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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海】郭普先生与民勤的治沙事业(散文)
郭普(1917—1994),字晓天,天水秦安人。著名治沙专家。1936年入南京金陵大学攻读农业。1948年任张掖农校校长。1961年到民勤治沙综合试验站。1979年,任民勤治沙综合试验站副站长,主持工作。1980年任甘肃省治沙研究所所长。1984年获中国林学会“劲松奖”,1985年获中国林学会“从事林业工作五十年荣誉证书”,1989年获甘肃省“劳动模范”称号。1991年,获国务院“全国治沙劳动模范”奖章。
一
1961年10月,郭普接到调令,到民勤治沙综合实验站任学术秘书。他对上级的指示不敢稍有怠慢,匆匆与原单位办理了交接手续,携带全家六口于当年11月2日乘着一辆卡车离开了张掖市,朝民勤县城驶去。出发前,郭普对妻子说,家里的桌椅不用带了,该送人的送人吧,新单位应该有这些东西。
一家人带了木箱、铺盖、锅碗和暖瓶就上路了。郭普夫妇坐在驾驶室里,几个孩子挤在卡车箱里。路途颠簸,半路上暖瓶打碎了,流出的水渗透了孩子的衣服。车过武威,孩子们饿的慌,看到路边有卖烤洋芋的,嚷着要吃。郭普下车买了土豆交给孩子,自己却舍不得买吃的。到民勤县城已经黄昏了。县上的人找了一辆马车,摇摇晃晃走了三个多小时,晚上十点,郭普一家到了距县城15公里的民勤治沙站,住进了单位事先安排好的宿舍——一间土坯围成的工棚。除了一个大土炕,房间里一无所有。在深秋的寒凉里,一家人在土炕上相拥成取暖,度过了来民勤后的第一个夜晚。
来民勤之前,郭普参加过全省和全国的中等林校教学大纲的编审工作,参与过河西地区采种、育苗、造林规划的编制,进行过教学和生产实习,对民勤治沙站建立以来的历程做过详细了解。民勤治沙综合实验站始建于1959年4月,地处巴丹吉林大沙漠东南沿的民勤西沙窝,前身是1958年中科院治沙队的综合试验站,建站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河西走廊沙漠戈壁改造利用的基础理论和重大科学技术措施”,时任领导多半是省内外知名的专家教授,如赵松乔、张汉豪等。在科技人员的带领下,民勤在建国后开展了大规模的防风固沙植树造林群众运动,涌现出了一批劳动模范,得到过周恩来总理签署的嘉奖。诗人闻捷和李季闻讯结伴西行,满怀豪情地歌颂民勤人治沙植树的顽强精神。1959年5月,著名气象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在民勤主持召开治沙现场会,写下了鼓舞人心的《向沙漠进军》。
治沙站学术氛围浓厚,郭普承担着科研计划编制和实施等工作,忙的不可开交,顾不上照料家事,更顾不上照料自己。
当时,三年大饥荒刚刚过去,民勤气候干旱,交通不便,生活十分艰苦。郭普的几个孩子在邻近的农村小学读书,每天来回徒步十多里路。一天下午放学,遇上了沙尘暴,天地混沌,两个孩子被刮得晕头转向,找不到回家的路。郭普夫妇等到半夜,不见孩子的踪影,便和治沙站的同事们点了火把,敲着锣鼓四处呼喊。天亮时分,黄风熄了,才在路边的小土包下找到了两个瑟瑟发抖的孩子。
在治沙站的前几年里,郭普走遍了民勤的风沙前沿。有一年,他约了当地驼户姚爷当向导,进沙漠考察。不料老马也会迷途,一场大风过后,他们迷了路,从沙丘下地窝里出来,天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姚爷不知道朝哪里走,指着远处星星点点的光亮说,那里就是治沙站。两人转悠了一夜,结果转到了沙漠深处。茫茫沙海,没有航标指引,该往哪里去?!三天过去了,出门时带的干粮和水也没了,他们还没找到出路。两个人土头土脸,饥肠辘辘,嗓子冒烟,互相搀扶着瞎撞,被一个放羊人看到了,把他们领出了沙漠。放羊人告诉他们,半夜里沙漠上的点点亮光,是人畜尸骨自燃的磷火。
三年后,郭普和治沙站的另一位专家施及人把调查结果总结编成了《治沙科学研究初步成果综述(1959年至1963年)》,引起了国内治沙界的关注。
1964年4月,甘肃省在民勤召开“河西治沙科研协作会议”,郭普建议在民勤县薛百公社沿风沙线的宋和、薛百、长城等6个大队建设“治沙样板”,得到了与会人员的认可。郭普与施及人等科技人员到大队蹲点,进行治沙造林规划设计与施工,推广铺设粘土沙障与营造梭梭固沙林相配套的科技成果。
被选为治沙样板试点的六个生产大队风沙灾害严重,要在这里植树种草,有的老百姓就想不通:过去我们插风墙,护柴湾,土埋沙窝,没见过也没听过在沙窝里铺格子沙障,栽草种树,这能成吗?
为了发动群众,郭普编写了宣传治沙造林的快板和顺口溜,在压沙植树的现场说唱。不少农民至今记得那位操着秦安口音的“说书人”,仍记得快板里的段落:
同心协力缚“黄龙”,有几句话儿要讲清:
我们铺设土风墙,沙窝形状看分明。
沿着沙纹压土埂,底宽二尺高八寸,
从上到下来压埋,两头敞开能顺风,
横道中间加竖道,压沙功效更显明。
首先找好硬板土,压住黄龙不翻身。
面沙锈沙弄上去,好事也变坏事情。
立下愚公移山志,要给“黄龙”判死刑……
1965年9月,中国林业科学院副院长陶东岱主持在民勤召开“全国造林治沙学术研讨会”,郭普作了《民勤县薛百公社综合治沙样板调查研究报告》与《民勤县封护柴湾的调查研究报告》,建议治沙实验范围扩大到薛百、大坝、新河等三个公社。会后,郭普等十二名科技人员分别到三个公社蹲点,推广治沙和农林科技成果,指导育苗造林,培训社队林业员,帮助建立健全社队林场,促进了全县的治沙造林工作。
二
1966年,文革风暴骤起,老百姓六神迷乱,知识分子更是在劫难逃。治沙站的科研秩序乱了,专题研究停了,试验地良种圃毁了。
郭普被冠以“牛鬼蛇神”、“反动技术权威”,挨批斗,关“牛棚”,失去了人身自由,时不时地遭造反派殴打。给他送饭的小女儿几次隔着窗户看到父亲两颊红肿,知道又是造反派使的坏,趴在窗口哭着不肯离开。
1969年10月,郭普的家眷七人被下放民勤县西渠公社的一个偏远小队,住在四面透风,抬头就能看见天空的外流户的房子里。冬天一到,一家人就堵死门窗,点起麦草取暖。挨过了一个冬季,子女们借钱盖了几间土房,算是有了自己的家。郭普奔波于治沙站和西渠公社之间,期盼着云开日出的春天早点到来。
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后,一批老革命复出工作。次年12月,民勤治沙综合试验站收归甘肃省农业科学院领导,郭普走出了“牛棚”,重新开始治沙科研推广。1973年,郭普向省科委等部门建议,建设“民勤沙生植物园”,获得批准。1974年,邓小平二度复出,坚冰初融。郭普和施及人等编写的《甘肃沙漠与治理》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他与县委宣传部的两位同志合编的《民勤人民战风沙》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同时由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拍成纪录片全国发行。在写作《民勤人民战风沙》期间,郭普每天骑自行车从治沙站到县城,往返60公里,查询资料,修订文稿,一丝不苟。这些著述的出版发行,普及了林业科学知识和推广治沙造林技术,扩大了民勤乃至甘肃林业建设在国内外的影响。
同年,郭普与郭志忠、施及人等许多科技人员参与了民勤县沙生植物园的建设。这座沙生植物园占地千亩,网罗国内外沙生、旱生植物600余种,填补了我国沙生植物研究方面的空白,获得了林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家报纸称其为“天下第一”,轰动了国际林学界和治沙科技界。联合国及美、英、德、日等10多个国家的官员、学者和新闻工作者络绎而至,进行考察、采访和学术交流活动,一些农林院校的师生也先后来此进行教学实习。沙生植物园是郭普等一批科学家献身治沙造林的经典之作,绘巨幅画卷于荒漠,首开亚洲此类工程先河,是名符其实的千秋功业。
文革最后两年,郭普受“三北”防护林领导小组委派,深入河西风沙重点县推广治沙造林技术。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坚持参加野外作业,带领科技人员反复试验,指导推广设置粘土沙障与营造灌木技术。1978年,这项科研成果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此后十五年,郭普主审了北京林业大学、内蒙古林学院等高等院校的治沙造林教材,与施及人合著的《甘肃省的治沙造林》被编入《中国林业科技三十年(1949—1979)》,多篇论文著述由甘肃人民出版社、甘肃省林学会、科学出版社、中国林科院情报局、农业出版社等出版发行,有的被翻译成外文版向海外介绍。
1980年,甘肃省治沙研究所成立,郭普离开了民勤,到武威主持治沙研究所的工作。1983年7月,胡耀邦到甘肃视察工作,提出了“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改造山河,治穷致富”的十六字方针,启发甘肃要“反弹琵琶”,念好“草木经”。甘肃省林业厅邀请郭普编写《草木三字经》出版发行。此书以传统《三字经》的体例,宣传植物知识,在青少年中反响很大,许多学生收集草木种子寄往甘肃,掀起了全国支援甘肃种草种树的热潮。
郭普是沙产业理论的倡导者,也是全国最早的沙产业理论实践者之一。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积极投身于沙生植物资源的开发应用研究,发表了利用沙棘白刺果实的可行性报告,主持研制了沙棘、白刺饮料(沙樱桃,俗称酸胖)等沙生植物产品。他认为,沙漠地区并非不毛之地,它有丰富的资源,有些植物不是没有价值,只是人们还没有认识它。沙漠资源的开发利用,是生态型沙漠产业的发展趋势。他的建议得到了钱学森等科学家的支持,由此衍生出了“沙产业”的科学构想。
郭普去世后,甘肃省林业厅将其安葬在了兰州徐家山公园张心一先生墓旁,并以公函告知公园管理处:郭普墓地永久保存、永不占用、地域永不出租。张心一先生(1897年—1992年)是杰出的农业经济学家,民国时甘肃公费考入清华学堂的第一人,1926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金陵大学教授兼农业推广系主任,对郭普关爱有加,郭普对导师极为敬重。师生同葬一处,了却郭普的夙愿:在另一个世界里,他要照应老师,回报教诲恩情。
三
在子女们的记忆里,父亲郭普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他担任了治沙站的领导职务后,个别在文革中整过他的人显得心神不定。有人找上门来,对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深表懊悔。郭普总是劝导:过去的事就过去了,记着把现在的事做好就行了。子女们想不通,说文革中那人打你多狠啊,你怎么就说过就过了呢!郭普说,我早就忘了,记那些有啥用?我如果斤斤计较,还能带他们做研究吗?
对待子女,郭普又是一个极其认真严谨,甚至有点倔强的父亲。女儿经过考试分配到了治沙站,郭普不让她在办公室工作,而是安排到沙生植物园种树浇花。好心人劝郭普,女娃娃受不了苦,你干嘛不安排轻松一些的工作呢!他说,在科研单位工作,不懂业务,能做出啥成绩?趁年轻,抓紧学习,以后会有好处。
有一天,女儿下班回家,一个同事递给她一包糖,托她转交郭所长。女儿把糖交给父亲,父亲却说,那个职工想调回原籍,我已签字同意了。你现在就把糖送回去,以后不要拿别人的东西!
某年,上级号召优秀知识分子加入党组织,郭普写了申请书。书记看后说不深刻。他淡然一笑,从此不提这档子事。直到离世,他仍是无党派人士。
郭普的严谨,有些时候是废寝忘食,满脑子工作。他在办公室写论文,常常忘了回家。孩子叫他吃饭,他低着头跟了出来,走到半路就不见人了。孩子找到他时,他或许又回到了办公室,或许正在同事家说工作。吃饭时,家里人不拿碗筷,他就坐着等,想他自己的事。但他又不允许孩子们上班迟到,催他们提前十五分钟到岗。孩子们开父亲的玩笑,你只记得让我们早去,你却从来不知道按时回家!小儿子上了高三,告诉父亲要高考了,他才恍然大悟:要上大学了吗?这么快!
晚年时,郭普时常带着研究人员做科研课题。他对年轻人的要求格外严。一句话,一个数据,要有依据,要有出处,别人的观点可以借鉴,但成果和文章绝对不能抄袭。他带过的研究人员对此深有感慨:郭老真严谨,他教给我们的治学方法,一辈子受益无穷。
他写过的学术论文,极少单独署名。理由是,科学研究,从来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一篇论文的背后,有许多人的心血。论文发表了,稿酬寄到他的名下,他就平分给参与工作每一个人。有一次出版社汇来300多元稿费,郭普将其分作50多份,列了名单,让女儿往外寄。一个人6块,光汇款单就写了半晌。
郭普最小的儿子仁天回忆说:上大三的时候,武侠小说正盛。有一次回家,夜半未眠,苦读古龙大侠之宏著。正看至小李飞刀将要出手之际,同样未眠的父亲推门进来了。如此紧要关头,吓了我一身冷汗。未及回过神来,父亲递过一本《小说月报》,让我看一篇小说——谌容的《散淡的人》。那个夜晚,父亲第一次给我讲了他的许多旧事。其中最为有趣的一件是,父亲年轻时提着两瓶香油回家,不小心,一瓶掉在地上打碎了,他头也没回就走。路人见了,说这年轻人,油瓶掉了也不看看。父亲答道:油瓶没碎我当然要看。它已经碎了,我再看它干嘛。父亲的喻义不言自明:事情到了不可挽回的时候,就不要再劳思费神。要以平常之心待之,干以后的事情要紧。父亲还说:人的一生不一定要想着干什么大事,但一定要干点有意义的事。要有为有不为,知足知不足。做人散淡一些,做事要认真一些。
我印象中的郭老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历尽磨难,守志不渝。苦痛于他是淡漠,荣誉于他是平静。“不问家事常如客,爱读诗文却学林”,他的诗句,流露的就是陈丹青所谓“民国范儿”的思想气质。
1980年代初,我和仁天同窗共读,借机去了治沙站,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郭老。郭老看了我的几首歪诗,约好时间让我和仁天去他的办公室,评优指劣,态度十分认真。郭老写旧体诗,作为遣兴抒怀的方式聊以自娱,作品不多,时有佳制。《中华诗词选》及《陇上吟》等书收有其诗,内容多是河西景观与治沙造林。某日,郭老自张掖归来,出示旅途中写就得五言绝句。我和仁天读后认为诗的最后一句“驱车河西道,夕阳无限美”不够尽意。郭老同意我们的看法,遂将“夕阳无限美”改为“大地路无边”,并夸赞我们心有灵犀。说实话,我们充其量不过是耍点小聪明而已,如何担当得起他的称赞。老人的用意,大概是想激发我们的上进心吧。
郭老去世的数年间,我多次路过民勤治沙站,遥望黄色沙岭中日渐稀少的绿色,油然而生“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联想:以郭普为代表的那一代治沙英雄已经远去。他们把生命中最厚实的著述写在了民勤大地上,也把灵魂中最灿烂的诗篇留在了千里风沙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