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复旦－－哈佛当代人类学丛书中的一本。这套丛书，当时广州北京路书店共有三本，翻来翻去选了这本由十六名有名的人类学家文章，由（澳大利亚）林恩?休谟与简?穆拉克编著的《人类学家在田野——参与观察中的案例分析》。
　　 中国大陆的人类学研究，可能是个薄弱环节。至少，我是没见过大陆作者这类的专著与论文。潘绥铭的那些深入性活动区的科研调查，只能说类似，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因为缺失放弃自我客观定位与“试纸”般的参与。台湾人在这方面比大陆重视人类学研究，专著很多。
　　 什么是人类学研究的相关问题呢？林恩·休谟与简·穆拉克在引言中阐释了人类学研究的要义：“人类学研究包括使用多种技术以收集有关人类信仰、价值观和实践活动的资料。民族志学者的核心方法论——参与观察，要求研究者在观察的同时（尽可能）参与他们所意图记录的社会活动。其基本原理是：借助‘在那里’以及积极参与身边的互动，研究都能够更为切近地体验和理解‘局内人’的观念。民族志的实践的同时还假定：保持足够的理性距离心确保研究者能够批判性地分析他们所参与的事件，是十分重要的。”理解这段话，其实并不难，通俗的说，研究者必须是严格参与和研究双重身份高度统一人。作为参与人，甘当出色的“ＰＨ试纸”；作为研究者，又能够理性的退回来。
　　 人类学，作为人类关怀，应当受到重视与关照。但我们似乎这样的重视与关照，还差得远。也许，作为人类学的普爱，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存在比较大的冲突。不管怎么说，人类学从分类的层次上看，应当在阶级学说之上。先人类而后阶级。从这个意义上说，打破阶级的人类共同探讨，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退让，寻求共存共生共和的途径，必然是件特大的好事。
　　 中国大陆需要人类学的研究与普及。《人类学家在田野——参与观察中的案例分析》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凯博文在总序中说：“用中国人习惯的说法，这套丛书将有助于全面矫正人类学在中国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眼中的形象和面授。它不仅是对哈佛人类学研究的一次展示，更重要的，是向读者推荐一些在人类学界内外已产生重大影响的新思想和新看法，如文化亲热说、地方性的道德世界、社会的疾痛体验、生命文化过程等等。”
　　 《人类学在田野》人三部分：第一部分，定位参与。强调参与和研究两者的双重身份。第二部分，伦理参与。集中讨论参与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伦理问题。第三部分，多点参与。探讨多个地理地点进行民族志田野工作时所面临的挑战和视角转变。三个部分，共十六章，由十六位人类学家论文各自成篇，又归划于相对的不同定位的三个部分。
　　 田野工作，是一项艰苦又困惑，同时风险很高的工作。这种艰苦、困惑与高风险，既是人类学所面临的，也是田野工作者个人直接面对的。书中许多田野工作者，提出了当前人类学面临的困惑。这种困惑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参与的过程中，恐惧、自我怀疑和失败感一直如影随形；二是自我怀疑提升到极度困惑的反思，“我到底在这干什么？”第四章《多重角色、身份与忠诚－－探究残疾文化研究中的民族志过程》的作者罗素?舒特沃说：“我究竟有什么权利去刺探残疾人的私密性生活？我又是在何种权利关系下在这里写下来？在本案例中民族志学者会举简单地被看作是一个窥阴癖呢？”第十四章《不完全是在家里》的作者斯图尔特?缪尔说：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窥阴癖。除了这些，从人类的意义上，人类田野工作者对“家”也发起挑战。本书的编者之一简?穆拉克说：“‘家’作为一个安全、舒适、不会威胁研究环境的地方，在本书中受到作者们一次又一次的挑战。田野工作本质上常常是冒险的，而经历身体和情感创作的可能性也就难以避免。本书的一些作者提及到他们在田野中有时置身于危险的或是违法的场合。”（第八章《“在这个世界我再也没有家的感觉了”》第十四章《不完全是在家里》）
　　 田野工作者，面对社会酿就出来的民族与群落，集体与个人的戏剧性的表演，时常怀疑抽样的准确与真实。人类的大舞台上，人人都是演员，个个都在演戏，恐怕是每个人无法否认的事实。迈克尔?Ｖ?安斯洛在第二章《修道院内的揭秘与互动》中说：“我相信当我在场的时候，很多修士都有一种印象管理的特别需要。”“每一个社会场景都会使人们实施欺骗，由于表演者并非他们所呈现出来的这种可能性一直都存在，因此即便是合法的表演者也必须通过表演来说服他人相信自己的真诚。”“……他们披着‘胜任的斗篷’。”面对这些表演，其结果如何呢？“……修士们喜欢将自己的选择描述为‘反文化’的，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方式来‘见证’那个自私自利、物欲横流、尔虞我诈的外部世界。但是有一点无可回避，这个社会通常并没有因为他们的见证而受到什么影响，反而会认为：即便从好的方面来说，这些自称神圣的人们也不过就是些自我诱惑的天真的傻瓜，要是从最坏的方面来说，他们就是在赤裸裸地说大话。”当然，由于修道士受到的精神上的某种钳制，以此为例，“表演”的“见证”有些或然。但是，对于那些并不想见证什么，也不想同流合污的人来说，精神独立的空间，在社会物欲摧枯拉朽的态势之下，面临人类精神末日即将到来一样，沧浪之水，已经是浊不可分，只剩下聊以“自慰”的狭小空间。
　　 由于人家学家双重身份的游移不定。一些的人类学家主张区分科学模式与道德模式的人类学家。以我的理解，格外的类似坚强的革命者在做地下工作。当参与嫖娼、吸毒、放火、杀人时，我是“科学”的身份。只有回归自我真实身份时，才能用是非与“道德”的标尺衡量。人类的高度信任，做坏事远远强过做好事。所以，作为人类学者，必须进入阴暗的底层，或是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群体，不可避免的“同流合污”，便成了理所当然。
　　 读人类学方面的书，犹如开启一扇新窗，天也新新，云也矜矜，风也亲亲。
　　 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太需要了解与沟通。但是，人类各自的民族和群体都具有相对的独立和封闭性。这种保证自己个性不被外来文化蚕食和同化本能的敌对情绪，是人类学需要突破的障碍。作为泱泱大国的中华民族，文化根基本身是很难被蚕食和同化的。本应该在人类学上，有个开放的态度。可能是我们对人类学的陌生，也可能是“莫管闲事”传统文化的影响。譬如，“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莫闻窗外事。”“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因此，对民族志田野工作，不仅总欠缺着人类关怀的着眼点。反而疑心四起，他们到底是干什么，手伸得那么长，各自有各自的文化，各自有各自的生活，谁碍着谁了？
　　 “害人之心不可时常有，防人之心不可时常无。”“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者，假设到了大汉民族的田野里，那“试纸”未必管用。我的门槛，不容他鞋轻易踏进。中国人，不论个人、群族、及至民族，都有民族志意义上相当重的防范心。不能敞开胸怀，人类学就得运用一切的技术手段。技术手段之下，难保田野抽样的准确与真实。这与人类学当今遇到的共同困惑是一样的。
　　 对一个有着像中国这样悠远文化的历史古国，人类学的光芒要照射进来，首先得让这头过去的“东亚病夫”，如今的“东方雄狮”愿意领受并无敌意的光芒。要不然，全部的人类学所谓的技术，哪怕是集中在一把解剖刀上，也得不到真正意义上中华民族民族志的精华。
　　 其实，人类太需要共同太阳的照耀。各居其所，又受之于一样的太阳照射与光芒。事实上，人类并不这样，受掣于各自的文化禁锢与其他民族的遮拦，好多的民族并没有分享他们应该天然分享的太阳光芒。于是，人类总关怀的命题便油然而出，对整个人类，包括最落后最隔绝的极小部分群落人的生存，我们如何寻找比较共同的眼光去看，如何用比较共存的态度去对待？这大概是我读人类学相关文章与书籍的点滴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