾消了的世界还有谁愿意住吗？”（《寄给一个失恋人的信之二》）
　　 《泪与笑》则是晚春，风热雨浓，繁华渐尽，“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斗过之后是一地狼藉，枝上却已绿叶成阴，饱满的果子正开足马力，雄赳赳、气昂昂地向成熟迈进。
　　 “惘怅的情绪，凄然的心境，以及宴想自杀，高谈人生，这实在都是少年的盛事；有人说道，天下最鬼气森森的诗是青年写出的，这是真话。他们还没有跟生活接触过，哪里晓得人生是这么可悲，于是逞一时的勇气，故意刻画出一个血淋淋的人生，以慰自己罗曼的情调。”（《一个“心力克”的微笑》）
　　 梁遇春没有来得及走到秋天，但他给我们永远留下了一个春天——一个属于新文学的、属于梁遇春独特散文风格的明丽春天。
　　
　　 二、少年教授
　　 梁遇春的书卷气有着家学渊源，他1906年出生在福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2岁那年考进福建省立第一中学。16岁的暑假，梁遇春先入北京大学读预科，后成为北京大学英文系一名学生。那时的英文系名师云集，如徐志摩讲授英美诗歌，叶公超讲授英文写作，林语堂讲授英语发音和基本语法，还有温源宁、陈西滢、张歆海、赵太伟、杨子馀等。如此强大的教师阵容，学生想不成才都不容易。所以，梁遇春在大学期间，即炼就了超凡的翻译和创作身手；他的好友废名、尚铖成了有名的小说家，石民、张鹏则是诗人兼翻译家。
　　 1926年11月，《语丝》周刊第108期刊发了一篇二千多字的文章《讲演》，这是梁遇春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但这个作品实在不像是一个在校大学生的处女作，无论结构、语言，还是观点，均极为老道，稳妥中锋芒频发，激进中张弛有度。娴熟的幽默功夫也从这里露出峥嵘。
　　 “一个文学学士是坐硬板凳坐了三千多个钟头换来的。就是打瞌睡，坐着睡那么久，也不是件容易事了。怕三千多个钟头坐得不够，还要跑去三院大礼堂、师大风雨操场去坐，这真是天下第一奇事了。”
　　 “我想真要得智识，求点学问，不只那东鳞西爪吉光片羽的讲演不济事，就是上堂听讲也无大意思。教授尽可把要讲的印出来，也免得我们天天冒风雪上堂。真真要读书只好在床上，炉旁，烟雾中，酒瓶边，这才能领略出味道来。所以历来真文豪都是爱逃学的。”
　　 大学最后两年，梁遇春共发表了９篇散文，大多付梓于《语丝》，故有“语丝作家”之称。
　　 1928年，梁遇春毕业。对他器重有加的恩师叶公超邀请他到上海暨南大学任外国语文学系助教，讲授英国散文。叶公超，这位“口衔栗色大烟斗、一派英国绅士派头”的英美文学教授，是美国著名诗人弗罗斯特非常看好的学生，在英国与文学家艾略特亦师亦友，他谈诗论文，风华俊逸，但拈花微笑，不立文字，不仅写作上惜墨如金，连留下来的照片都少得可怜。他辗转于北京大学、暨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培养和提拔的学生中竟然包括钱钟书、杨联陞、常风、季羡林、李赋宁、卞之琳、梁遇春、吴世昌、杨绛、废名、穆旦、赵萝葳、许国璋、曹葆华、许渊冲等，即此这一个名单，亦足可构筑中国现代学术和文学界的一道浩浩长城。而他待梁遇春尤厚。梁遇春翩翩浊世佳公子的派头，比如赖床和含烟斗，多由叶老师身上学来。
　　 在暨南大学，梁遇春有幸与梁实秋、沈从文、罗隆基、潘光旦等名流共事，因其年纪小，又有“少年教授”之谓。
　　 叶公超是“新月派”的代表，梁遇春虽然不写诗，但也与新月社的《新月》月刊打得火热。该刊念惜梁遇春的才气，特意为他新辟一专栏《海外出版界》，请他主笔。他在这个专栏写了13篇文章，他比创作更轰轰烈烈的翻译生涯由此进入佳境。
　　 梁遇春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译作当属《英国小品文选》。1928年四五月份，敏感的才子伤时怀逝，心境略有沉郁，便想作翻译解愁。他跑到苦雨斋，向文坛泰斗周作人请教。周作人给他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使用英汉对照出版，这样让读者感觉有趣。梁遇春立即伏案，先译了十来篇，请周作人过目，得到首肯后，便一路译将下去。
　　 他翻译外国文学实际上是展示自己的阅读心得，梁遇春常常在译文后面写出精彩的批注，那些批注亦顶得上一篇绝妙小品文，如他在翻译英国散文家哈兹里特的《青年之不朽感》时就加了一个批注：
　　 “哈兹里特把‘过去’看得比‘现在’还重，他是一个恋着肉化血枯的骸骨的人……本来回忆是小品文作家的一种好法子，不管什么东西经过时间宝库的储藏，拿出来都觉得带有缥缈蕴藉的气概，格外有趣，那种妙处正如白云罩着半露天外的远山一样。”
　　 “小品文”这个命名也是由梁遇春定夺的。“Essay”英语中指称随笔、散文、文论，汉语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相对应的译词。胡梦华曾翻作“絮语散文”，周作文译成“美文”，也有的干脆用“散文”马虎了事。“小品”一词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指的是佛经缩写本。《世说新语》刘孝标的注释提到：“释氏《辨空经》，有详者焉，有略者焉，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梁遇春妙手拈来，用“小品文”匹配“Essay”，十分精当贴切——小指篇幅不大，品则含了一种特别的情调和灵动的美感。他把小品文分做两种，一种体物浏亮，一种精微朗畅。前者偏于情调，多半是描写叙事的笔墨；后者偏于思想，多半是高谈阔论的文字。同时，他又指出这两者不能截然分开，混在一起才能蕴藉，才有回甘的好处。
　　 梁遇春在短短六七年时间内，独立完成了二三十种高质量译文，他所译不拘国别与文体，小说、散文、日记、诗歌，只要他喜欢的，统统不放过。笛福、哈代、陀斯妥也夫斯基、霍桑、高尔基、康拉德、吉辛等，他几乎是读到哪，译到哪，心里抱着有好东西大家分享的急切念头，从不让自己专美。诗人冯至曾如此评价梁遇春的翻译工作：
　　 “他拼命地阅读古今中外的书籍，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二十余种，其中英汉对照的《英国诗歌选》，有在三四十年代攻读过英国文学的大学生，在他们已将入老年的今天，还乐于称道这本书，说从中获益匪浅。”
　　 梁遇春在翻译上本来还有宏大的打算。比如，他想给《英国小品文选》的每位入选作家附一篇评传，可是我们只看到了令人叫绝的《查理斯·兰姆评传》；他准备给《小品文选》写一篇三万字的序论，详解小品文的性质和各代作家的特点，可我们只看到一篇千余字的小序；他期盼着翻译他最喜爱的两位作家蒙田和兰姆的全集，并逐句加注，可我们看到的只是他的期盼……
　　 我们相信梁遇春的许诺，因为他的成绩能说明一切；却无法相信命运的安排，因为它对英才的妒忌常常让我们欲哭无泪。
　　
　　 三、迟起，一门亡命的艺术
　　 知识和书本浸润着梁遇春。他仿佛抓着自己的脚踵，把躯体浸进知识的圣河里，让自己全身每一个毛孔都透出知性的快乐。知识滤净后的身心，变得轻盈飘逸，这样的好处是让人异常地单纯、透明，仿佛玲珑剔透的美玉；坏处是本来细腻的心灵更加趋于敏感，如此美玉必得不断地摔在地上，虽不致于摔碎，但每次都令人揪心。那些小小伤痕在常人看来不过留个小痂，在才子身上却被视为一种命运的关照或时代的见证，而意义重大起来。
　　 这也是梁遇春自己说的“太小姐气”，经常涌起莫名的愁绪，所以在那个笔名满天飞的年代，梁遇春偏偏用一个“秋心”贯彻始终。他的愁宛若明清宫庭里的白瓷，又薄又亮，轻轻一弹，即发出悦耳的清脆之声。在给象征派诗人石民的通信中，此种既是日常、又是文学的愁绪表露无遗：
　　 “病得很不哀感顽艳，既不病酒，与愁绪赤绝不相关。只是鼻子呼呼，头中闷闷。”“风雨愁人，焉能无念。午夜点滴凄清，撩起无端愁绪……自更谈不上失恋，然每觉具有失恋者之苦衷。前生注定，该当挨苦，才华尚浅，福薄如斯！”“来函久未复，不忙不病，春困而已。”
　　 这种“小姐气”很大程度上是知识和病体带来的。
　　 他的老师温源宁一提到梁遇春，就想起他和兰姆的一个共同点：读书成癖。叶公超老师在梁遇春的遗著《泪与笑》跋语中说：“驭聪（梁遇春别名）平日看书极其驳杂……他看书像哈兹里特一样，往往等不及看完一部便又看别部了。”
　　 每本书都是一个仓库，那么多仓库本来可以武装一位学界耆宿，却统统拥塞在一位青年才俊的胸间，由于缺乏足够的生活阅历作铺垫，那些轰涌而上的知识没来得及演化成超凡智慧，仅仅是酿成五光十色的才气，就已经让梁遇春的作品璀璨夺目。如果再有三十年光阴，梁遇春该会有怎样的造化呢？
　　 红颜薄命，才子多病。梁遇春的身体是不好的。他没有具体的大病，但体质不过硬，大概属蒲柳一类，风寒感冒是家常便饭。但他学习起来玩命。叶公超到台湾之后，回忆他的弟子时说，废名最有名士气，老是旷课；梁遇春则有课必到，非常用功。
　　 叶公超有一点没说准确，废名是有隐士气，最有名士气的还是梁遇春。废名喜欢静坐，一坐整天半日，梁遇春和石民佩服得不得了。梁遇春则坐不住，他一坐就要躺下来，他喜欢和朋友们同钻在一个被窝里胡天海地聊，他才思敏捷，聊起来天马行空，一激动还有些口吃，脸憋得通红。他虽然是老师，却害怕上讲台，因为他站在讲台上就控制不住，许多妙语奇谈在喉咙里抢着要出来，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也造成他严重的口吃。在北大，他宁愿负责图书馆的管理工作，学叶老师嘴里含一支烟斗，这支烟斗便成了图书馆除图书之外的另一道风景。
　　 梁遇春讨厌伪道学，他有真名士风。某天，废名托他到市场上买一双鞋，他送鞋来时废名不在家。他把鞋放在门口，掏出一张纸沙沙沙写下一行字“请足下穿到足上”，贴到门上，扬长而去。
　　 梁遇春最喜欢的还是睡懒觉。他健康的时候都在懒觉中度过，如果哪天早起，那必是喝酒过头或者身体不舒服了。他自诩那些聪明的想法、灵活的意思都是早上懒洋洋地赖在床上想出来的。“我天天总是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尽量地滞在床上——那是我们的神庙——看着射在被上的日光，暗笑四围人们无谓的匆忙，回味前夜的痴梦——那是比做梦还有意思的事，——细想迟起的好处，惟我独尊地躺着，东倒西倾的小房立刻变做一座快乐的皇宫。”（《“春朝”一刻值千金》）
　　 为给自己睡懒觉张目，他甚至总结出了一套头头是道的理论。睡懒觉的最大好处是没有一天不是很快乐地开头的，睡饱了，天天起来都心满意足；第二大快乐是每夜高兴地结束这个日子，因为想起明天可以迟起，“预料中的快乐比当时的享受，味还长得多”。第三大好处是迟起让你非忙不可，好些要干的事情没有时间做了，这种自己制造的忙碌是进到快乐宫的金钥匙。“所以，迟起本身好似是很懒惰的，但是它能够给我们最大的活气，使我们的生活跳动生姿；世上最懒惰不过的人们是那般黎明即起，老早把事做好，坐着呆呆地打呵欠的人们”。（同上）
　　 真是让人啼笑皆非的梁氏理论。不可否认，迟起、赖床的确给予了梁遇春无数灵感。赖床是他性情中的可爱一癖，同时也是他体质羸弱的一个非必然结果。赖床于他成为一门生活艺术，但连他自己都没有料到，这竟是一门亡命的艺术。梁遇春努力通过学习强其心志，却没有有意识地劳其筋骨，以增强自己的身体抵抗力。由于体弱而赖床，长期赖床使体质更加虚弱，愈弱愈想赖床，形成不好的循环，终至1932年夏感染猩红热，不治而亡，令人扼腕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