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来，已经有十五个春节，没有在乡间的老家过了。说是为生计吧，倒也不全是，个中原由真是无从说起，不说也罢。去年春节，母亲患食道癌在省城住院，分存于乡间、集镇、市里、省城的一大家子人，都没有过上安生年。母亲大难后恢复得出奇的好，相约全家三十四口人，今年春节齐聚乡间老家过年。为了践约，我才与十五年后的乡间春节重逢。
　　 我与妻儿回村的时候，就看见被村里人尊称为“老头子”的刘国庆，他一个人伫立在在村头。我知道，他过去也是很少扎人堆的。
　　 虽然七十多岁的人了，依然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两只手背在后面，一只手插在另一只手的袖筒里，一副古文人行吟的做派。现在，他正微仰着脸，目光稍上的注视着前方，虽然前面是空远的地平线，但他却静气凝神，一动也不动。也许在思考着一件什么大事，也许他在盘点似水流年中的乡村政治吧。对这个主宰了村里几十年命运的人物，我不得不本能的这样想。
　　 我给他打招呼，他的表现多少还是出乎我的意料。虽然还是那样持重与冷峻，虽然还是那种居高不下的表情，但从他微笑的眼神和对儿子地亲切抚摸中，我还是认定他与过去不一样了。岁月的流逝和我在省城混事的身份，多少触动了他的内心，他终于开始改变了，最起码从心里是愿意与我及我的妻儿交流了。
　　 什么都抗不过时间啊，没有它改变不了的东西。我不由得想起二十年前的那个春节。
　　 那年，我考取了省城的一所师范类大学。录取通知书一到，父亲就念叨，“今年孩子回来过年，咱也请老头子到家里坐坐！”看着父亲那副志在必得的样子，母亲并没有这样乐观，她觉得也许父亲估计得不对，兴许人家不愿来呢。事实正如母亲所料，那年春节我放假回来，父亲是买了过去从没有买过的牛肉、鲤鱼和古井酒之类，支着架子，是要请被尊为老头子的支书刘国庆。
　　 腊月二十那天，父亲很失落地从刘国庆家回来，往门框上一踡，就叹气。刘国庆没有给这个面子，这是父亲万万没有想到的。我家都出大学生了，还没有资格请你吃场酒！真正伤我自尊的，是事后来传出的刘国庆的那句话：逑，一个师范生，一个孩子王！
　　 在我的记忆中，老头子家的年是与别人家不一样的。村里也有些人不服，但大多数人还是觉得，他是村支书，就应该与其它人不一样的。每年的春节间，老头子那辆永久牌自行车，总是在就要吃午饭的时候才出村口。他并不骑，因为身后还跟着一个或两个外村来请他吃酒的人，他要骑了，后面的人就跟不上了，从这一点上说老头子还是能体恤请客人的。太阳挂在树梢的时候，村里人都能看到红着脸的老头子从村口回来，他依然推着车子，好像压根儿他就不骑车子，喝了些酒的脸也更加红润而威严。
　　 他极少在我们村子里接受谁的请酒，当然村子里的人，也从没有过谁被他请到家里吃酒的历史。但每年的初十左右，他总是要请客的，对，就是初十这一天，这似乎是一个雷打不动的规矩，他家都会来一些人。这些人都是骑着自行车的，所以每到这一天的中午，村里的人都会聚在村头，等待着一辆又一辆自行车的到来。对于老头子的这些客人，村里人有时认识，有时不认识。但我们知道这些人多是公社里的干部，也许另有一些其它身份的人，村里人分不请，就只有统称干部了。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被老头子叫作部长的人，因为他每年都来，而且每次他屁股后面都提溜一把盒子炮，那乌黑的枪足有二尺多长，红缨子随着他那短腿的走动，很欢快的摆动着。我们这些孩子总要怯怯地跟在后面看，生怕老头子朝我们瞪眼。
　　 这些人酒时总要猜拳，而且猜拳的声音不像村里人那样冷颤颤的，一个个嗓大声圆，夹杂着酒气，在老头子院子的上空激荡着。这场酒散场的时间总是很晚，以至使一些想看稀奇而又没有耐性的，来来回回地从家出来四五次。村里的鸡开始陆续上窝的时候，他们才推着车子，一个接一个地从老头子的深院里出来。这时，村子里一年一度的壮观出现了：十几辆自行车，一溜排开，组成一个车队，浩浩荡荡向村外出发，直至消失在看不见的远方。
　　 一家人聚在一起过年，话题最多的是叙旧。除夕那天，家里人在一起喝酒的时候，我突然又想起老头子家过年的情景。就问父亲，“老头子过年还是那样吗？”
　　 五十二岁的大哥很有些不屑地说，“太阳不能老停在他家呀！这些年村子里的人也没有请他的了。”
　　 “他儿子刘志民不也是支书吗？”我有些不解地问。
　　 “支书咋了，现如今人信的是钱，请他还不如自家吃呢，他又不能咋得谁了！”大哥有些愤愤的说。我想，也许大哥想起早年，老头子不让他当兵的事了吧，不然咋能会，一脸的阶级仇民族恨似的。
　　 父亲显得觉得大哥有失厚道，就不以为然地说，“谁说他没有人请了，谁说那些当官的不上他家喝酒了，人家院子里每年不都是吆五喝六的猜拳！”
　　 “那都是他自家人，打肿了脸充胖子呗！”母亲补充道。
　　 春节里的日子，一天一天的，就像火红的鞭炮一样，一眨眼就在欢乐声中没有了。初三那天下午，我正在老家的院子里与侄子说着什么，大哥从风一样从院门到了我的面前。
　　 “老头子不行了。”
　　 “昨天我还看他在村头站呢，说不行就不行了？”我对这个消息多少有些吃惊。
　　 “刚才你没听见机动三轮响？他被送城里的医院了！”
　　 “咋回事呀？这上了年岁的人哟，风中的蜡一样！”母亲感慨而急切的说。
　　 “打孙子打的呗。我们在村头拉话时，他也走了过来，东头的安子问他在哪里喝的脸通红，老头子说上午副乡长来了喝的，可他孙子却说家里没来什么乡长。老头子脸一沉说，我让你说瞎话，伸手就去打，一伸手竟一头栽在地上了！”大哥向我们叙述着过程。
　　 “你看，你看这事闹的，是脑充血吧！我去看看，我去看看。”父亲一边说，一边向院子大门走去。
　　 事情竟会是这样，这是我没有想过的。本来，我计划回去的时候，到城里的医院去看看他，都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了，再说，若要叙起来，我们两家并不远，还没有出五服呢。
　　 我的这个心愿还是没有实现。第二天早上，我在村口漫步的时候，突然看见一辆机动三轮车缓缓地向村子这边移动着。
　　 这就是老头子吗？几天前，他还两只手背在后面，一只手插在另一只手的袖桶里，微仰着脸，目光向稍上的注视着前方的地平线呢。
　　 我的心里酸酸的，眼里也有些水样的模糊，寒风中不禁地颤抖起来。
　　 大寒在除夕那天就过了，天咋还这么冷呢。
　　 我现在都不知道，初三晚上到粮山家喝那场酒，是对是错。也不知道，家里人尤其是母亲极力反对的原因。
　　 这一切都源于，对这快二十间，儿时伙伴粮山的行为不可知。
　　 粮山比我小一岁，儿时我们俩玩得最好。那时我老闹肚子疼，邻村的白先生说是肚子生了丈把长的蛔虫，吃了不少打虫药，也未见那条虫出来，十多年间一直瘦得干柴棒一样。马瘦毛长人瘦力薄，村子里比我大比我小的孩子总喜欢欺负我。村里的孩子玩不出什么花样，你把我打哭我把你打尿，往往就是最大的乐子了。
　　 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与粮山建立起友谊的。因为，每在这时他总是帮我的。在弱时被强者帮助，而且他帮你时又毫无功利心，由此所带来的友谊和感激，是刻骨铭心的。经历了快四十年人生的我，目前还依然这样认为。
　　 粮山儿时长得壮实，回想起来人也有些木讷。他平时一般不招谁惹谁，要是你惹了他，他就会坚决反击，拾起砖用砖头，拎起棍子使棍子，不把你撵得抱头乱蹿，是决不收兵的。村里人总叫他憨头小子，他爹娘也这样叫。
　　 粮山上学不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见生字就晕，见算术就迷。但他也不是笨，我们在一个班里时，他的成绩从没有倒数过，始终保持在中等以下。也许是我对他有好感的原因吧，我总觉得他要是努力了，成绩一定不比我差到哪里。但他最终还是没有走考学这条路，初中没上完就下学了。
　　 后来，我上了高中。每次回家的时候，总要找粮山说上几句话，说说在城里的见闻，听听他做生意的体会。那时，他跟父亲一样，拉着一辆板车，走村串户地卖螀油和醋。这样，每次回来就并不一定能见到他，但我总是要向家里人打听一下他的情况。
　　 在我考取大学那年，他给我了三十元钱。我不要，他非给不可，说是等我当官了以后再还他，将来还要靠我，什么的。后来，我参加工作了，总想着那三十元钱的情。记得有一次，中秋节回来，见了他的儿子，曾给过他一百元钱。那孩子长得与粮山小时候一模一样的孩子，脾气也像一个模子刻的一样，犟了好长时间才接着。但我依然觉得我欠他什么，总想要为他做点什么事。
　　 粮山并不是那种，一见人就沾着不放的其它乡党。他很有些自尊，我觉得尤其在我面前，因为他从没有求我帮他做过什么，有时我主动提出看能不能帮他什么时，他总是那句老话：咱一个农民，有两只手就行了，还要啥呀！
　　 这些年，成家了，事也越来越多了，平时回来的次数也一年比一年稀了。关于粮山的消息，自然就越来越少了。时间能把人的心肌变厚，心里的东西也会一天天被消解和淡化。但从断断续续的关于他的消息中，粮山在我心中应该算得上乡间的能人了。他是村里第一个出去打工的人。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回村子，父亲对粮山出外打工似乎十分不解和担心。一个大字不识一筐的农民，进城能日摆啥呢！从父亲的话中，我清楚地感觉到了，他对粮山的不太容忍，只有像我这样念了大学的人，才配在城市里做事。我猜测，父亲一定是这样想的。
　　 但粮山最终还是被村里的人认可了。他每年打工回来，家里总要添置一些别人家没有东西，比如录音机了、电视机了、四轮拖拉机了什么的，最终竟翻盖了五间清一色的带走廊的房子。村子里有些人，渐渐地跟粮山学，基本上都想让他把自己了带进城里。可粮山从没有带谁出去过。村子里的人就骂粮山独害，不愿帮人。俺也有两条腿，谁鼻子下没有嘴！你不带俺，俺就出不了门吗？村子里的人当初都是带着这种对粮山骂，赌着气出去的。
　　 城里也没有金山，钱并不是那样好捞的。村里出去打工的人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都富起来。只有粮山算真富起来了。他在村里第一个盖了两层的小楼，也是第一个安了电话的人家。一个从头到脚粘坷垃的人，扯那电线嘛用！村里人虽然这样对粮山的所做所为不以为然，但最终还是一个个较着劲地跟他学。
　　 这次我回来过年，粮山是提前知道的。一入腊月，他曾用手机给我打过一个电话，那时他还在杭州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因此，我回村的当天下午，我就去粮山家了。
　　 粮山对我的到来，没有我想象的那样欣喜。但从他的言行举止中，我觉得到了我的到来带给他的兴奋，虽然他是有意掩饰了自己。他带我在他的院子里看看，到两层楼的每一个房间里也看一遍。确实出乎我的想象，他家的陈设和所用的物什，并不比城里一家工人家庭差，甚至还要强些。我有些敬佩粮山，也产生了丝丝的酸意，我一个大学毕业的人，能比他一个农民强到哪里呢。我也没有表现出来，心里多少有些怕他瞧不起自己的担心。
　　 临出门的时候，粮山说，“我想要请你吃顿酒。时间就定在初三晚上吧！”他的态度不容推脱，我本来出没有推脱的想法。
　　 这场酒就这样定了。
　　 可回到家里，母亲和父亲却不同意，甚至对我到粮山家都有意见。我说，“为什么呀？我们可是光屁股时就不错啊！”
　　 母亲说，“这孩子现在心黑了，身上有几条人命呢！”
　　 “什么？你不该糊涂了吧，娘！”我有些吃惊。
　　 “他下煤窑时把跟他一道的外乡人家打死，再向老板要钱！盖楼时把一个骗来的侄子推下楼摔死，也得了一笔钱！你不信呀？”父亲在旁摇着头说。
　　 “你们有什么证据？不能这样说！”我突然感觉父亲和母亲都陌生起来，不像从前那个与人为善的父亲和母亲了。
　　 “三年前他就曾经被关过，后来不知咋出来了！”父亲话似乎就是板上钉，不容置疑似的。
　　 最终，初三那天晚上我还去了粮山家。那天我虽然喝了很多，但我心里却没有一点酒味来，我心里一直堵得难受。有几次我张了张嘴，想问粮山，我最终还是没有开口。我显然知道这是没有结果的。他真做了他不会说，他没做，我的问就一定是对他的伤害。
　　 酒散了，粮山送我出来的时候，虽然他院子的电灯扎眼的亮，但我还是觉得眼前的他一片愰忽，强光下斑斑驳驳的，像一张涂得怪怪的纸。
　　 这还是我记忆中的儿时密友——粮山吗？
　　 那天回去的时候，父亲和母亲都没有理我。我知道他们生气了。
　　 现在我都不知道，初三晚上到粮山家喝那场酒，是对是错。也不知道，家里人尤其是母亲极力反对的原因。
　　 这一切都源于我对他的不可知。
　　
　　 晚上从粮山家回来，我与母亲围着火炉在说一些旧事。说着说着就说到了大总李老百。李老百走了几年了，可他还像个活人儿一样，一提到他的名字，他就又站到了我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