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李春是个老实巴交的人。他的沉默，我只有用可怕来形容，再或者，用我们乡下的土话说，他就是用磨子也压不出个屁来。就是这么一个用磨子都压不出个屁来的男人，偏偏做了件令李婶呼天抢地的大事。李婶在呼天抢地之余，一个劲地数落着李春：你这个败家子，这要是出事了，怎搞啊？要是小宝把你给告了，又怎搞啊？
　　 李春把头埋在裤裆里，始终不出一声，间或也抬头看一眼他年迈的母亲。这天的阳光出奇的好，我和李春对坐在和暖的光里，静谧的小村，偶尔响起一两声鸡鸣。
　　 李春是小村牌楼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李春就抛妻别子，外出打工。当时，一百四十七元的零碎毛票，是李春去他乡淘金的全部资本。这个初中勉强毕业的乡下小伙，先是去了南京，但古城南京没有接纳这个有些莽撞的异乡人。这样的拒绝让李春无颜见江东父老，他不甘心啊，于是又只身闯荡到了东莞市一个叫横沥的小镇。在人生地不熟的横沥，初中毕业而又身无长物的李春依旧无法安身。他无数次上门毛遂自荐，但每一次都被生硬地拒绝，发展到后来，几乎所有的保安都认识这个从安徽来的瘦削的年轻人。在某个玩具厂，李春差点就被留了下来，但那个企业需要五百元的押金，而当时的李春，几乎已经身无分文，吃了上一顿就没了下一顿。这一次，接待李春的，是玩具厂里的一个安徽人，那是个比李春大不了几岁的小姑娘，她的微笑，让李春仿佛又回到了小村。“她还给了我一瓶矿泉水，”李春说，“笑起来，像《红楼梦》里的晴雯……”这一次的际遇，一直温暖着李春漂泊无依的行程，也让他相信，世界尽管物欲横流，但还是有“晴雯”这样的善良的人。在李春朴实的思想里，善与恶，就是一瓶矿泉水，无味，透明。
　　 那两年，李春一直没有回过一次小村，他的行踪像无法捉摸的电波，在偶尔一次的电话里飘忽不定，东莞、厦门、珠海、天津、石家庄、重庆……这些陌生的城市远得失去了边际，似乎并不在中国，让李婶和小宝一边是愤怒，一边是吃惊。而在小村人的口口相传里，李春成了一个活得快忘了本的人，他独自走过了大半个中国，而对家里却不闻不问。然而正是那风餐露宿的两年，让李春从一个乡下的毛头小伙子，成为一个精明能干的生意人。那是李春在外漂泊的第三个年头，他终于抓住了一次机会，一条咸鱼于是翻了身。也就是在第二年的春节，小村迎回了衣锦还乡的李春。那个春节是真正的春节，李春从破罡街上买下了五头猪的肉，向每家每户免费大派送。李春的壮举，在十里八乡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一直到今天，大家还在津津乐道那一年的春节，还在怀念那个衣锦还乡的李春。这时候，小村里的男人和女人才从一场大梦里醒了过来，他们仿佛是从暗夜的尽头看到了一线曙光，他们也要和李春一样，去异乡淘金。
　　 和中国地图极为相似的小村牌楼，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叶，终于在明媚的春光里，发出了第一声长鸣。浩浩荡荡的打工大军在李春的感召和引领下，开始远走他乡。有点资本的贩卖桂圆和荔枝（李春从中掘出了第一桶金），没多少资本的就去挖土方，或者是在工地上打零工（在这些工地上，李春居然已经有了熟人）。在李春的帮助和联络下，短短几年之后，小村牌楼就成了一座空村，留守在家的，都是些不得不留守的妇女、老人和学龄儿童。没有人统计过那几年的牌楼人，究竟从外地带回了多少资金，反正一个显见的事实是，那几年，小村牌楼的农业税上缴任务，几乎年年都是先进。时间很快就到了1997年秋，李春的父亲刚刚过世之后，李春推翻了家里那座三十多年的老屋，盖起了村里的第一栋楼——前后两进，上下两层。李春的惊人之举再次惹来人们的议论，在漫长的一段时间里，李春成了小村的名人。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皮鞋照得见人影。黄昏的田间地头，人们甚至可以看见李春和小宝手牵着手，不过李春在前，小宝在后。
　　 那些年，小宝——这个目不识丁的乡下妇女，因为李春而出尽了风头。
　　 对小村的疏离并没有割断我对她的关注与记忆。父亲和母亲一直奔走于城乡之间，每一次来合肥，他们总会带来一些和李春有关的消息。父亲说，李春在湖南认识了一个女的；母亲又说，李春和那个女的生了一个孩子……最近的一次消息让我非常吃惊，小宝要和李春离婚，而李春却死活也不愿意离。
　　
　　 檐下的阳光在渐渐地西移。风，什么时候起来了。屋前的梧叶，斜成了一个旷远的手势。
　　 一地的香烟，毫无规律。
　　 李春在湖南生养的女儿才八个月。李春说，“我知道这是重婚，但我没的选择。”他还说，“一个人在外地，有些事情，是难免的……”我吃力地笑了一笑，面对这个走南闯北的年轻人，我忽然失去了表达的力气。事实上，所有的表达都是多余的。
　　 算起来，李春奔走于异乡已经十多年了。在那些聚少离多的日子里，李春对小村最大的牵挂除了他的母亲李婶，就是他的儿子小龙；除了小龙，就是李婶。而小宝，渐渐地成了一个符号，成了他的名存实亡的妻，或者是“家”的另一重含义——毕竟，在“家”这个温暖的巢穴里，还有他无法舍弃的东西。我知道，在远离小村的日子里，许多物事都成了一个渐行渐远的符号——那些模糊的人，那些蚀骨的事，和陈年的老屋一起，渐渐地风化成一段剪不断的记忆。
　　 但李春轻忽了这个符号，轻忽了符号背后更多的东西。这样的轻忽几乎等同于摒弃，没有人能原谅这样的摒弃与轻忽，也没人能接受李春出格的举止。李春的姐姐妹妹和她们的丈夫，在李婶的哭述之后，开始了对李春的轮番攻击。在一轮又一轮的攻击里，我听见了许多久违的俗语与粗词，他们一致指责李春的叛逆，一致勒令李春和湖南那头斩断联系。而李春，始终陷在黑夜一样幽深的沉默里。仿佛，这一切和他全然没有关系。
　　 自始至终，我只见过小宝一面（或许是她在刻意回避）。这个已经提前老去的乡下妇女和我的年纪相仿佛，她端茶的手一直在颤抖，在杯盖轻微的响声里，我听见她撒下来的同样轻微的似乎有些难堪的笑意。她的眼角像是一柄微型的打开的折扇，幽暗。枯涩。蛰伏着的岁月，不动声色。
　　 我还看见她给李春续了些水。细碎的水花，争先恐后地跃到了杯子外面。
　　 夕阳西斜的时候，不时地有人过来串门，他们在东扯西拉的闲谈，话题永远摸不着边际。但屋子里的笑声又起来了，这些都知情的人，不时地和李春开一些半荤不素的玩笑，李春尴尬地笑着，仿佛悠远的时光，已经让他不会生气。在这些人之中，我猛然认出了胡小涛，他是我的小学同学，小学五年，一年四季，他的嘴角上面永远挂着一串晶亮的鼻涕。现在的胡小涛，嘴角上面已经没有了鼻涕，而是两笔短短的黑里泛黄的“八”字，乍一看，有点像是混事的。他非常礼节地和我握了握手，又非常正式地问及我现在的房子和票子，这让我浑身上下老大地不自在，以至于我几乎说不出话来。在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里，他坚持递给我一支“中华”，而把我的“红皖”随意地别进左耳上的头发窠里。听母亲说，胡小涛2004年就离婚了，新婚的妻子，是比他小八岁的女徒弟。胡小涛在贵池做装潢，这个小女人，只一年功夫就咸鱼翻身，从胡小涛的女徒弟升级成了胡小涛的妻。胡小涛的前妻刘满霞也是我的小学同学，记得我上初中的第一个春节，她还送给我一张手制的小卡片，形状是只展翅的蝴蝶，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四个字：“鹏程万里”。那可能是我收到的第一张贺卡，而且，还是手工做出来的。
　　 我后来在村子里多次遇见过她。每一次，她都绕道而走，有几回，实在是绕不过去了，她就低着头，佯装没有看见我的样子。
　　 我很想问问胡小涛关于刘满霞的消息，但终于没有。时光飞渡，或许，刘满霞早就已经忘了我这个旧年的同学，而被丈夫抛弃的耻辱，想来她也应该不再在意。毕竟，在小村牌楼，她虽然是第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女人，却不是惟一的一个。在她的身后，还匍匐着一群更为苦命的女子，她们守着一个个空空如也的家，冰冷的被褥像一座座小山，年轻的躯体，在无边的暗夜里慢慢荒凉。
　　 我也很想问问李春今后的打算，但也终于没有。因为我知道，在李春的身前，其实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和小宝离婚，另一条是终结和湖南的关系。然而这两条路，哪一条都不那么好走，哪一条都不是坦途。李春的沉默也正来源于此，他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他情愿还是当年的那个懵懂的小子。在懵懵懂懂浑浑噩噩中，度过无欲无求的一辈子——就像我们的父亲和母亲，在他们漫长的一生里，生儿育女才是最大的事，而爱情，和离婚、出轨一样，都是该遭天打雷劈的词。
　　 离开小村，是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清晨。在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里，机耕路边的人家三三两两地亮着温暖的灯，他们似乎是知道，每一个清晨，都有人走出这条惟一通向山外的机耕路，而经年之后，也总有人在温暖的灯火里，悄悄回首，叹息声声。正如那一刻，我就看清了人家窗棂上泻出的灯火，李春两层小楼里泻出的灯火，母亲东房里泻出的灯火，——它们是那么的轻柔，那么的温暖，却又那么容易被我们忽视。像那些黯然凋败的花朵，繁花如织，落花成泥，在琉璃虚幻的光影里，她们无声无息，来去两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