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普（1917—1994），字晓天，天水秦安人。著名治沙专家。1936年入南京金陵大学攻读农业。1948年任张掖农校校长。1961年到民勤治沙综合试验站。1979年，任民勤治沙综合试验站副站长，主持工作。1980年任甘肃省治沙研究所所长。1984年获中国林学会“劲松奖”，1985年获中国林学会“从事林业工作五十年荣誉证书”，1989年获甘肃省“劳动模范”称号。1991年，获国务院“全国治沙劳动模范”奖章。
　　 一
　　 1961年10月，郭普接到调令，到民勤治沙综合实验站任学术秘书。他对上级的指示不敢稍有怠慢，匆匆与原单位办理了交接手续，携带全家六口于当年11月2日乘着一辆卡车离开了张掖市，朝民勤县城驶去。出发前，郭普对妻子说，家里的桌椅不用带了，该送人的送人吧，新单位应该有这些东西。
　　 一家人带了木箱、铺盖、锅碗和暖瓶就上路了。郭普夫妇坐在驾驶室里，几个孩子挤在卡车箱里。路途颠簸，半路上暖瓶打碎了，流出的水渗透了孩子的衣服。车过武威，孩子们饿的慌，看到路边有卖烤洋芋的，嚷着要吃。郭普下车买了土豆交给孩子，自己却舍不得买吃的。到民勤县城已经黄昏了。县上的人找了一辆马车，摇摇晃晃走了三个多小时，晚上十点，郭普一家到了距县城15公里的民勤治沙站，住进了单位事先安排好的宿舍——一间土坯围成的工棚。除了一个大土炕，房间里一无所有。在深秋的寒凉里，一家人在土炕上相拥成取暖，度过了来民勤后的第一个夜晚。
　　 来民勤之前，郭普参加过全省和全国的中等林校教学大纲的编审工作，参与过河西地区采种、育苗、造林规划的编制，进行过教学和生产实习，对民勤治沙站建立以来的历程做过详细了解。民勤治沙综合实验站始建于1959年4月，地处巴丹吉林大沙漠东南沿的民勤西沙窝，前身是1958年中科院治沙队的综合试验站，建站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河西走廊沙漠戈壁改造利用的基础理论和重大科学技术措施”，时任领导多半是省内外知名的专家教授，如赵松乔、张汉豪等。在科技人员的带领下，民勤在建国后开展了大规模的防风固沙植树造林群众运动，涌现出了一批劳动模范，得到过周恩来总理签署的嘉奖。诗人闻捷和李季闻讯结伴西行，满怀豪情地歌颂民勤人治沙植树的顽强精神。1959年5月，著名气象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在民勤主持召开治沙现场会，写下了鼓舞人心的《向沙漠进军》。
　　 治沙站学术氛围浓厚，郭普承担着科研计划编制和实施等工作，忙的不可开交，顾不上照料家事，更顾不上照料自己。
　　 当时，三年大饥荒刚刚过去，民勤气候干旱，交通不便，生活十分艰苦。郭普的几个孩子在邻近的农村小学读书，每天来回徒步十多里路。一天下午放学，遇上了沙尘暴，天地混沌，两个孩子被刮得晕头转向，找不到回家的路。郭普夫妇等到半夜，不见孩子的踪影，便和治沙站的同事们点了火把，敲着锣鼓四处呼喊。天亮时分，黄风熄了，才在路边的小土包下找到了两个瑟瑟发抖的孩子。
　　 在治沙站的前几年里，郭普走遍了民勤的风沙前沿。有一年，他约了当地驼户姚爷当向导，进沙漠考察。不料老马也会迷途，一场大风过后，他们迷了路，从沙丘下地窝里出来，天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姚爷不知道朝哪里走，指着远处星星点点的光亮说，那里就是治沙站。两人转悠了一夜，结果转到了沙漠深处。茫茫沙海，没有航标指引，该往哪里去？！三天过去了，出门时带的干粮和水也没了，他们还没找到出路。两个人土头土脸，饥肠辘辘，嗓子冒烟，互相搀扶着瞎撞，被一个放羊人看到了，把他们领出了沙漠。放羊人告诉他们，半夜里沙漠上的点点亮光，是人畜尸骨自燃的磷火。
　　 三年后，郭普和治沙站的另一位专家施及人把调查结果总结编成了《治沙科学研究初步成果综述（1959年至1963年）》，引起了国内治沙界的关注。
　　 1964年4月，甘肃省在民勤召开“河西治沙科研协作会议”，郭普建议在民勤县薛百公社沿风沙线的宋和、薛百、长城等6个大队建设“治沙样板”，得到了与会人员的认可。郭普与施及人等科技人员到大队蹲点，进行治沙造林规划设计与施工，推广铺设粘土沙障与营造梭梭固沙林相配套的科技成果。
　　 被选为治沙样板试点的六个生产大队风沙灾害严重，要在这里植树种草，有的老百姓就想不通：过去我们插风墙，护柴湾，土埋沙窝，没见过也没听过在沙窝里铺格子沙障，栽草种树，这能成吗？
　　 为了发动群众，郭普编写了宣传治沙造林的快板和顺口溜，在压沙植树的现场说唱。不少农民至今记得那位操着秦安口音的“说书人”，仍记得快板里的段落：
　　 同心协力缚“黄龙”，有几句话儿要讲清：
　　 我们铺设土风墙，沙窝形状看分明。
　　 沿着沙纹压土埂，底宽二尺高八寸，
　　 从上到下来压埋，两头敞开能顺风，
　　 横道中间加竖道，压沙功效更显明。
　　 首先找好硬板土，压住黄龙不翻身。
　　 面沙锈沙弄上去，好事也变坏事情。
　　 立下愚公移山志，要给“黄龙”判死刑……
　　 1965年9月，中国林业科学院副院长陶东岱主持在民勤召开“全国造林治沙学术研讨会”，郭普作了《民勤县薛百公社综合治沙样板调查研究报告》与《民勤县封护柴湾的调查研究报告》，建议治沙实验范围扩大到薛百、大坝、新河等三个公社。会后，郭普等十二名科技人员分别到三个公社蹲点，推广治沙和农林科技成果，指导育苗造林，培训社队林业员，帮助建立健全社队林场，促进了全县的治沙造林工作。
　　 二
　　 1966年，文革风暴骤起，老百姓六神迷乱，知识分子更是在劫难逃。治沙站的科研秩序乱了，专题研究停了，试验地良种圃毁了。
　　 郭普被冠以“牛鬼蛇神”、“反动技术权威”，挨批斗，关“牛棚”，失去了人身自由，时不时地遭造反派殴打。给他送饭的小女儿几次隔着窗户看到父亲两颊红肿，知道又是造反派使的坏，趴在窗口哭着不肯离开。
　　 1969年10月，郭普的家眷七人被下放民勤县西渠公社的一个偏远小队，住在四面透风，抬头就能看见天空的外流户的房子里。冬天一到，一家人就堵死门窗，点起麦草取暖。挨过了一个冬季，子女们借钱盖了几间土房，算是有了自己的家。郭普奔波于治沙站和西渠公社之间，期盼着云开日出的春天早点到来。
　　 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后，一批老革命复出工作。次年12月，民勤治沙综合试验站收归甘肃省农业科学院领导，郭普走出了“牛棚”，重新开始治沙科研推广。1973年，郭普向省科委等部门建议，建设“民勤沙生植物园”，获得批准。1974年，邓小平二度复出，坚冰初融。郭普和施及人等编写的《甘肃沙漠与治理》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他与县委宣传部的两位同志合编的《民勤人民战风沙》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同时由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拍成纪录片全国发行。在写作《民勤人民战风沙》期间，郭普每天骑自行车从治沙站到县城，往返60公里，查询资料，修订文稿，一丝不苟。这些著述的出版发行，普及了林业科学知识和推广治沙造林技术，扩大了民勤乃至甘肃林业建设在国内外的影响。
　　 同年，郭普与郭志忠、施及人等许多科技人员参与了民勤县沙生植物园的建设。这座沙生植物园占地千亩，网罗国内外沙生、旱生植物600余种，填补了我国沙生植物研究方面的空白，获得了林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家报纸称其为“天下第一”，轰动了国际林学界和治沙科技界。联合国及美、英、德、日等10多个国家的官员、学者和新闻工作者络绎而至，进行考察、采访和学术交流活动，一些农林院校的师生也先后来此进行教学实习。沙生植物园是郭普等一批科学家献身治沙造林的经典之作，绘巨幅画卷于荒漠，首开亚洲此类工程先河，是名符其实的千秋功业。
　　 文革最后两年，郭普受“三北”防护林领导小组委派，深入河西风沙重点县推广治沙造林技术。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坚持参加野外作业，带领科技人员反复试验，指导推广设置粘土沙障与营造灌木技术。1978年，这项科研成果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此后十五年，郭普主审了北京林业大学、内蒙古林学院等高等院校的治沙造林教材，与施及人合著的《甘肃省的治沙造林》被编入《中国林业科技三十年（1949—1979）》，多篇论文著述由甘肃人民出版社、甘肃省林学会、科学出版社、中国林科院情报局、农业出版社等出版发行，有的被翻译成外文版向海外介绍。
　　 1980年，甘肃省治沙研究所成立，郭普离开了民勤，到武威主持治沙研究所的工作。1983年7月，胡耀邦到甘肃视察工作，提出了“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改造山河，治穷致富”的十六字方针，启发甘肃要“反弹琵琶”，念好“草木经”。甘肃省林业厅邀请郭普编写《草木三字经》出版发行。此书以传统《三字经》的体例，宣传植物知识，在青少年中反响很大，许多学生收集草木种子寄往甘肃，掀起了全国支援甘肃种草种树的热潮。
　　 郭普是沙产业理论的倡导者，也是全国最早的沙产业理论实践者之一。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积极投身于沙生植物资源的开发应用研究，发表了利用沙棘白刺果实的可行性报告，主持研制了沙棘、白刺饮料（沙樱桃，俗称酸胖）等沙生植物产品。他认为，沙漠地区并非不毛之地，它有丰富的资源，有些植物不是没有价值，只是人们还没有认识它。沙漠资源的开发利用，是生态型沙漠产业的发展趋势。他的建议得到了钱学森等科学家的支持，由此衍生出了“沙产业”的科学构想。
　　 郭普去世后，甘肃省林业厅将其安葬在了兰州徐家山公园张心一先生墓旁,并以公函告知公园管理处：郭普墓地永久保存、永不占用、地域永不出租。张心一先生（1897年—1992年）是杰出的农业经济学家，民国时甘肃公费考入清华学堂的第一人，1926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金陵大学教授兼农业推广系主任，对郭普关爱有加，郭普对导师极为敬重。师生同葬一处，了却郭普的夙愿：在另一个世界里，他要照应老师，回报教诲恩情。
　　 三
　　
　　 在子女们的记忆里，父亲郭普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他担任了治沙站的领导职务后，个别在文革中整过他的人显得心神不定。有人找上门来，对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深表懊悔。郭普总是劝导：过去的事就过去了，记着把现在的事做好就行了。子女们想不通，说文革中那人打你多狠啊，你怎么就说过就过了呢！郭普说，我早就忘了，记那些有啥用？我如果斤斤计较，还能带他们做研究吗？
　　 对待子女，郭普又是一个极其认真严谨，甚至有点倔强的父亲。女儿经过考试分配到了治沙站，郭普不让她在办公室工作，而是安排到沙生植物园种树浇花。好心人劝郭普，女娃娃受不了苦，你干嘛不安排轻松一些的工作呢！他说，在科研单位工作，不懂业务，能做出啥成绩？趁年轻，抓紧学习，以后会有好处。
　　 有一天，女儿下班回家，一个同事递给她一包糖，托她转交郭所长。女儿把糖交给父亲，父亲却说，那个职工想调回原籍，我已签字同意了。你现在就把糖送回去，以后不要拿别人的东西！
　　 某年，上级号召优秀知识分子加入党组织，郭普写了申请书。书记看后说不深刻。他淡然一笑，从此不提这档子事。直到离世，他仍是无党派人士。
　　 郭普的严谨，有些时候是废寝忘食，满脑子工作。他在办公室写论文，常常忘了回家。孩子叫他吃饭，他低着头跟了出来，走到半路就不见人了。孩子找到他时，他或许又回到了办公室，或许正在同事家说工作。吃饭时，家里人不拿碗筷，他就坐着等，想他自己的事。但他又不允许孩子们上班迟到，催他们提前十五分钟到岗。孩子们开父亲的玩笑，你只记得让我们早去，你却从来不知道按时回家！小儿子上了高三，告诉父亲要高考了，他才恍然大悟：要上大学了吗？这么快！
　　 晚年时，郭普时常带着研究人员做科研课题。他对年轻人的要求格外严。一句话，一个数据，要有依据，要有出处，别人的观点可以借鉴，但成果和文章绝对不能抄袭。他带过的研究人员对此深有感慨：郭老真严谨，他教给我们的治学方法，一辈子受益无穷。
　　 他写过的学术论文，极少单独署名。理由是，科学研究，从来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一篇论文的背后，有许多人的心血。论文发表了，稿酬寄到他的名下，他就平分给参与工作每一个人。有一次出版社汇来300多元稿费，郭普将其分作50多份，列了名单，让女儿往外寄。一个人6块，光汇款单就写了半晌。
　　 郭普最小的儿子仁天回忆说：上大三的时候，武侠小说正盛。有一次回家，夜半未眠，苦读古龙大侠之宏著。正看至小李飞刀将要出手之际，同样未眠的父亲推门进来了。如此紧要关头，吓了我一身冷汗。未及回过神来，父亲递过一本《小说月报》，让我看一篇小说——谌容的《散淡的人》。那个夜晚，父亲第一次给我讲了他的许多旧事。其中最为有趣的一件是，父亲年轻时提着两瓶香油回家，不小心，一瓶掉在地上打碎了，他头也没回就走。路人见了，说这年轻人，油瓶掉了也不看看。父亲答道：油瓶没碎我当然要看。它已经碎了，我再看它干嘛。父亲的喻义不言自明：事情到了不可挽回的时候，就不要再劳思费神。要以平常之心待之，干以后的事情要紧。父亲还说：人的一生不一定要想着干什么大事，但一定要干点有意义的事。要有为有不为，知足知不足。做人散淡一些，做事要认真一些。
　　 我印象中的郭老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历尽磨难，守志不渝。苦痛于他是淡漠，荣誉于他是平静。“不问家事常如客，爱读诗文却学林”，他的诗句，流露的就是陈丹青所谓“民国范儿”的思想气质。
　　 1980年代初，我和仁天同窗共读，借机去了治沙站，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郭老。郭老看了我的几首歪诗，约好时间让我和仁天去他的办公室，评优指劣，态度十分认真。郭老写旧体诗，作为遣兴抒怀的方式聊以自娱，作品不多，时有佳制。《中华诗词选》及《陇上吟》等书收有其诗，内容多是河西景观与治沙造林。某日，郭老自张掖归来，出示旅途中写就得五言绝句。我和仁天读后认为诗的最后一句“驱车河西道，夕阳无限美”不够尽意。郭老同意我们的看法，遂将“夕阳无限美”改为“大地路无边”，并夸赞我们心有灵犀。说实话，我们充其量不过是耍点小聪明而已，如何担当得起他的称赞。老人的用意，大概是想激发我们的上进心吧。
　　 郭老去世的数年间，我多次路过民勤治沙站，遥望黄色沙岭中日渐稀少的绿色，油然而生“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联想：以郭普为代表的那一代治沙英雄已经远去。他们把生命中最厚实的著述写在了民勤大地上，也把灵魂中最灿烂的诗篇留在了千里风沙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