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老了，还差一年就八十周岁。实际年龄老了，心理年龄也老了，他的记忆力现在很差，一件事情一天不知要问好多遍，而且经常是刚刚问了一会儿又问，有时前后不到两分钟，这毫无疑问就是健忘症的表现。当然他也不算最差的，有很多不到我父亲那种年龄就得了老年痴呆症，但比他好的也有很多，像我父亲那种年龄的甚至比我父亲更大的有不少都显得精神矍铄。
　　 他现在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虽然他不承认，但事实又由不得他不承认，现在他爬几步梯子就有点累。他得过肺癌，幸好发现得早，去做了次伽马刀手术，效果还不错，最初通过查CT发现肺部有2.4*2.9那么大的一个肿瘤，动了手术之后，三个月去复查就只有0.8*1.3那么大点了，缩小了很多。但过了一段时间又叫他到去复查，他却怎么都不去了，他说我一直练到功的，哪里有什么病。当然，他不觉得他有病也是一件好事，至少这是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积极的心理暗示是病魔的克星，有时即使有病也会因为乐观的态度和开朗的心情而将病魔驱除出境，如果一直都担心自己有病那就很麻烦了，没有病也会担心出病来，病魔最喜欢那种杞人忧天的忧忧郁郁的人。当然他的病情我们也没让他知道，如果他知道了实情我想他的精神也会跨的。我父亲去做伽马刀的那个医院到处都贴得有宣传防治各种癌症的图文，我父亲识字，他看得懂那些图文，在等候治疗的时候他看了一点，他当时就对我说，你看这些都是癌症，哪个得了癌症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我感到很紧张，我想他是不是已经意思到他的病情了，但他马上又说幸好他只是炎症。我听他这样说才松了口气，我立即说对对对，你跟他们不一样，医生说你只是有点炎症而已。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我就对他说我们到外面去走走吧，外面空气好些，这里太闷了，于是我就带他到外面的花园里去走动走动。幸好他对那些图文也没有什么兴趣，以后他也没再去看过了。他硬不去复查也让我很担忧。我又去咨询过医生，医生的回答是只要做了伽马刀就会继续缩小直至消失。虽是如此，但我心中总觉得没底，所以还是要想办法让他去复查一下才对。
　　 我父亲在坚持练功，每天都练，主要是两种功夫，一种是叫十二段锦的坐功，一种是易筋经，早晚各一次，每次差不多要练两个多小时，每天不间断地练至少有三十年了。如果从他学练功开始算起，那就更长了，他大概在十一二岁就开始拜师学艺，到现在七十九岁就有六十多年了。他在五十左右岁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坐骨神经，到一个工厂的职业医院去住院治疗了两次，但效果不好，依然疼痛难忍，呻唤不已，以为是没治了，便叫我哥哥去借了个板板车把他从医院拉回去，那时他早就已经坐立不稳了。当时我们家里都在准备后事了。那时我刚刚到长江边上的一个小镇松溉供销社参加工作不久，只有十八九岁，没有多少人生经验，我急急忙的赶回来，除了难过以外也没有别的什么好主意。我父亲忽然想到十二段锦里有一句话：“勤行无间断，万病化为尘。”这句话像一颗晶亮的星星，在他孤寂的夜空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他看到了希望。从那时起他便叫我母亲每天早晚都扶着他练功，从不间断。奇迹真的出现了，三个多月后，他的病情就慢慢好转，不需要母亲的帮助自己就能坐起来了，再过三四个月居然能站起来走路了，又过了一年多就彻底好了，以后早晚练功也就成了他每天必修的功课。
　　 后来有很多人知道他练功治好了病就来向他拜师，我父亲拒绝了收他们当徒弟，但把练功的方法告诉了他们，其中有一个女老师，得的是肺结核，去医院治疗效果也不是很好——那时技术条件比较差，肺结核也是一个比较难治的病，现在好像不成问题了——她练了几个月后，病情也明显好转。对有些他看不惯的人，我父亲是不愿意教的，最多也只教一些简单的招式，而不传授心法。我父亲嫉恶如仇，眼睛里夹不得一点沙。
　　 他练功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喊他吵他，有次他在永川老家练功，我有个亲戚不知道这个规矩就去喊他，见他没答应以为是他没听到，连喊了几声。我父亲一下子火就来了，爬起来把他一顿臭骂，而且骂得很难听，妈的娘的都来了，搞得我那亲戚非常难堪，不过好在他也知道我父亲的脾气比较暴躁所以也不会记恨，但不会记恨不等于不会记忆，我想他对这件事的记忆肯定是非常深的。
　　 我父亲也一再要求我们练功，无奈除了我二哥以外，我们这几个兄弟姊妹又都不是很感兴趣，很让他失望。我们即使要练也不想按照他那个办法去练，他那个功太复杂，而且要那么长的时间，我们是坚持不了的。他经常都叹叹气摇摇头说，人家想练都找不到门，你们大门给你们敞开也不想来，哎。
　　 他的坐功和易筋经，都是属于内功，传自少林，主要作用是却病延年，据说练好了还会出现神通，比如天眼通天耳通之类的，就是眼睛能透视耳朵能听到很远的声音，但我父亲练了几十年也没有出现这些功能，不知是他没有得到真传还是练的方法不对。
　　 我父亲因为有点功夫，还差点误入歧途。那时永川刚刚解放，还有些国民党的残余，他们到处散布谣言，说什么共产党不是什么好东西共产共妻之类的，准备组织大刀队去攻打驻扎在永川城里的解放军，并且利用妖术迷惑群众，搞点什么神水说什么喝了之后刀枪不入，但哪里可能刀枪不入，结果是冲得快也入得快，一片一片的倒。我父亲那时十六七岁，血气方刚，英雄少年，一副侠肝义胆，以除暴安良为己任。他也受了那谣言的蛊惑，听说共产党那么坏，当然是要除之而后快，他也准备去参加大刀队，但幸好被我祖父得到了消息，便把他锁在了屋里，要不然解放军的子弹也早就入进了他的体内，他也不可能有机会跟我母亲办一个造人工厂生一大群儿女，四男四女，夭折了一个女儿，活下来的只有七个。在活着的几姊妹中，我在男中排行老三——我的性别当然就不言而喻了——男女混合排行老六，我脚下还有个弟弟。现在我大哥也去了另一个世界，是2010年7月份走的，两年之后，即2012年8月18日农历七月初二凌晨1点58分，我母亲也辞我们而去，找我大哥去了，不知道找到没有，也不知道他们在那边情况如何。
　　 因为当时很多习武的都去参加过国民党的大刀队，后来在文革中清查历史问题时，我父亲自然也成了清查对象。据说那些被叫去盘问的，有的当场就被打死了。我父亲心想进去了也可能活不成了，但要死也要捞点本钱，他一进去就做了必死的准备，如果哪个敢于动手，他就会让他的手以后永远也动不了，不仅仅是手，也要让他吃饭的家伙也永远动不了。他坐在长条凳的一边，一只手搭在凳子的头上，如果一旦有人袭击，他就会顺手抓起板凳还击。他会板凳拳，能攻能守，以我父亲的本事，用板凳拳对付三四个有点三脚猫功夫的人还是没有问题的，我也会些招式，但没有功力，嘿嘿。我父亲的武功在我们老家青峰一带以致更远的地方都是小有名气的，审问他的人也是青峰本地的，当然也知道我父亲的情况，他们当中有一个也会些功夫，但不是我父亲的对手，他看我父亲坐的姿势就知道我父亲有防备，不敢轻易动手，再加上我父亲跟工农派和红旗派两边的人缘关系都不错，所以我父亲那场审问有惊无险。
　　 由于我父亲跟工农派和红旗派两边都有关系，所以对两边的动向都比较清楚，因为这个原因还化解了几场干戈，避免了伤心断肠的流血事件，挽救一些人的生命，所以两边都非常感激。佛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父亲不知道造了好多级浮屠，这些我想应该都是他人生的亮点，是值得浓墨重彩的书写的。但是遗憾的是，我不知道这些细节，当时也没想到向我父亲多问一些有关细节，比如他是如何以双重身份游戈于工农派和红旗派之间？工农派和红旗派知道他的双重身份吗？如果知道，他们又如何容得下他？他又是如何获得那些情报的？又是如何化解他们之间的干戈的？他现在在泉州，在我三姐那里，电话上也不方便问他，他现在的听力很差，就是面对面的说话，也必须要把声音放大才行。再说，隔了那么多年了，他也一定记不清楚了，要不就是通过记忆的加工，所说出来的也一定改变了原有的模样。我相信那是真实的，因为有一次我父亲在跟他的一个老朋友在我家里一起喝酒回忆往事时，那个人说了这样一句话：“那几次如果不是你真的免不了要死几个人。”我是记得很清楚的，而且那声音现在也在耳旁余音袅袅。当然，我想有机会也可以听听经过他记忆加工后的故事，不知道会不会有我们想像的那么精彩。
　　 我父亲在几岁时就失去了他的母亲，之后又迎来了个后娘，后娘待他不好，经常打他饿他，他的童年充满了黑暗。我祖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难道他能容许他的孩子被这样虐待吗？那时我祖父开得有个窑罐厂，算是一个小财主，生活条件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应该还算不错的，但他的孩子居然因为后娘的原因还要挨饿，可见我祖父也是个怕老婆的角色！
　　 我父亲刚满十六岁便跟我母亲结婚了。我外祖父当时听说共产党要共产共妻，也急着把女儿嫁出去。我外祖父家里很穷，是个佃农，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他虽然给女儿找了个财主的儿子，但财主的儿子却有个善于虐待不是自己生的娃儿的后娘！他们一结婚就把他们分了出去，一间竹木结构的夹壁破屋，一口锅，一升米，两个碗，两双筷子，三角钱。那时的三角钱不知相当于现在多少，但不管怎么说，三角钱再多也多不到哪里去，从一升米和一间破屋的情况也可以分析得出那三角钱的价值，一升米也就两斤左右，那间破屋到处漏雨。我母亲娘家也很穷，当然也肯定是没有什么好的陪嫁的。我父亲和我母亲就这样开始了他们的造人工厂，我父亲跟我母亲同年，都是一九三四的，我父亲是正月十四生的，我母亲是六月十七生的，都是农历，在他们十八岁那年，便成功造出了我大姐，之后我们也便陆陆续续地被造了出来。
　　 把我们造出来是成功了，但我们的生活却相当困难。贫穷和饥饿给我们一家人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我不知道我们哪里值得它们那么爱戴，它们死死地缠着我们，对我们围追堵截，狂轰烂炸，我的那个夭折的姐姐就是被它们掠夺了生命的权利，我二姐和我也差一点被它们抢了过去。
　　 我二姐被造出来的时，缺吃缺穿的现象相当严重，没有吃，没有穿，战争年代还有敌人送上前，还可以到敌人那里去抢，和平年代就失去了抢夺的对象。如果不是好心的邻居们时不时地送来点从他们嘴里省下来的米汤和稀饭，她恐怕也没有机会造出她的下一代来。
　　 我父母造我那年，又遇上文化大革命，本来肚子就一直在闹饥荒，现在又闹精神饥荒，担心养不活我，我母亲为了不让我出来挨饿，于是她就偷偷地猛喝我父亲泡的药酒，想把我灌醉，想让我醉在她的肚子里永远不要出来。但我没有醉，那酒反而把我滋养得很好，白白胖胖的，我哭着闹着向世界宣布了我的诞生。
　　 我父亲为了养活我们，不惜付出尊严的代价，有时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
　　 吃集体食堂时，有的干部饿得实在受不了，便想着法子把食堂里的红苕悄悄地偷出来到外面来煮，我父亲便去跟踪他们，几乎是向他们乞讨一样，请他们匀一点出来给他的孩子带回去，他们既授人以柄，当然也不会拒绝。我父亲的这种做法，当然是没有尊严可言的，但为了不至于让他造出来的产品们遭受饥饿，他居然宁愿不要他的尊严。这是一种伟大还是一种悲哀？是悲哀！是绝对的悲哀！有的人说是伟大，但我想怎么可能是伟大？怎么伟大得起来？那是父亲在剜着自己的心给他的孩子们换取一点可怜的生存的权利。
　　 为了逃票，我父亲也跟着那些自发的飞车队去爬过飞车，在距离火车站较远的地方瞅准时机迅速爬上急速飞驰的火车，挑着一挑箩筐，往还于永川和内江之间，去内江的时候是空箩筐，回永川就装了两箩筐红苕片子回来，用石磨磨细了之后做红苕粑吃，那红苕粑很难吃很难下咽，我现在对红苕一类的吃食非常厌恶，也许就是那时吃红苕吃红苕粑吃得太厌了留下的后遗症。有一段时间，红苕还成了农民的代名词，城里人有时会骂农村人说：“你红苕屎都没屙干净！”但那时能够有机会屙点红苕屎是多么幸运的呀！正是为了能有屙红苕屎的机会，有的就在爬飞车的时候丢掉了生命，我们生产队里有个女的也去爬飞车，她丢掉了一只手，活生生的从靠近肩膀处截断。冒着生命危险去换取如此可怜的生存权利，是一种更大的悲哀。这种悲哀让我颤抖，让我流泪，让我肃然起敬！
　　 生活如此艰难，教育问题更是难乎其难了，这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更主要的是意识的问题。甚至可以这样说，我父亲当然也包括我母亲在内根本就不懂得教育为何物。他们只懂得要我们看课本上的东西或者是老师布置的，除此之外都是有毒的有害的或是无用的是什么都不能看的，他们没什么文化，也体味不出看课外书的好处，一旦被他们发现看了课外书，就要遭一顿臭骂，搞得不好还要吃梨子，就是把食指和中指弯起来后并在一起用关节处的指背在你头上敲，那种痛是别有一翻滋味的，要不就让你去淋粪水，就是挑着人的或者猪的大小便兑水稀释后去浇在菜的根部，粪水是菜的粮食菜的菜。我没有埋怨我父母的意思，他们造就我们的身体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恩德，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未来却是需要我们自己来把握的，如果要埋怨，也只能埋怨我们自己没有把握好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