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有一句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我国春秋时期的军事家孙武也说过类似的话，“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生，可以与之死，而不畏威。”这里所说的“道”，人心的向背，其实就是指政治。预测战争胜负，战争性质，主要就看参战双方的政治基础。战争的一方政治基础牢固、广泛，那么这一方的实力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强大，获胜的几率也就更高。当然，也不能否认战争中的偶然因素，比如说天气，比如说地形，比如说将帅的素质，比如战略战术的制定，它们有时也能使实力弱的一方反败为胜，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但是总的来说，起主要作用的是政治因素。三千多年前武王克商，在牧野之战前，周武王和周文王已经做了很多的政治工作，所以与其说周武王的胜利是军事上的胜利，毋宁说是在政治谋略上要高出商纣一筹。
　　 读罢《史记.殷本纪》，我们常常会掩书不解：为什么在武王九年，孟津之盟时，诸侯皆曰：“纣可伐矣！“周武王以“女未知道天命”为由，拒绝讨伐商纣？难道是因为天象的缘故？“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难道是因为这个自然天象，武王就认为商纣死期未到，所以才“还师归”？假如是因为“天命”，那是讲不过去的。因为在此之前，武王渡河时，有白鱼跃于武王船中，这是个极好的兆头，后来的儒者为了渲染周武王克商是“共行天之罚”，是正义之举，往往引用这个白鱼的典故。所以“天命”恐怕不是周武王没有立即讨伐商纣的原因。武王和太公吕望还有别的考量。那么是什么缘故使得他们推迟了克商的日期？他们在等待一个什么时机？或许我们可以从《史记.殷本纪》下面的记载找到答案。
　　 “周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当听到这个消息后，周武王才遍告诸侯说：“殷有重罪，不可以不伐。”这就耐人寻味了。难道纣王之前好酒淫乐，以酒为池，以肉为林，设炮烙之刑，杀九侯女，醢九侯，脯鄂侯，不是重罪吗？只有解答了这个问题，才能解开周武王推迟伐纣的谜底。纣王荒淫无度，大失民心，已经使得诸侯国敢怒不敢言，以此诸侯才“益疏”纣王，“多叛纣而往归西伯”，也就是说原先以纣王为领袖的比较激进（这个激进是相对于商纣的宗亲而言的）的一派，现在已经与纣王划清了政治界限，周文王父子很容易就争取到了这些势力；但是这些诸侯国归附，并不代表商王朝的实力在根本上已经被削弱，所以周武王和吕望在等待的时机恐怕就是纣王的众叛亲离。比干、箕子无疑是纣王的亲人，是商王朝的忠实拥护者，他们与太师疵、少师强可以说是当时中产阶层里彻彻底底的保守派，一心想要维护旧的政治制度，可是纣王居然连这些最忠实的拥护者也都得罪了，他实质上已经成为了“孤家寡人”。美国政治家塞缪尔.p.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知识分子的背离是革命的征兆”，“阴谋修德以倾商政”的吕望和武王，等待的当然就是这个时机，最希望看到的当然也是这个时机。周武王当年孟津之盟没有发动进攻朝歌，大概就是看到时机还不成熟，一者商王朝内的保守派还在支持纣王，二者诸侯国中有些还不敢彻底与商王朝决裂，有些还在支持着商纣，“八百诸侯”与后来牧野之战的“诸侯咸会”还是有数量上的区别的。
　　 政治上已经完全孤立的纣王其实败局已定，加之以吕望正确的军事指挥，商王朝的溃败可谓是摧枯拉朽。虽说战车的发明是在商代，但是有大量大证据表明，首次真正大规模运用战车的乃是在牧野之战中。后人记录吕望兵法之书《六韬》，其中《文韬》有说：“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车骁骑，驰阵陷锋，见可击则击之。”又说：“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阵，要强敌，遮走北也。”这一次战役，诸侯国出兵车四千乘，西周自己有兵车三百乘，以及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当时的排兵布阵主要是分为左中右三军，从史书记载的“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可以推想，吕望的战术指导是，先用勇猛善战的虎贲以及战车，冲击商纣部队的中军，从中间突破，或者从两翼迂回包抄，继之以步兵，全面击溃敌人。古时候是冷兵器作战，战士的士气很重要。《孙子兵法.九变》云：“死地则战。”《九地篇》又云：“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又云：“深入则专，主人不克。”西周深入商朝国都郊外作战，必须抱着必死之心，众志成城，否则就会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周武王十分了解这一个战斗心理，在开战之前，对西周部队做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誓师演说，第一句话就是明确告诉西周战士现在所处的“死地”：“远矣西土之人”，潜台词就是说，如今我们远离家乡深入敌人腹地，疾战则生，不疾战则死；然后又说明如今所要开展的战斗乃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接着又申明了纪律。在周武王的宣传鼓动之后，我相信当时的西周战士一定是“尚桓桓！如虎如罴，如豺如离！”反观商纣，既在政治上不得人心，军事上又不能早做防备，等听到周武王部队开拔到牧野，才仓皇将几十万的奴隶武装，加之以常备军，总共七十万人（这个数字恐怕是夸大了的），但是这几十万的部队不过是乌合之众。果然，“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战斗到底剧烈与否，史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既然纣师倒戈，周武王应该是兵不血刃就攻下了朝歌；一种根据《尚书》记载的“血流漂杵”，认为战斗十分惨烈。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最终都是西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回过头来，我们再思考一下商王朝为什么会如此不堪一击？商纣的淫乱残暴，只是主观原因，客观的、根本的原因乃是在于半原始、半奴隶的旧社会性质下的政治制度已经不适应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或者说已经不适应于“现代化中的社会”。青铜器的出现，使得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人们征服、利用自然的领域得到巨大的拓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思想领域中，人们从敬重鬼神开始倾向于人文关怀。西周初期“敬天保民”的政治思想，与商朝每事必卜、政教合一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一方面，在生产力带动下的思想领域的冲击，让人们从神化的世界中解放出来，平民百姓和诸侯王不再认为商王朝的君王是上天派下来的、具有不可侵犯的神性的政教领袖，他们更倾向于认同一位关心人道、维护自己权益的君王，所以在商纣杀九侯女，醢九侯，做肉池酒林，为炮烙之刑，任用佞臣费中、恶来之后，才敢疏离商纣，归附西周；一方面是商王朝旧的政教合一的体制，不能灵活地、正确地将变革社会中分化出来的阶层吸收组织到商朝的政治活动当中，昏乱暴虐的纣王种种倒行逆施更是加深了这种阶级矛盾。
　　 总结以上可以得出结论，商纣牧野之战的失败首先是军事上的失败，而军事上的失败乃是由于政治上的混乱，政治上的混乱乃是由于旧的政治体制不能动员新的社会集团参与政治活动，而新的社会集团的出现乃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于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乃在于谁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