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沿着沙土小路，我和外号垢痂蛋的男孩结伴去学校。
　　 正午的阳光像烧红的扫帚，把我们赶进了路边的葵花地。黄色的葵花头，金黄的花瓣，黑黄相杂的花蕾以及埋藏在花蕾下的葵花籽，像一块块接近成熟的大饼，散发出怪异的香气。绿色枝干伸出蒲扇般的叶片，清晰的纹脉犹如麻纸。我们找了块干净的空地坐下，垢痂蛋摸出了书包里的陆战棋，说下一盘再走，太热了。下了一盘，垢痂蛋推开棋盘，捡了一根草棍，迟疑地看着我：“问你个事，你敢不敢说？”我说：“问，有啥不敢说的？”垢痂蛋说：“毛主席啥时间……”吞吞吐吐没了下文。我问：“咋了？”垢痂蛋绷着脸，草棍在地上划出了一个歪斜的字：死。我吓了一跳，急忙站了起来：“不知道。你想当反革命啊？”垢痂蛋急忙伸出光脚丫用力在地上横竖乱抹，“死”字不见了，他却越发紧张：“我可没说出来，你也不能给外人说。”我点点头：“走吧，快上课了。”两人绕着葵花杆往学校方向走，空地上不时地出现一坨坨或黄或黑的大便，臭气和葵花气味搅在一起。学校方向的喇叭传来张振富和耿莲凤的二重唱：“毛主席啊，您是灿烂的太阳，我们像葵花，在您的阳光下幸福地开放……”
　　 路上有人走动，刺刺拉拉的脚步声由远而近。探头望去，一个提着芨芨筐子的老汉正走向葵花地。大家都叫他骟驼，年轻时跳进结冰的水渠救人，差点冻死，活过来就落下了风湿病，四十多岁娶了外村的寡妇，算是成了家。骟驼平日在队里打杂捞毛混饭，没事了走家串户说三道四，有时候领着寡妇带过来的儿子到学校玩。现在，他哼着小曲向葵花地深处走去，声音含糊，我听清了其中的一句：“揭开儿媳妇的被子，一闻一股尿骚气……”
　　 第二天午饭后，垢痂蛋和我同去学校。穿过葵花地时，走在后面的垢痂蛋叫了一声，我转过头，见垢痂蛋从地上捡起了一个红包。塑料的小钱包，鲜红，印着各色小花。垢痂蛋双手颤抖，打开钱包，里面有两张五角纸币，还有几个硬币。垢痂蛋给了我一张五角，余钱和钱包归了他。我拿了钱，乐滋滋地对着太阳照：马兰青的纺织厂房，几个戴白帽的女工在机器前作业。世界顿时美好起来，头顶上的葵花都在笑。垢痂蛋凑到我跟前，我俩的小拇指拉到了一起，垢痂蛋说：“昨天的毛主席、今天的钱，谁都不能说出去，谁说谁是叛徒刘少奇！”几年后垢痂蛋告诉我，“拾”到的钱包是他偷来的，失主是他姐。给我五毛钱，是怕我告发了他说主席如何如何——当了反革命分子要蹲班房、戴手铐、吃枪子的。
　　 走出葵花地，一群人站在大土坑边上向下指指点点，一个酱紫的裸体死婴趴在坑底。没有人知道死婴来自何处，也不知道为何而死。坑边上的孩子轮番向死婴扔土块，绿头苍蝇嗡嗡起降。我只看了一眼，就害怕得想跑。
　　 事隔三十多年，我仍记得那天走过葵花地的细节。垢痂蛋说错话的恐惧，我得到五毛封口费的窃喜，唱着小调远去的骟驼以及坑中死婴，这些和葵花有什么关系？是因为葵花盛开的背景，衬托出了我记念故乡的潜意识？
　　 我还记得，葵花摇荡的季节，自己常常爬上屋顶，战战兢兢顺着院墙上走近墙角的一颗大杏树。黄橙橙的杏子藏在树叶间，我站在屋顶上伸手就能摘到。奶奶说这棵树原来是我家的，合作化时成了集体财产，摘杏子便成了“偷”。在屋顶上望去，远近散落的黄泥民居被茁壮的白杨和茂密的沙枣树掩盖，时隐时现的大路板结如牛皮，小路上的沙子闪着碎细银光。更远处，是大片的绿麻和葵花。天高得不能再高了，云彩像沉睡的巨兽或怪物。
　　 那几年的夏末秋初，我穿过葵花地走进学校，在教室第三排某个位子上坐定，拿起铅笔和蜡笔画出一座天安门城楼，楼上空无一人，一束两端翘起的葵花花环代替了金水桥。同学们悄悄议论：毛主席就住在那里，出门就能看到我们的葵花。有人问：“毛主席会嗑葵花吗？”是啊，毛主席会嗑葵花吗？这可是个问题。如果他想嗑葵花，该嗑谁画的葵花？
　　
　　 二
　　 公社的文艺汇演名为“葵花朵朵向太阳”。公社中学的几个老师领着一帮学生，排练一出与葵花有关的眉户小戏。
　　 戏的故事是讲某生产队葵花大丰收在即，两个红小兵接受了民兵连长交代的任务：护秋，严防阶级敌人搞破坏。月明星稀，一个妄图变天的地主分子窜进葵花地，掘断地埂，让宝贵的井水流入沙滩。地主犹不解恨，举起铁锨砍斫葵花。两个红小兵及时赶到，和地主斗智斗勇，地主理屈词穷，被押解到了公社民兵连。朝阳升起，葵花簇拥，革命群众衣着鲜艳，在舞台中央的领袖画像下挥舞斧头镰刀，两个红小兵抬出一筐金光闪烁的葵花，加入了虔诚祷告的行列。被抓获的地主分子一身皂衣，脸上涂抹了灰色油彩，圪蹴在舞台一侧瑟瑟发抖。
　　 学校每天都在排练，我和垢痂蛋循着中学院墙传出的胡琴声溜进了排演的大教室。里面坐了十来个人，几个老师拉着二胡，其他人依次上场演绎剧情。我俩蹑手蹑脚地找了空处坐下，看扮演地主的老师和扮演红小兵的学生对唱。垢痂蛋进门前狼吞虎咽下的一根大萝卜，不合时宜地在他胃里发作起来，间隔几秒就要挤出一声响亮的嗝。拉胡琴的老师摇头晃脑，半闭的眼睛不时地被垢痂蛋的嗝拉开，斜视着我们。垢痂蛋憋着气不张嘴，努力想把泛上喉咙的嗝咽下去。对唱结束，师生歇了口气，静默间，垢痂蛋的座位下一声脆响——这个响屁无异于石破天惊。老师和学生们愣了几秒钟，很快大笑起来。垢痂蛋满脸通红，跳起来跑出教室，我也跟着跑了出来。教室里的人笑得更响了……
　　 十月的一天，演出队举着树枝扎成骨架、彩纸裁剪粘糊成花叶的葵花，抬着领袖像在露天舞台载歌载舞，对面一户人家出来了一队发丧的人群，缓步走向舞台后面的死者墓穴。锣鼓镲钹轰响，唢呐的锐叫直上云天，披麻戴孝的队伍哭声凄惨。观众们分散了注意力，纷纷扭头盯着风里飘荡的五色纸幡，目送大红棺椁绕过舞台。公社乐队和发丧的唢呐较上了劲，音调登时高了许多。组织演出的公社革委会主任快步迎上发丧人群，呵斥道：“早就给你们说了今天不准发丧，你们吃了熊胆，还敢……”丧葬队领头的也不服软：“我管求你啥节日不节日的！小伙子修水库炸石头，炮声一响就没了，叫你们给他寡娘给点救济都不成！现在人都发臭了，你不叫入土就抬到你家堂屋去！”革委会主任命令民兵驱赶发丧队伍，两队人马纠缠到了一起，动手死掐对方。丧葬队包围了主席台，揪住革委会主任推推搡搡：“日你先人！你不叫我发送死人，我也叫你唱不成戏，我把你这个没爹没娘的杂怂！”骂声从扩音器传出，引来了更多的围观者。一个民兵鼻口流血，枪托雨点般落在拉花圈车的骡子屁股上。骡子惊慌夺路，冲进了演出队，惊叫声此起彼伏。骡车翻倒在地，车上的花圈、祭奠用的馒头花卷和演出队的葵花花环满地乱滚，整个场子乱成了一锅粥。
　　 秋去春来，学校开设了“农业基础知识”，教学生如何种地。葵花也是一课。我们带着小铁铲，插进田畦，丢进两三粒葵花种子，轻轻踩上几脚，种到地头再返回。头顶盘旋的黑老鸹，扯着嗓门飞来飞去，随时准备落地掘食。葵花出土了，学生去间苗、浇水；葵花成熟了，又要割断枝干用架子车拉到打麦场上，拧断葵头，搓下葵花籽，装了麻袋送到学校农场库房。葵花干堆在场上晾晒，入冬后塞进机器粉碎了喂猪。整个流程结束，老师照例布置作文写葵花。我想不起写了什么，无非是《松树的风格》一类的新八股。
　　 数年后，一个同学迷上了杜甫的诗，吟诵“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挑出了诗中的“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向我解释：葵藿是两种植物，葵不是现在的葵花。我记得杜诗注释里都说葵藿是葵花，司马光有诗“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他怎么说不是呢？我和他打赌，找资料验证，谁也说服不了对方。近些年，我倒是认可了他的说法，杜诗和司马光的“葵”不是向日葵，而是另一种草本。唐宋前的外来物，多半冠以“胡”字，诸如“胡椒”、“胡麻”、“胡琴”、“胡人”。西域人不谙儒家礼节，率性而为，汉人讥刺不守规矩或有悖常理，于是有了“胡日鬼”、“胡折腾”、“胡说八道”等等贬义词（与“胡”相关的几乎没有褒义词？）。明代的外来物多用“番”，像“番茄”、“番瓜”、“番薯”、“番米（玉米）”。在明人的笔记里，葵花叫“番菊”，显然是舶来品，应该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来自美洲的植物。葵花和马铃薯等“番”字家族的成员，有着自新大陆极端旺盛的繁殖力，推动明代以后中国人口几何倍增长。这绝对不是美国人使的坏，那时美国人的祖辈还在别的国家转悠呢。中国人多了，大乱子接踵而来。在国内闹革命闹烦了，便向国外输出革命真理和斗争手段，近在周边邻国，远至非洲和拉丁美洲。嫌死人太少（1949后非正常死亡逾8000万），领袖放眼四海，豪气十足：“第三次世界大战应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中国打。”“死掉四亿人，还剩两亿人，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又可以恢复到六亿人口了。”如果没有五六百年前“番邦”的食物助力，领袖不会如此自信。但也说不定，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不怕拿百姓当炮灰，何惧其他？
　　
　　 三
　　 二十世纪中期，葵花成了一种政治意义的象征。在为数不多的报刊上、在学生课本作业本上、在随处可见的墙报、壁画和诸多宣传品中，葵花作为最佳选择，不分四季地开满各个角落。葵花象征着什么？在非革命时期，葵花多半象征爱情，它有明亮艳丽的光焰、忠贞不二的节操和籽粒饱满的收获。在革命年代，一切暗藏浪漫且带有理想色彩的喻意概属离经叛道，无需多想，葵花是向着红太阳的革命人民的象征。当时家喻户晓的歌曲《社员都是向阳花》唱道：“公社是颗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花儿朝阳开，花朵磨盘大。不管风吹和雨打，我们永远不离开她。”这里的向阳花自然就是葵花。这个寓意被官方宣传机器认定进而普及民间，葵花朵朵向太阳——太阳就是伟大的……。
　　 我家后面有一座三官庙，不知建于何年。所谓三官，估计是天、地、人三位神灵。三官庙在我出生之前的1950年代被拆毁，木料盖了新成立的合作社。此后十年间，全县各种庙宇里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被扫地出门，代之以破坏后的一堆瓦砾。等到我在三官庙址上玩耍的时候，诸神已经销声匿迹多年。庙台地下挖出了几条地道，据说是准备与苏联修正主义对决的防卫战备工事。地上剩了两颗硕大的臭椿，鹤立鸡群地站在一大片葵花地里。椿树材质轻，又易遭虫蛀，《诗经》谓之“樗木难依”，庄子说“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因为无用，这两棵树迄今还屹立在老地方，历经沧桑而枝繁叶茂。
　　 捣毁神庙，驱逐神物，几千年来类似的事件屡屡发生，应属见惯不怪的常例。历来的革命，总是要先毁了老百姓既有的神，再生硬地造出一个神物来悬在天空统治地上。某个特定年代的“新神”被称为“领袖”——红太阳。三官庙木料建成的合作社（后来叫生产队）门前立起了一座三米有余的墙壁，仿若旧时大户人家的照壁，所不同的是时代赋予照壁新名讳，叫“忠字台”。其上绘的不是鱼龙鸟虫，而是一个穿大衣、戴帽子、举起一只大手的面带微笑的人物。他满脸慈祥，背后蓝天如湖水，白云似羊脂，左右两侧写着“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脚下画了摆开的月牙形葵花，在太阳光辉里发散出阵阵油漆味。一些游走串联的红卫兵在台前唱歌跳舞，生产队里的社员在此“早请示、晚汇报”。太阳下的更多景象，是大人物胜似闲庭信步，莫测高深，指点“向日葵”互相斗争。1971年“9?13”事件后，生产队的社员银锄翻飞，色彩斑驳的领袖像化作泥土，有消息说是上面传来指示：老人家发了火，不让搞这些歌功颂德的牌匾了。
　　 秋风从沙岭和土丘里奔向绿洲，一路卷起沙土和落叶，天地间轰响起巨大风箱的喘息，无数葵花织成了黄绿摇荡的海。倘若不是葵花地四周的杨树减弱了狂风，那一片又一片黄色波浪，也许被连根拔起掀入高空，也许会被折断枝干匍匐在地。
　　 所有的牲畜和社员都觊觎着葵花和玉米的累累果实。队里指定了护秋员，昼夜巡视田间地头。护秋员要身体好，目力敏锐，能看到得到远处的风吹草动，能追得上逃跑的窃贼；还得心肠硬，铁面无私，即使本队的亲戚本家或邻近的熟人也不能心慈手软，闭目塞听任其偷窃。光棍赖大具备这样的条件，每年都是护秋的不二人选。赖大半聋半哑，五短身材，满脸胡髭，脾气暴躁，傻劲上来天王老子都不认。护秋的赖大手提一把钢筋粪叉，以拾粪者的面目出现在葵花遮蔽的土坯小屋里。拾粪篼撂在土屋背后，兜壁上残留的粪溺发出阵阵臭气。有人笑骂赖大“屎壳郎”，赖大口齿不清地比划着恨恨回应：“谁的头拔掉不是一肚子屎？”天空湛蓝，云朵停在某处一动不动，炽热的太阳倾下“秋老虎”的毒辣。众所期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赖大截住了一个外村的拾粪者。这个男人瘦小如猴，脸形如习见的朱元璋绣像，更像一只弧度夸张的挖面勺子。赖大从挖面勺挎包里搜出了半截葵花头，两人由争吵升级为开打。赖大目光狰狞，手持粪杈猛抽挖面勺的下三路，木棍和骨头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挖面勺不由自主地随着打击节奏兔子一样蹦跳躲避，发出一连串咒骂。他凑准机会扑进赖大怀里，咬住了赖大的脖子。赖大一头砸向对方面部，挖面勺眼里飞起了五颜六色的花朵，鼻子和嘴巴里冒出鲜红的咸味液体，身体软成了一根面条。赖大一手深入对手裆间，一手撕扯着对方头发，将挖面勺举过头顶，重重地摔在地上。围观者齐声叫好，全然不管昏死在地的挖面勺。队长拍着赖大的肩，掏出一方内容复杂得看不出底色的手绢，包在赖大齿痕分明的血脖子上：“打得好！阶级斗争，就是你死我活！没打死这狗日的就算饶了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