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对“双面城管”沸沸扬扬的褒贬，终至武汉城管委受不住了，在18日的新闻通气会上，武汉市城管委新闻宣传负责人叶志卫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们强力管理，被指责暴力，我们采取眼神、鲜花、体验执法，被质疑作秀，到底要我们怎么做。有什么好办法说出来，我们奖励1万元。”并非武汉，这话也道出了所有城管部门的迷惘。各地城管虽然有的在开始尝试执法方式的改进，有的仍在暴力执法，但都没有逃出无奈的窘境。
　　 由延安城管到武汉城管，近一个时期相关热点多多。网络、媒体的不依不饶，让城管受到了一些“风吹雨打”，这可能是好事，它将会促进中国对城市管理的重新审视。人们隐约看到，近几天的网络大辩论逐渐接近了问题的核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建设发展速度惊人，如何管好这些日新月异的城市，是摆在政府面前的新课题。这个课题有几个原来被人忽略的深层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1、人民城市人民建，是我们既往的一个口号。持续发展的城市建设，让大批作为劳动力来到城市的农村“人民”，逐渐成为城市的实际市民，他们为了生活，也为了赡养老人、抚育后代，不少人举家迁往城市。由于户籍等制度的区隔，适合这些新“移民”的就业岗位，也只有摆摊设点，适合他们追求的居住“空间价值”，无非是私搭乱建。作为非正规市民，他们只负有“人民城市人民建”的责任，而不享有“人民城市人民管”的权利。权责不对等，从法理上排除了他们“管”城市的资格，猫和老鼠的游戏从一开始就难以避免。
　　 2、与那些历史形成的都市不同，新城市虽然大多设计有豪华气派的各类大市场、商业街，但一般都缺乏小商品交换的小市场。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历史并不长，小生产、小商品交换仍然是中国人很重要的生活内容。有需求必然有供应，小摊小贩，小市小点如雨后的小草，拔除不尽。摊主要生存，居民要方便，城管要市容，必然形成难以调和的矛盾。
　　 3、一支有检阅、有比武、有卧底，着装整齐的，而无宪法赋予其职能、无明确目标、无严明纪律、甚至无编制的，貌似队伍的城管队，是改革中出现的一种很尴尬的衍生物。他们大多来自底层民众，代表着政府管理城市，而实际上只不过是在城市中“管理人民”。这就造成了一个无法打破的怪圈：人民委托政府管理城市，政府委托城管行使职能，城管代表政府管理人民。这种相矛盾的职业特性，让人很难恰当地为其职业角色定位，更让身处其间的队员失去自我，在职业生涯中永远处在两难之间。
　　 从强力执法的“暴力”到柔性执法的“作秀”，城管部门“到底要我们怎么做”的迷惘，是一种认识自己的过程，离本质不远了。
　　 事情的本质是什么？
　　 6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有这样几句话：“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
　　 城市管理是整个社会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坚持群众路线，坚持人民城市人民管，是改变城管被动局面的总钥匙。集思广益，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从方便市民、为底层民众疏通谋生渠道的目的出发，合理规划城市特别是新城区的地摊、夜市、狗市、排档等摊点布局，正确认识城市功能，正确处理个体经营与市容市貌的关系，明白“清明上河图”远比“车水马龙”更具中国特色城市意味的道理。这是从所谓“顶层设计”而言的。大凡遇到交通与商贩突出的矛盾交叉点，应依靠社区民众自己管理自己的好传统，其中所蕴藏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得到充分调动。将那些“临街居民夜晚无人也要点灯”、“白天不能看到阳台晾衣服”的规定统统纳入“四风”的形式主义革除掉。这是从管理方法而言的。
　　 很多地方政府，并没有做他们该做的事，而是一股脑儿将棘手问题交给城管人员去“执法”。“法”是什么？无非是对“形象”的臆断。如此执法，必然会激化矛盾。武汉城管“换位思考”是一个好开端，挨骂不是因为换位思考，是“卧底”用词混淆了矛盾性质，将城管和商贩双方都推向了对立面。正如那位“双面城管”得出的思考：“我们政府能不能采取有效的方式，让地摊文化能够继续下去，规范起来，没有必要一刀切取缔。”仅这一条，这个一万元的奖励，就应该发给他。