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生命里的那对悲情姐妹花】
　　 1897年8月，在安徽怀宁，一场门当户对的盛大婚礼正在举行，宾朋欢呼中，18岁的陈独秀和时任安徽统帅部副将高登科的女儿高大众三拜九叩成亲了。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作为将门闺秀的高大众恰好比陈独秀大三岁，无论家世和相貌都无可挑剔，而少年得志的陈独秀也前程似锦。这是一段被两家格外看好的婚姻。
　　 最初，年少夫妻倒也说得上琴瑟和鸣。十年间，高大众为陈家添了三男两女。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婚后，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在杭州求学的陈独秀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因受通缉，最后逃亡日本。回国后，陈独秀就成了高大众眼中的“怪咖”，而在陈独秀眼里，妻子高大众也成了彻头彻尾的“古董”。自从母亲去世后，陈独秀就很少回家，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他几乎放弃了平常人世的天伦之乐。聚少离多，再加上个性和才情的天渊之别，夫妻之间越发人疏情薄。
　　 作为一个接受封建传统教育的妻子，高大众希望丈夫能安分守己，所以她对陈独秀的所作所为极为排斥，甚至加以阻拦。得不到理解和安慰的陈独秀，偶尔回来面对的也是无休止的唠叨和数落，这使得他更对这份包办的婚姻和旧式的妻子充满厌恶。于是，家庭失和，口舌之争在所难免，日复一日，家，再也不是让人栖息安生的场所，情，冷漠之后就成了禁锢自由的监牢。
　　 就在他们的婚姻陷入僵局之际，一天，高家迎来了位意外之客——高大众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高君曼本名小众，小姐姐10岁，从小接受新式教育，性格活泼，热情奔放。她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对姐夫发表的作品尤其钟爱，带着仰慕和崇拜，她走进了陈独秀死水般的婚姻生活。
　　 陈独秀原本对这些世俗的亲戚关系并不上心，但高君曼时尚的装扮、灿烂的笑容、新潮的思想和不凡的谈吐还是让他耳目一新。于是，高君曼借着各种机会与陈独秀单独接触，或促膝谈心，或小径漫步，在密集相处中，陈独秀被她新式女性的一切行为惊喜着。在高大众眼里，妹妹的到来也许能给这个家庭带来生机，她从不怀疑丈夫和妹妹的交往会出现任何问题。可感情是一把燎原的火，稍有风助，则不可遏制也难以浇熄。
　　 一颗求教上进乃至产生爱慕的粉丝之心，一颗急于冲破藩篱寻找慰藉方向的自由之灵，在一来一往的碰撞中，探讨变成了约会，亲情转向了爱情，情感在一爱一慕中升华，日子在分分秒秒中难舍，等他们警觉这份感情的危险性时，彼此已泥足深陷，难以自拔。
　　 面对接踵而至的风言风语和世俗家族的压力，思想前卫的高君曼毫不在意，而乐于打破束缚的陈独秀也不顾人言，非议反而让离经叛道的两个“忤逆者”抱得更紧。各种打压扼杀无效后，高调“自由恋爱”的他们被逐出家门。
　　 1910年，怀着对爱情的向往和理想的追求，他们一同来到杭州，正式同居。彼时，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打扮入时的高君曼陪伴在侧，他们出访高朋，听琴作诗，“徜徉在湖山之间，相得甚欢”。
　　 新欢良宵短，旧爱寂寞长。面对丈夫的背叛，妹妹的掠夺，在老家恪守妇道的高大众饱受锥心之痛但又无计可施，只能忍辱负重，如往常一样上孝公婆，下抚子女。她没有大吵大闹，更不想家丑外扬，只是整天悲郁哽咽，闭守房门。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陈独秀被任命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高君曼陪他重回安徽。很快，他们的女儿和儿子相继出生。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面对追捕不得不再一次逃离家乡。在辗转逃命的岁月里，高君曼不离不弃，饱经风霜，承担了全部家务和养育子女的重任。只是动荡的生活击垮了她的身体，她患上了肺结核，整日咳血不止。但她并不后悔，真正让她心寒齿冷的，则是陈独秀对家庭关系的偏执。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高大众所生的两个儿子前来谋生，作为姨母和继母，高君曼想把孩子们接到家中食宿，没料想陈独秀坚决不允，并骂她“妇人之仁”。见陈独秀如此不近人情，两人开始争吵，后来，竟然动了手。
　　 因为长期生病，从1922年起，在北京忙于事业的陈独秀开始对高君曼逐渐冷淡，并且外面盛传他另有红颜，心高气傲的高君曼怎受得了如此对待，心灰意冷之下于1925年带着儿女移居南京。自此离别，一南一北，他们再也没有相见。
　　 1930年9月，高大众在老家走完此生的第55个春秋。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为姐姐奔丧，时光荏苒，二十多年过去了，但家族依旧对她鄙恨难泯。一年后，孤立无援的她旧病未愈又添新疾，最终病殒南京。
　　 在陈独秀的一生里，一共有四段感情，高君曼离开后，他与一名女医生施芝英渐生情愫，并公开同居。只是随着陈独秀政治生涯的完结，施芝英并未像高君曼一样陪其渡过难关，而是迅速与他脱离关系，另嫁他人。
　　 在陈独秀晚年万般落魄之际，陪伴他走向生命终点的则是一位相差30岁的女士潘兰珍，只是他一直对她隐瞒着自己的真实身份。1942年，陈独秀在重庆病逝，弥留之际他也许才终于明白夫妻间同甘共苦、永不言弃的意义。只是，面对陈独秀情感的过往，那一对风姿卓越的高家姐妹花，虽然个性截然不同，但殒灭的悲惨命运又何其相似。
　　
　　 【“戏子”和名媛的传奇恋歌】
　　 1928年元旦的晚上，上海滩最大的戏院正在上演京剧大戏《徐策跑城》，主角是周信芳。在最靠近戏台的包厢内，一个漂亮洋气的女孩看得如痴如醉。她叫裘丽琳，是当时上海最大的私人银行天宝银楼老板裘夫人的三女儿。在兄长的安排下，她第一次看戏，没想到，竟被舞台上的他深深吸引住了。演出结束后，她拉着哥哥奔向后台。
　　 当时，京剧界有“北看梅兰芳，南听麒麟童”的说法。作为与梅兰芳齐名的“麒麟童”周信芳，尽管名气十足，但对于上海滩的权贵来说，他还是不敢得罪的。
　　 脱下戏服的周信芳年纪轻轻，一身白衣白裤显得安静淡然，这与舞台上的老生形象判若两人。而周信芳看到裘丽琳，也不由睁大了眼睛。原来，裘丽琳的外公是一位来华经商的苏格兰人，所以她身上有着四分之一的英国血统。因为就读教会学校，再加上优渥的家庭环境，她的美貌和装扮都让人印象深刻。
　　 裘丽琳一发而不可收拾地迷上京剧，成为周信芳舞台下最忠实的粉丝。每次落幕，她总通过戏院的老板去后台看下周信芳。一个月后，周信芳突然小声对她说：“裘小姐要见我，不用麻烦老板了，直接到后台来就好。”这温柔体贴的话语，让她满心欢喜。
　　 经过相处，他们恋爱了。那时，他28岁，已唱了20年的戏，而她年仅18岁，刚从教会女校毕业。
　　 爱情来了，地位和年龄的差距都无法阻挡，但他们依旧不敢公开。因为怕被发现，只能悄悄到郊外约会。他们本以为这段地下恋情是安全的，可没想到还是被一个小报记者无意间发现了。
　　 1928年盛夏，上海好多家报纸在最显著的位置刊登出“上海名媛坟场幽会麒麟童”等诸如此类标题的文章和照片。裘家得此消息，乱成一团。裘夫人先是命儿子封锁消息，然后严密看守女儿。面对报纸爆料周信芳早有妻室的消息，裘丽琳也懵了。她通过正上学的表妹传递信件，提出分手。周信芳急忙回信，解释自己已婚的事实。原来，从小随师学艺的他在19岁那年，师父自作主张为他张罗了一门亲事，而事实上，这只是一场有名无实的婚姻。周信芳恳求裘丽琳不要放弃，并且承诺会离婚。
　　 面对承诺，裘丽琳坚持了下来，可裘家根本不允许这样离经叛道的爱情。她的哥哥威胁周信芳，母亲也公开发布消息，给她相亲。面对这一切，裘丽琳一无所知，依旧靠着小表妹传递着消息。当相亲对象正式上门时，她才恍然大悟。周信芳得到消息，就安排了一辆黄包车随时守候在裘家大院外的一个胡同里，因为无计可施，两人约定私奔。
　　 1928年农历端午节过后一个闷热的中午，裘丽琳趁母亲午觉时偷偷溜出家门。周信芳怕夜长梦多，当即带她去火车站直奔苏州，把她安顿在一个偏僻的旅店后，他又急忙返回上海照常演出。当裘家人发现裘丽琳不知所踪时，都认定是周信芳捣的鬼。她的哥哥把周信芳绑到黄浦江边，并用枪逼迫他说出妹妹的下落。他没有屈服，而是反问裘丽琳的去处。由于没有证据，裘家人只好放了他，但暗地里依旧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周信芳仿佛没事一样，除了演戏就闭门不出。结果，裘家人找遍了整个上海滩，依旧一无所获。
　　 为了迫使女儿早日回家，裘夫人刊登了与裘丽琳断绝关系的声明。看无人盯梢，周信芳马不停蹄赶往苏州。裘丽琳看到声明后，决定写信向家人坦诚一切，并希望得到成全。但遗憾的是，裘夫人看到信后恼羞成怒，命令儿子用尽一切力量把周信芳赶出上海。
　　 为了自己和周信芳的安全，1928年秋，裘丽琳委派律师发布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声明，至此，她与家庭彻底决裂。
　　 即便如此，他们的爱情依旧不能被世俗接受，为了生活，他们不得不离开上海，到江浙一带跑码头唱戏。虽说是名角，但因为行业的包银制度，再加上母亲爱赌，周信芳负债累累。为此，裘丽琳和周信芳约法三章，以后演出报酬必须她经手，然后，她又找到戏院老板，提出利润分红，不然就罢演。戏院老板虽说同意，但背后却纠结一些帮派打手骚扰周信芳。怕他出事，裘丽琳就随身携带着私奔时周信芳给她防身的一把手枪每天陪同着上下戏。就这样，她成了他的私人保镖。
　　 两年后，裘丽琳不仅帮周信芳还清了所有的欠款，还帮他组建了戏班。第三年，他信守承诺，和包办婚姻的妻子离了婚，并登报正式和她结婚。离开上海的五年间，他们有了三个孩子，虽然生活平静富足，但渴望家人的祝福依旧是她内心最深的渴望。
　　 就在这时，上海一家戏院邀请周信芳登台，借这个机会，裘丽琳又写了一封长信回家。亲情毕竟无法泯灭，1933年，她终于带着丈夫和孩子回到了上海的家，当穿上母亲为自己精心准备的白色婚纱，裘丽琳放声大哭。
　　 在此后的45年中，他们夫唱妇随，享受幸福与快乐，得到尊敬和荣誉，但也遭受忧患和劫难。不管顺境逆境，他们都相互扶持，彼此慰藉，就如结婚时宣读的誓词一样：“不管贫穷或富有，不离不弃。”
　　 1968年3月26日，裘丽琳遭受迫害在华山医院去世。7年后的又一个三月，同一家医院，周信芳也随她而去。
　　
　　 【顾城与谢烨：爱情没有乌托邦】
　　 1979年，在一辆列车上，23岁的顾城邂逅谢烨，爱情以一见钟情的方式悄然降临。在众人眼里，谢烨无疑是最适合顾城的人选。金童玉女的组合，是文学圈朋友里羡慕的一对。
　　 4年后，他们结婚了。婚后，谢烨担负起妻子的责任，无微不至地照顾着顾城的生活。在顾城的世界里，写诗和创作只是一种单纯的艺术，因为清高，他很难把诗歌和金钱联系在一起。基于理解和爱，谢烨不得不渐渐肩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
　　 1987年，顾城受邀去新西兰讲学，为了照顾顾城，同样是诗人的谢烨坚强地承担起养鸡、卖鸡蛋、卖春卷的农家劳作。在顾城的生活里，谢烨不仅是妻子更是司机、翻译、秘书、保姆甚至母亲。定居新西兰激流岛后，顾城拒绝学习外语，是岛上唯一一个不会说外语的人，融入当地的生活其艰难可想而知；除此之外，他不学开车，无论到哪里都由谢烨接送；他不会打字，文稿都有谢烨代劳；饿了，谢烨要马上给他做饭。即便如此，顾城还是显得格格不入。他曾在自家的院子前圈了一块地，由谢烨在里面养鸡，最终，鸡的吵闹和气味引起了岛上其他居民的不满。社区官员几次上门要求他们处理掉这些鸡，由于顾城坚决不同意，被告上法庭。一气之下，顾城拿起刀冲进鸡舍，把几百只鸡全宰了，当着社区官员的面，他把血淋淋的鸡头放在一个塑料袋里当场交了出来。结果，社区官员吓得落荒而逃，而顾城也落得了“怪人”和“疯子”的名号。因为要生活，谢烨不得不极力在邻居间一一化解和调和。
　　 1988年，顾城和谢烨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桑木耳。由于顾城不喜欢孩子，谢烨是瞒着他怀孕的。小木耳出生后总是哭闹，这对沉溺于工作且没准备做父亲的顾城来说是难以忍受的，他要求谢烨把孩子送给当地的毛利人去养，并且不让谢烨去看望。
　　 那是谢烨身心俱疲的一段时光，她不仅要照料丈夫和儿子，还要赚钱养家，就在这时，她想到了另外一个女孩李英。李英是顾城出国前参加文学界的一次青春诗会上认识的，当时还在求学的李英对顾城充满了崇拜，常常与好友去拜访顾城夫妇。后来，得知顾城要出国，李英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竟然当着好友和谢烨的面流泪对顾城表白。顾城被感动了，这一切，谢烨都看在眼里，只是当时没想这么多。
　　 出国后，顾城依旧保持着与李英的甜蜜通信。也许是想逃避，也许是想找个人来分散顾城对自己的依赖感和注意力，谢烨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她积极替李英办理各种出国手续。最终，1990年7月5日，谢烨用卖鸡蛋的钱换来了一张李英飞往新西兰的机票。顾城热切盼望着李英的到来，谢烨更是对她照顾有加，就这样，三个人的生活就这样畸形而又“平衡”地上演了。
　　 李英的到来让谢烨有了更多的时间去看望年幼的儿子。就这样，谢烨用极端的行动履行起做母亲的职责，却忽略了丈夫的变化。渐渐地，她发现，顾城对李英的感情投入越来越多，甚至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料想。为了不失去顾城，她开始竭力挽回这段已经偏向的婚姻。
　　 1992年初，德国向顾城发出邀请，谢烨仿佛看到了机会。出发前，她向李英摊牌，李英也答应退出这种关系。就这样，两个女人瞒着顾城偷偷做了约定。去了德国，李英果真慢慢就失去了联系，顾城着急了，四处打听她的下落。同年底，顾城终于得知了李英为了获得新西兰的居留权而嫁给了一个比她大20岁的人的消息。顿时，李英纯洁的形象坍塌了，他崩溃了。
　　 同样，本以为赶走李英就能赢回丈夫心的谢烨也崩溃了，面对虽生犹死处在感情废墟里的顾城，谢烨心冷了。但她还想做最后的努力，为了让顾城振作起来，她劝说他写一本自传体小说，记录在激流岛上发生的一切，希望顾城通过对往事的回忆，不再迷失。在妻子的要求下，顾城写下了《英儿》这本书，依然是他口述，她电脑记录。可没想到的是，顾城在书中情不自禁地一遍遍回忆着与李英之间发生的缠绵情事，这彻底让谢烨失望了。
　　 心灰意冷之际，谢烨遇到了一个狂热追求自己的男人——同样来自中国的力学博士“大鱼”。“大鱼”会生活，懂生活，有情趣，这是顾城所不具备的。慢慢的，她的情感天平开始倾斜。顾城无意中发现后，第一次对谢烨动了手。后来，邻居报了警，警方认为顾城有暴力倾向，要把他送进精神病院。这一次，谢烨又站出来挡在了顾城身前。由于谢烨拒绝签字，顾城才免遭劫难。
　　 谢烨还是接受了新的爱情。一个月夜，顾城面对星空仿佛瞬间醒悟了，可即便忏悔却也无法重来，这时的谢烨再也无法通融了。
　　 从德国回到新西兰，谢烨憧憬着全新的生活，准备带着儿子离开。1993年10月6日，“大鱼”要上门看谢烨，顾城无法面对，怕自己彻底失去谢烨。两天后，一场争吵在顾城和谢烨之间不可避免地又发生了，这次，顾城又一次动了手，而谢烨再也没能起来。而后，顾城也选择了用自己的死来结束这一切。
　　 正如顾城去世前半年给好友写的信中所说：“我爱是因为我渴望，也是因为我恐惧。在花园里，我因为离光太近，已经瞎了。”对于谢烨，顾城醒悟得太迟；而对于顾城，谢烨也爱得太深。以至于爱恨交缠，荣时繁花似锦枯时疮痍满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