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津过三十岁生日是十年前的事了，现在的范津看上去确乎是四十岁的样子。记得范津过三十岁生日的人们肯定是熟识他的亲朋好友，因为那一天也是他的结婚大典。至于范津为什么要把他和菊的婚礼放在他的生日，而且是三十岁生日，人们虽然有许多猜测，却无定论，大概是取“三十而立”的古训吧。
　　 三十岁再往前走，范津的日子真是一波三折，富于戏剧性。
　　 文革刚过，他参加了三次高考，一次比一次离大学远。最后一次，他让本科院校的录取线拉下50分之巨。他气得青筋暴突，羞得面红耳赤。当即租了一部三轮车，将所有的教科书资料书作业本一古脑搬到河西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校门前，点火就烧。惊得行人四处逃散，以为他是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经常没事找事的交通警也信以为真，没有握着警棍上来质询呵责或掏出罚单，而是远远地站在一旁，脸上又厚又黑的讥笑，仿佛一幅浮雕，以纪念这次难得的乐趣。
　　 范津焚书之后，幽灵般地在大街上游荡。他的胸腔像装了一台魔力发动机，逼得他直想狂叫，飞跑，甚至找人打架。他的大学梦已随着刚才的火势灰飞烟灭了。此刻，他只痴望自己能有武打小说中所描绘的独门点穴功夫，不，最好是会一招“隔山打牛”，不挨人的边，目标对准谁就谁倒霉。要把那些志得意满的人，还有那些嘲笑他的人统统干掉，而且要干得漂亮痛快，无迹可寻。
　　 哈哈，我就坐庄了。
　　 就像他读书时，考试后排名次，他总是在二十名开外。他想，要是我前面的人都死光了，我就是第一名。因而，他对名列前茅的人怀着一种本能的怨恨。同学们看不出，说他性情孤僻。
　　 范津转眼钻进一条小巷。那里冷清、古旧，与繁华热闹的街市有如两个不同的年代。一线长长的书摊搁在两排居民房之间，零星的读者在书摊前移来移去，乍看极像几只埋头啃噬的蠹虫。
　　 范津信手拈了几本降价杂志，翻开其中之一，发现里面都是一些叫做诗的玩意，有的懂，有的不懂，有的半懂半不懂。正想扔下，手的动作刚做，忽然听到了大脑的命令，似乎是“手下留书”之类的。范津怔了怔，从口袋里摸出一把揉得绉巴巴的票子。他觉得自己有点旧小说中豪门公子的味道，一挥手，就把秦楼楚馆里的过气名花赎出从良。
　　 范津在紧张的学习之余，曾经偷偷读了许多明清白话小说，对那些才子佳人、英雄救美的传奇演义烂熟于胸。他一直为生不逢时而惆怅失落，要是早几百年，自己肯定也是潇洒多情的青年才俊，我最有信心的不就是作文么？数理化真讨厌，史地生太枯燥，那时都没有，一辈子只考语文，岂不正中我范某的下怀！?剩下的时间游山玩水，一边是挑书童子，一边是倾国旖旎。况且可以兼并众美，或随时斢换，那才叫风流才子哩。
　　 哼！这是什么世道，给女同学写张纸条都要告到班主任那里去。范津以后每回碰到那位女同学，就恶狠狠地在心里骂道：“红粉狼。”这也是他从旧小说中学到的，还有“胭脂虎”，虎比狼褒义一些，所以范津决定用“狼”来贬抑她。
　　 “红粉狼”已是大学二年级学生了，这片天鹅肉他是吃不到的。
　　 要是现在她在我面前，我偏偏要咬她一口，他妈的，那时真胆小！
　　 范津咬牙切齿，忽然猛地一痛，瞧吐在地上的唾沫，原来舌头出血了。挫折感弄得范津心烦意躁。我难道除了自己咬自己之外，就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咬了吗？
　　 他灰黯的眼神瞅到了床头的一叠杂志，那是他从书摊上带回来的，?有好些天啦。他又拿起了那本诗刊……
　　 你的胸怀
　　 蕴着我的生命
　　 你的眼神
　　 激动着我的行程
　　 你深深浅浅的皱纹是我苦苦翻越的山岭
　　 这就是诗么？写什么的？看看标题，《母亲》，母亲就是他娘的，他娘的我那个母亲十年前就抛弃我们了，她的胸怀里躺着另外一个男人，她的眼神像风中的芦苇一样狐疑不定，她的皱纹里涂满了脂粉。
　　 狗屁诗，我也写得出。真的，我还可以写诗呀。
　　 试一试。
　　 范津果然闷在屋里写诗了。他一边读杂志上的，一边写自己的，碰上卡壳，就到处翻，直到在里面找出一个妙句能安到自己的诗里为止。
　　 陆陆续续，制作了二十多首，四行六行八行的都有，写梦写月写水写爱情写他妈的母亲，反正别人写过的他都不缺。含辛茹苦把他带大的父亲他当然没有想到，因为他主要是走在别人的诗途上，采几朵路边的野花而已。
　　 范津到文化用品商场买了一叠稿纸，工工整整把诗誊好，然后塞进牛皮信封。
　　 寄给谁呢？给杂志不好，发了我也看不到，我不可能恰好在书摊上碰到那一期的。那就给晚报吧，天天看得到的。
　　 范津下定决心，从父亲的抽屉里寻出一张泛黄的晚报，在报屁股上找到了地址。他把邮票贴得方方正正，就像阿Q把圈画得溜溜圆圆，正准备去投，忽地想起那杂志上有许多作者简介，我应该也写个简介让好心的编辑对我有个了解。
　　 可是，我能说什么呢?说高考落选？说老娘和人私奔？肯定不行，那都是笑话，而且也不是三言两语能“简介”得了的。还是照葫芦画瓢吧，这个本事我还有。
　　 首先是姓名、性别、年龄：范津，男，24岁。
　　 再是创作实绩。我刚开始，没得写。但不写又不行，总不能丢人现眼，说不定好心的编辑看见你已发表过作品，会另加青眼哩。况且，假使自己发过诗了，也没什么大的错，总比偷扒抢窃要好吧。如果我去年想到了学写诗，现在说不定已经出名了。写诗人捏白不算撒谎，我又不害人。于是，他大胆地在纸上写道：
　　 已在《诗歌月刊》《校园文学报》等报刊上发表诗作数十首。
　　 几十首不多，牛皮吹得很适中。所谓《校园文学报》《诗歌月刊》，连范津也是第一次听说，自己听自己说。
　　 范津对自己创作的这份简历十分得意，诗歌还没有投寄，遑论发表，但他已经隐隐感到了文字游戏的喜悦。我还是有些天才的。他想。
　　 事情过去一个多月了。范津的心始终悬着没有放下，他甚至怕看见当天的晚报，而是过了几天再往前面翻，都没有发现自己的大作。他把每张报纸上的诗都看得很仔细，又没有发现其中有抄袭自己的痕迹。范津越来越苦闷，整天足不出屋。他把天花板上的蜘蛛戏称为“织女”，墙角落里的蟑螂唤作“牛郎”，阴狠而冷酷地欣赏牛郎织女隔河相望的爱情悲剧。
　　 天底下我不是最不幸的，一定还有比我更不幸的。不谙世事的范津这样宽慰自己。这似乎也是他生存下去的理由，将本来苍白的创痛显衬得更加浅薄，就像一张写坏了的被揉皱扔在字篓里的稿纸。
　　 一天傍晚，范津的父亲在饭桌上对范津说：
　　 “嘿，我在报上看到了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名字。”范津连忙问父亲：
　　 “快找来给我！”
　　 “我是在厕所里看的，碰巧忘了带纸，就拿着刮屁股了。”
　　 范津筷子一摔，夺出门去，跑到最近的一个售报亭，抓起一张晚报就翻到第三版副刊，眼睛扫了好一阵，才在左下角的旮旯里找到了自己的名字，那首诗也很面熟，应该是我范津的。
　　 他对里面的小姐说：“要五份。”
　　 回到家，范津摊开报纸指着那个名字告诉呆若木鸡的父亲：
　　 “这就是我。”
　　 “是你？”
　　 “是我。”
　　 “你上报了？”
　　 “上报了。”
　　 “大学都考不取还能上报？”
　　 范津对父亲的态度十分恼火，硬硬扎扎地戳过去一句：
　　 “信不信由你。”
　　 这一筒子火药并没有击退父亲眼神的怀疑兵团。他只好撤退，又关进自己的小屋里。范津从原稿找出这首诗，与报纸上的互相对照，发现被好心的编辑删了两行，还改了四处。他一读，真的上口些。
　　 到底是编辑。范津说。
　　 处女作宛如一块蘸了酒的海绵，范津干燥的心灵被她润得柔和而激奋起来。
　　 范津对第一笔稿费20元的用法煞费苦心。想买双皮鞋，可皮鞋上又不能写“稿费购得”四字，穿双新皮鞋人家怎么知道我是诗人呢?给烟鬼老爸买条硬壳白沙吧。那天他那样子看我，好像我偷了别人的东西。老家伙平时与麻将香烟为伍，从不过问我的事，给他买了也是白搭。
　　 范津再看报纸的时候，发现自己那首诗的下面有一条灰网，网里有一行字“本版责任编辑李群”。他灵机一动，何不弄对酒去看看这位李群先生?一来感谢他的抬重之恩，斧削之教；二来为以后铺个垫，《政治经济学》里不是有“扩大再生产”一说么，学以致用，活学活用，确是妙计呀。
　　 范津选了一个夜晚来到报社，在传达室问到了李群的宿舍号码，径直敲开了他家的门。除了酒外，范津还揣了专门为此行而准备的几首诗。李群都笑纳了，并鼓励范津多写，多来玩。
　　 范津说，一定再来拜访您，请您指教。
　　 这回范津只等了三天，就在晚报的副刊上读到了自己的作品，而且是三首，而且是在版面正中的位置，无比醒目。
　　 从此，范津成了李群家的常客，也成了晚报副刊见报率最高的作者之一。第二年，范津荣获市“自学成才奖”一等奖。
　　 一向看不起范家的邻居，有一个十六岁的女儿，叫梅，正上高一，听说范津会写诗，便喜欢跑过来，缠着要范津跟她讲诗。
　　 范津不好讲什么，只好一首接一首地读给这位文学爱好者听。梅双手抱膝，很仰慕的样子。范津愈益觉得当诗人真是划得来，不，是花送上门来。他向梅灌输许多古代才子佳人的故事，讲得风花雪月、兴会淋漓的时候，他忽然问梅：
　　 “你说我是不是才子？”
　　 “当然是。”
　　 “那你愿不愿意做佳人。”
　　 “愿意。”
　　 范津的手像青苔一样地爬上了梅的脸颊；而他的全身却好比一部开动的坦克，突突突地抖索不止。
　　 梅面对这种攻势，泰然自若。她说：
　　 “我坐在这里，听你读诗，不是很好吗？”
　　 “光坐着有什么意思，古时……”
　　 “那我就走了。”
　　 梅起身好快，眨眼就到了门外，还轻轻地掩上了房门。
　　 范津枯坐在那里，恨不得把她撵进来，丢在床上。但梅毕竟是人，不是诗，不能由范津窜改以后成为自己的。范津没有动。
　　 过了四年，已是市作家协会会员，并在该市颇有影响的诗人范津因父亲退休，而由街道办事处的一家集体小厂转正到了国营陶瓷厂。
　　 范津年龄偏大，本来是进不去的，但诗给他开了路。厂长说，范津的问题早就应该解决。我们厂里800职工，只有一个诗人。范津因而在厂里声名大噪，人人争相睹之。其中包括许多年轻的女职工，其中又有一位个子略比他高、留短发的女孩，从背后看上去是个美女的身材，正面一瞧却稍稍令人失望，眼睛虽然大，颧骨又太高；嘴巴虽然小，下颏又太薄。可见五官不是很团结，明的在一个脸上，暗地里却互相较着劲。
　　 女孩不作声，看见范津辄笑笑，她知道自己的缺陷，故笑得很浅，把器官的纠纷掩饰在温柔里面。可范津还是觉得有些难受，所以冷落着她。
　　 令范津奇怪的是，其他男职工都不像他那般，而是对她十分热情，再加两分谄谀，与她说话做事时的言谈举止饱和得可以拧出水来。她倒爱理不理的，好像面对一群叭儿狗。
　　 等范津打听到这个叫菊的女孩是厂长的独生女儿时，范津再去看她，便觉得舒服多了。他也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
　　 她的笑轻曼如风，散发着野菊花的香味。看来，许多美都是因为缺少发现呵。他愈发现，就愈觉得菊很美，那些缺陷也成为她娇媚和温柔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了。
　　 范津的眼前总拂不开菊的面影，他的脑袋瓜里老是凸现着菊浅浅的微笑和穿圆领衫时所露出的粉颈。范津第一次真正进入创作状态，他写了一组诗《菊》，悄悄送给了菊。
　　 事情的进程竟然比范津预计的还要快捷。菊的回复是一张晚场的电影票，在青少年宫电影厅，独家放映周润发主演的《英雄本色》。
　　 菊挨在范津的身边，隔得那么近。范津觉得他们之间唯一的距离就是衣服了。范津的左手摊放在坐椅的扶手上，菊很快明白了他的暗示，也将自己的右手加上去，好比大河上的桥梁合龙，两人的内心都起了热烈的欢呼。
　　 尽管电影厅里无比安静，他们甚至没有对望一眼，目光寄托在周润发的打斗上，但手心手背渗出的汗已把他们粘贴融合在一起了。
　　 散场后，他们达到了相当的默契。或许，这也是他们最后的默契。他们不约而同地向青少年宫后面的草坪走去。城市房紧，窝在鸟笼鹊巢里的青年男女就双双携手来到这里消夏。古木、绿草与夜幕把这块小小的草坪变成了爱情密集区，幽谧，然而躁动，荡漾，并且流泻。从厚厚的黑暗里偶尔炸出一线白光，勃涌着情欲的气息。
　　 范津和菊好不容易才觑着了一块空地，是在一棵大樟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